南平市图书馆

人格观和价值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的各家各派均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不尽一致，但也相互联系，有趋同性的一面。尤其当儒家文化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后，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亦成为了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对社会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崇尚和认同。朱子理学作为新儒学，其所追求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对传统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1．朱子理学对传统理想人格的影响所谓人格，指人的存在价值、道德品质、自我意志、尊严和内在性格等的总称。中国传统理想人格一般崇尚“君子”，这为儒、道、墨、法等各家所推崇。而儒家又在君子人格的基础上，以“圣人”为至高无上理想人格的化身。朱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加以发展，其理学思想以追求成圣成贤为理想人格，对圣人、贤人推崇备至，把圣人、贤人视为道的化身，使圣贤之道得以传承。
  由对圣贤的尊崇出发，朱子提出学做圣人的理想人格观。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①学做圣人是朱子追求的理想，也是他对学者提出的要求。学做圣人是朱子理想人格观的要求，要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却要经历一个“超凡入圣”的过程，即超越普通人对欲望和利害的追求和计较，而进入理想的圣人人格境界。他说：“而今紧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自可超凡入圣。”②认为圣人与凡人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区别，但只要理会得圣凡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努力按圣人人格所要求的原则去做，终究会超凡入圣，由昨日的凡人成为今日的圣人。朱子抬高普通人的人格地位，认为圣贤与常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圣贤能做到的，常人也能做到，只不过是复其性善之本而已。朱子这一人格观对后世传统理想人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传统人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自视为卑，故不肯进。抑不知，使圣贤本自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自开辟以来，生多少人，求其尽己者，千万人中无一二，只是衮同枉过一世！……人性本善，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圣贤能尽其性，……圣贤千言万语，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耳。①1朱子认为，圣人与凡人在本质上即内在根据上没有差异，其性一同，均为先天性善，但圣凡之间又存在着客观的不同，这就是凡人为利欲所诱，不能复性之善，而圣人则能够尽其性，成为人间楷模。圣凡区别的原因，不在于先天禀赋的不同，而在于后天能否尽其性。凡人只要去其利欲的干扰和外界的影响，复本性之善，就可达到成圣的理想人格目标。
  朱子圣人与常人禀性相同的思想影响到王阳明的理想人格观，在性即良知、“良知是乃天命之性”②的前提下，王阳明把吾心之良知作为普遍的人性，认为在拥有良知问题上，“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③。指出圣愚之分就在于能不能致其良知，而不在于是否拥有良知。良知是人人皆有，这是愚人可以成为圣人的内在根据。拥有良知，提供了成圣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致良知，其关键在一个“致”字。王阳明认为，成圣之功在于“致良知”，做到了“致良知”，使个个做得圣人，以至“满街人是圣人”。④这就提高了愚夫愚妇的人格地位，把儒家追求成圣的传统理想人格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社会。王阳明的理想人格观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却又是受朱子人格观影响的结果。这表现在，朱子认为圣人与常人禀性相同，这是常人实现理想的圣人人格的内在根据；而王阳明亦认为无论圣愚人人皆有良知，其良知即性，他把朱子的性改造为良知，认为人人皆有良知，这是愚人成为圣人的内在依据。此外，王阳明以能否“致良知”作为由愚人成为圣人的关键；而朱子则以能否“尽其性”作为区别圣凡及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由于王阳明把朱子的“性”改造为“良知”，故“尽其性”与“致良知”也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以上表明，朱子圣凡禀性相同，“尽其性”是成圣的内在要求的思想，对王阳明的理想人格观产生了客观的影响。朱子的学做圣人的理想人格观亦成为传统人格观的重要内容，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圣人人格的追求。
  2．朱子理学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与追求成圣的理想人格相关，朱子理学思想在价值评判和价值标准上，主要以三代、道义、社会、中、内在精神等为价值取向。这些价值观经广泛的传播和提倡，成为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朱子以三代作为价值的标准，认为夏、商、周三代社会是美好的理想社会，一切以三代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后世帝王也须法三代圣王。面对弊端百出的社会现实，朱子为了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把希望寄托在美好的三代社会里，企图从古代引出解决现世社会治理的原则。在朱子看来，不仅三代推行的圣人之道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据和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而且“三代之《书》《诰》《诏》《令》，皆是根源学问，发明义理，所以灿然可为后世法”①。指出三代社会的制诰诏令都是以义理为根据，足以为后世效法。朱子崇尚三代的价值取向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使得复三代，厚古薄今进一步成为风尚，人们往往以继承和保持传统为时尚，即使主张变革的人们也大多“以复古为解放”，以减轻传统的压力。这种崇古、复三代的价值取向对保持和发扬好的民族文化传统比较有利，但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形成一定的阻力，并带来消极影响。
  朱子以道义为价值取向，集中表现在他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上。他认为道义的原则应优先于功利，虽然义利不相分离，但道义却是衡量是非、取舍事物的标准。朱子的这一思想作为传统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对社会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批判当时社会出现的汲汲追求个人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和社会公利的时代意义，但其相对忽视个人利益和事功的倾向，又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受朱子价值观的影响，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以义利来分辨君子与小人。他说：“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②并指出：“仁义未尝不利也。”①这体现了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由此，王夫之对李贽重私利的价值观提出批评。李贽强调“人必有私”，肯定私和利的价值，反对程朱重义轻利的思想，表现出与传统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王夫之对李贽的批评，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朱子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
  朱子以社会为价值取向，认为社会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个人利益应服从社会公共利益，即使君主个人也得服从天下国家的利益，而不得“独断”。这亦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化重社会轻个人的一个特点。朱子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朱子思想的影响，理学形成重群体，轻个体；重社会，轻个人的价值观念，表现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在这种观念的熏陶影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人们崇尚的价值观，而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社会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从历史上看，正是这种价值取向使中华民族凝成一体，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并延续发展至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重社会轻个人的观念又具有一定的消极因素，表现为抹煞个性，压抑人的首创精神，由此亦一定程度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朱子以中为价值取向，这主要表现在朱子提出“十六字心传”的思想。
  他认为中是事物的原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主张“执中”，无过不及。中与和相联系，不仅“中为贵”，而且“和为贵”。持中贵和的思想既有维持社会稳定，保持事物现状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和事物发展的基础；又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冒险竞争精神，缺乏活力，以至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朱子以中为价值取向的思想随着阐述道统之“十六字心传”而传播开来，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朱子以内在精神为价值取向，相对轻视外在物质，这通过他所建构的“心统性情”论思想体系得以表现。朱子强调发挥主体思维的能动性，以主宰之心统率性情，重视和宣扬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对于认识和保持善性的重要性，道德理性虽提升为天理，但内在于人心。尽管朱子的认识论包括了认识客观事物之理的内容，但其认识的主要目的和对象是道德原则。就道德原则内在于心，又被心所认识而言，朱子重内在精神的价值，而对外在事物及其规律不予过多的重视，从而主张实现内在的自我超越，达到“知天”“成圣”的目的。这使得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既有助于保持人格尊严，弘扬民族精神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里面包含了促进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内在源泉，同时又带来轻视物质及物质利益，忽视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流弊。
  质言之，朱子提出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对传统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成为民族潜意识而积淀下来。虽然它对现代社会仍发生着影响和作用，但人们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变革不合时宜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应注意发扬包括朱子思想在内的传统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中的积极因素，为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