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理学思想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而且当朱子理学被确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后，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价值体系和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经过岁月的流逝，有不少已积淀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潜移默化着人们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对传统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一）成为传统人格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人格观和价值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的各家各派均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不尽一致，但也相互联系，有趋同性的一面。尤其当儒家文化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后，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亦成为了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对社会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崇尚和认同。朱子理学作为新儒学，其所追求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对传统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1．朱子理学对传统理想人格的影响所谓人格，指人的存在价值、道德品质、自我意志、尊严和内在性格等的总称。中国传统理想人格一般崇尚“君子”，这为儒、道、墨、法等各家所推崇。而儒家又在君子人格的基础上，以“圣人”为至高无上理想人格的化身。朱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加以发展，其理学思想以追求成圣成贤为理想人格，对圣人、贤人推崇备至，把圣人、贤人视为道的化身，使圣贤之道得以传承。
  由对圣贤的尊崇出发，朱子提出学做圣人的理想人格观。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①学做圣人是朱子追求的理想，也是他对学者提出的要求。学做圣人是朱子理想人格观的要求，要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却要经历一个“超凡入圣”的过程，即超越普通人对欲望和利害的追求和计较，而进入理想的圣人人格境界。他说：“而今紧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自可超凡入圣。”②认为圣人与凡人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区别，但只要理会得圣凡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努力按圣人人格所要求的原则去做，终究会超凡入圣，由昨日的凡人成为今日的圣人。朱子抬高普通人的人格地位，认为圣贤与常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圣贤能做到的，常人也能做到，只不过是复其性善之本而已。朱子这一人格观对后世传统理想人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传统人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自视为卑，故不肯进。抑不知，使圣贤本自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自开辟以来，生多少人，求其尽己者，千万人中无一二，只是衮同枉过一世！……人性本善，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圣贤能尽其性，……圣贤千言万语，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耳。①1朱子认为，圣人与凡人在本质上即内在根据上没有差异，其性一同，均为先天性善，但圣凡之间又存在着客观的不同，这就是凡人为利欲所诱，不能复性之善，而圣人则能够尽其性，成为人间楷模。圣凡区别的原因，不在于先天禀赋的不同，而在于后天能否尽其性。凡人只要去其利欲的干扰和外界的影响，复本性之善，就可达到成圣的理想人格目标。
  朱子圣人与常人禀性相同的思想影响到王阳明的理想人格观，在性即良知、“良知是乃天命之性”②的前提下，王阳明把吾心之良知作为普遍的人性，认为在拥有良知问题上，“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③。指出圣愚之分就在于能不能致其良知，而不在于是否拥有良知。良知是人人皆有，这是愚人可以成为圣人的内在根据。拥有良知，提供了成圣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致良知，其关键在一个“致”字。王阳明认为，成圣之功在于“致良知”，做到了“致良知”，使个个做得圣人，以至“满街人是圣人”。④这就提高了愚夫愚妇的人格地位，把儒家追求成圣的传统理想人格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社会。王阳明的理想人格观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却又是受朱子人格观影响的结果。这表现在，朱子认为圣人与常人禀性相同，这是常人实现理想的圣人人格的内在根据；而王阳明亦认为无论圣愚人人皆有良知，其良知即性，他把朱子的性改造为良知，认为人人皆有良知，这是愚人成为圣人的内在依据。此外，王阳明以能否“致良知”作为由愚人成为圣人的关键；而朱子则以能否“尽其性”作为区别圣凡及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由于王阳明把朱子的“性”改造为“良知”，故“尽其性”与“致良知”也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以上表明，朱子圣凡禀性相同，“尽其性”是成圣的内在要求的思想，对王阳明的理想人格观产生了客观的影响。朱子的学做圣人的理想人格观亦成为传统人格观的重要内容，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圣人人格的追求。
  2．朱子理学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与追求成圣的理想人格相关，朱子理学思想在价值评判和价值标准上，主要以三代、道义、社会、中、内在精神等为价值取向。这些价值观经广泛的传播和提倡，成为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朱子以三代作为价值的标准，认为夏、商、周三代社会是美好的理想社会，一切以三代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后世帝王也须法三代圣王。面对弊端百出的社会现实，朱子为了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把希望寄托在美好的三代社会里，企图从古代引出解决现世社会治理的原则。在朱子看来，不仅三代推行的圣人之道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据和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而且“三代之《书》《诰》《诏》《令》，皆是根源学问，发明义理，所以灿然可为后世法”①。指出三代社会的制诰诏令都是以义理为根据，足以为后世效法。朱子崇尚三代的价值取向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使得复三代，厚古薄今进一步成为风尚，人们往往以继承和保持传统为时尚，即使主张变革的人们也大多“以复古为解放”，以减轻传统的压力。这种崇古、复三代的价值取向对保持和发扬好的民族文化传统比较有利，但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形成一定的阻力，并带来消极影响。
  朱子以道义为价值取向，集中表现在他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上。他认为道义的原则应优先于功利，虽然义利不相分离，但道义却是衡量是非、取舍事物的标准。朱子的这一思想作为传统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对社会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批判当时社会出现的汲汲追求个人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和社会公利的时代意义，但其相对忽视个人利益和事功的倾向，又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受朱子价值观的影响，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以义利来分辨君子与小人。他说：“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②并指出：“仁义未尝不利也。”①这体现了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由此，王夫之对李贽重私利的价值观提出批评。李贽强调“人必有私”，肯定私和利的价值，反对程朱重义轻利的思想，表现出与传统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王夫之对李贽的批评，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朱子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
  朱子以社会为价值取向，认为社会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个人利益应服从社会公共利益，即使君主个人也得服从天下国家的利益，而不得“独断”。这亦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化重社会轻个人的一个特点。朱子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朱子思想的影响，理学形成重群体，轻个体；重社会，轻个人的价值观念，表现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在这种观念的熏陶影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人们崇尚的价值观，而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社会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从历史上看，正是这种价值取向使中华民族凝成一体，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并延续发展至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重社会轻个人的观念又具有一定的消极因素，表现为抹煞个性，压抑人的首创精神，由此亦一定程度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朱子以中为价值取向，这主要表现在朱子提出“十六字心传”的思想。
  他认为中是事物的原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主张“执中”，无过不及。中与和相联系，不仅“中为贵”，而且“和为贵”。持中贵和的思想既有维持社会稳定，保持事物现状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和事物发展的基础；又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冒险竞争精神，缺乏活力，以至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朱子以中为价值取向的思想随着阐述道统之“十六字心传”而传播开来，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朱子以内在精神为价值取向，相对轻视外在物质，这通过他所建构的“心统性情”论思想体系得以表现。朱子强调发挥主体思维的能动性，以主宰之心统率性情，重视和宣扬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对于认识和保持善性的重要性，道德理性虽提升为天理，但内在于人心。尽管朱子的认识论包括了认识客观事物之理的内容，但其认识的主要目的和对象是道德原则。就道德原则内在于心，又被心所认识而言，朱子重内在精神的价值，而对外在事物及其规律不予过多的重视，从而主张实现内在的自我超越，达到“知天”“成圣”的目的。这使得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既有助于保持人格尊严，弘扬民族精神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里面包含了促进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内在源泉，同时又带来轻视物质及物质利益，忽视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流弊。
  质言之，朱子提出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对传统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成为民族潜意识而积淀下来。虽然它对现代社会仍发生着影响和作用，但人们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变革不合时宜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应注意发扬包括朱子思想在内的传统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中的积极因素，为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服务。
  （二）对传统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朱子作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理论代表，其经常运用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义理思维，象数思维，辩证思维（包括整体思维），类推思维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朱子的思维方式又是构成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当时并对后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1．义理思维所谓义理思维，指以义理作为理性思维的出发点和依据，而不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的认识和对文字字面的考据上。朱子以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学说，在建构自己理学体系过程中，大量运用了义理思维的方式。他从理性思维的认识逻辑出发，深入到事物和认识对象的内部，着重探讨和认识事物存在的根据及其规律，把万物之理归于天下一理，由人道推导出天道，人道伦理虽以天道自然为根据，但天道自然却以人道伦理为内容。天人合一之道既是宇宙万物之所存在的根据，又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原则，其道即天理，亦具有事物规律的涵义。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的结合，超越了以往对事物表面直观的认识，因而具有理性思维的意义。
  朱子的义理思维方式也是其经学研究主要运用的方式。朱子不仅以阐发义理为经学研究的目的，而且直接以义理思维的方式去阐发义理，这主要表现在其“四书”学、诗经学和尚书学等方面。即朱子以义理思维为出发点和依据，去探求儒家经典之“四书”、《诗经》《尚书》等经文中的义理，而不停留在对经书文字的考据上，这是对前代训诂注疏之学的超越，由思维方式的创新，而发展了中国经学。
  朱子集义理思维之大成，对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甚大。受其影响，义理思维形成风气。不仅宋明哲学家大多崇尚理性，相对轻视感性，而且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中华民族重理性自觉，以理性指导感性的精神。其理性主要指道德理性，同时也包括认知理性，是二者的合一。义理思维的对象既指道德理性，同时也包括认识事物的规律，由此传统思维方式重视主体对道德理性的体认，体现了伦理本位、道德中心的原则，同时也不废对事物之理的认识。
  这是受朱子思想影响的结果。
  2．象数思维象数思维是对义理思维的补充。所谓象数思维，指以图象及其数字关系来认识和解释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源于以象数解《易》的治《易》方法，又从《周易》的象数关系出发，加以引申发挥，从中推导出义理，以作为阐发义理的基础和依据。这也是朱子对易学史上象数学的发展。
  朱子对程颐单纯讲义理而不及象数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提出批评，指出尽管其义理精，然与本义不符。主张先由象数明其本义，然后在探明本义的基础上推说义理。由此朱子对象数十分重视，并借鉴道教之图，以图象解《易》，运用了象数思维方式。朱子的象数思维方式重视对河洛之图和伏羲先天四图的借鉴和运用，并将其与邵雍、周敦颐之说结合起来，又把太极与理等同，最终是为了以象数求义理。但朱子强调义理的阐发必须建立在《周易》卜筮本义的基础上，通过象数思维来求得，否则其义理缺乏根据。
  朱子提倡象数思维的目的，不在于就象数论象数，而在于即象数求义理，把象数与义理结合起来，以象数思维补充义理思维之不足。在朱子看来，象数是客观存在的，而不可人为地回避，单纯讲义理而不及象数，这不仅与本义不符，而且其所讲义理也缺乏客观的根据，故必须从《周易》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象数关系出发，以象数思维方式来认识和解释事物，使之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阐发义理。朱子的这一思维方式，并不限于易学研究本身，由于其易学与其哲学、理学相联系，朱子又以此来解释其天理论哲学，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故其象数思维方式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3．辩证思维朱子的辩证思维别具特色，是构成其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理性思维本身具有辩证的本性，运用辩证的方法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考察整体内部相互对立的关系，是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
  朱子的辩证思维把整体思维包括在内，在辩证思维中亦强调整体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而统一于天理或太极、道。整体之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相反相成的矛盾统一体。就其相反相成，矛盾对立而言，表明其相互关系是辩证的；就矛盾双方又共存于统一体之中而言，表明其对立双方又是统一的。他说：“一便对二，形而上便对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①朱子继承二程“无独必有对”的辩证法，并加以发展，认为不仅天下万物皆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且一与二对，一中又有对，一分为二后，二又各自为对。如此深化了辩证思维的内涵，把对立统一、相反相成视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这对中国辩证思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4．类推思维朱子的类推思维是对程颐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所谓类推思维，指运用同类相推，包括类比、推理等推论方法所进行的思维。
  类推思维方式是朱子经常运用的思维方式，并一定程度地带有逻辑推理的形式。朱子在建构自己“心统性情”论思想体系时，以类推思维为手段，把众多范畴、命题和理论联系在一起，构筑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心兼静动、心兼体用、心兼未发已发，与心统性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朱子认为静、体、未发是同类事物，涵义相通，可以类推；其动、用、已发亦是同类事物，涵义相当，亦可类推。又以“心统性情”来综合和概括心兼静动、心兼体用、心兼未发已发。于是，“心统性情”便可类推出心兼静动、心兼体用和心兼未发已发来。这是朱子类推思维方式的具体运用。
  此外，在朱子的伦理思想里，其理、义、公是同一层次的代表儒家道德原则的范畴，其涵义相近而相通；与理、义、公相对应的有欲、利、私等同一层次的代表人身物质欲望及个人私利的范畴，它们涵义亦相近而相通。故由此两类范畴构成的存理去欲、重义轻利、尊公蔑私的思想命题，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而可触类相推。朱子的这一类推思维方法也是其对二程思想的吸取和进一步发展，这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以上可见，朱子继承并发展二程，形成以义理思维、象数思维、辩证思维和类推思维为主要内容的思维方式。这不仅体现了朱子本人思维方式的特点，而且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思维方式已逐步积淀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至今仍发挥着潜在的影响和作用。
  （三）朱子理学思想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伟大民族，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朱子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儒学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总结者，其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业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面貌。受朱子思想及其理学价值观的影响，在宋及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他们爱国爱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重义轻利，廉洁正直，重操守，讲气节，重道德自律，讲责任义务，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因此，不能因为朱子思想及其理学价值观具有消极因素和流弊，就把它与封建主义完全画等号，而忽视了朱子思想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正面作用。
  所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政治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文化、共同社会心理、共同价值体系、共同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的总称。民族精神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以孔、孟、朱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和主体（与其他文化形成多元互补），朱子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客观的影响，并积淀为民族潜意识，对现代社会仍然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排除宗教神学干扰，倡人文主义精神；重理性自觉，以理性控制感性一般说，中国人绝大多数不信奉宗教，尤其是汉族人更是如此。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中国人受到世俗儒家思想尤其是朱子反宗教神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朱子面对外来佛教文化的挑战和本土道教文化的相争，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宗教文化不讲人事之理，出家出世的神学教义，倡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改变了唐代宗教冲击人文，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为宋以后新儒学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最终使宗教文化未能盛行于中国。这有赖朱子对宗教神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
  从一定意义上讲，朱子理学的中心课题是要解决重建哲学的人学，即把儒家人学哲理化，也就是通过形上学的论证，解决人的本质、本性以及自我价值等根本问题。一方面，加强哲学上的论证，以弥补传统儒学哲学思辨之不足；另一方面，回应宗教文化的冲击和干扰，以巩固世俗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于是朱子等理学家批佛教的禁欲主义，指斥其逃父出家、抛妻别子、不尽责任义务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倡人文精神，主张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欲望和衣食需求，这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中华民族历来以理智克让，讲原则，重信义，讲民族大义，不为物欲和眼前利益所动而著称于世。朱子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创新，完成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对此种精神的培育影响甚大。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长期发展而不因乱世所中绝，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道德理性始终能够主导感性欲望。二程、朱子均主张超越感性直观，追求理性自觉，使整个社会在一个有序的、理性的指导下正常运转，避免因感性欲望的过度泛滥而造成社会生活失序。这加强了中华民族重理性，重内在自觉，节制感性欲望的克制精神，以此排除宗教的干扰和感性的影响（亦不离感性），形成了与西方民族不同的特点。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既要充分、合理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需求和感性欲望，同时也应把理性置于优先于感性欲望的位置，这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基本准则。
  2．崇尚气节，倡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民族文化的崇高精神。然而爱国主义不是一朝一夕，或几十年短暂时间形成的，而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儒家思想中包含的华夏民族主义精神严于华夷之分，强调华夏文化优于域外文化。朱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华夏与夷狄区分的主要标志在于文化，在于是否认同儒家圣人之道即天理。由此他以天理及三纲五常的原则为依据，颂扬抗金名将岳飞，痛斥投降派秦桧，力主抗战复仇，倡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朱子任职浙东期间，毁永嘉秦桧祠，例举秦桧罪恶而加以清算。这充分表现了朱子崇尚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朱子所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朱子重视个人对民族、社会、国家应尽的责任，经过宣传弘扬，以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为重的观念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崇尚的人生价值准则，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使得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海外华人无不受到华夏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而认同于中华文明。
  3．克己私，廓然大公，重责任义务大公无私，克己奉公，重责任义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朱子说：“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①主张克己私，天下为公，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公共利益，把国家民众的前途命运和民族利益置于首位。这对民族精神的养成影响很大，历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层出不穷。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斗争中，大力提倡“天下为公”的精神，以“公天下”反对“家天下”。除提倡天下为公，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外，朱子“克己私”的思想还具有重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义务，轻个人对社会的索取，致力于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把个人及个人利益融入社会及社会公共利益之中的意义。这一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是如今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的可靠保证。
  4．心统性情，重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道德自律的民族，历来以儒学文化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其他文化，而不以武力强加于其他民族。这与妄自尊大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放纵物欲、肆意侵略的殖民主义形成对照。朱子的“心统性情”，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的精神，经长期流传，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既是哲学命题，又是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重大问题而提出的伦理学说和道德理论。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既重涵养，又重躬行，强调道德践履；既培养理想人格，发挥道德意志的力量，又把察识其心与存养其性结合起来，以理智之心统御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既通过发挥人心的主观自觉，来强调平时的道德修养与临事按道德原则办事的一致性，又提倡和肯定道德自律，控制与节制情欲，以修身而达到治国平天下，防止只顾满足个人利益和欲望而不顾乃至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倾向。朱子的这一思想达到了理学道德修养论的高峰，它体现了当时时代思潮的特点，并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自律精神产生了影响。
  朱子以道德修养而不以宗教信仰为中心来实现其价值目标，固然有加强伦理约束的一面，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以宋代理学的伦理约束、道德修养来代替宋以前流行的人身束缚和宗教迷信，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进步的趋势，因而其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影响也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以上可见，朱子理学思想经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其中的某些有价值的内容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全民共同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定势和文化精神。朱子理学思想作为民族潜意识已积淀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具有超越感性直观的深层次的文化意义。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学二·总论为学之方》，第134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学二·总论为学之方》，第134—135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学二·总论为学之方》，第133页。 ②〔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续编一·大学问》，第971页。 ③〔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第49页。 ④〔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第116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第3258页。 ②〔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八《宣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00页。 ①〔清〕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孟子·告子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04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程子之书一》，第2435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钦夫仁说》，《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