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不仅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加以综合创新。朱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首创“四书”之名，集“四书”学之大成“四书”学的提出和确立，是程朱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然二程只是开“四书”学之先河，提出基本的思想线索，其“四书”学的思想理论尚不完备。朱子则在二程提出的思想线索的基础上，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创“四书”之名，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合为四部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其地位在“六经”之上；并以毕生精力集注“四书”，著《四书章句集注》，以重义理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汉学单纯重训诂的注经模式，集宋代“四书”学之大成，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大变革。
  2．阐发“十六字心传”，集道统论之大成道统思想源远流长，其思想内涵古已有之，历经发展演变，至宋代趋于成熟。朱子发明“道统”二字，在继承、借鉴二程、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梳理并确定道统的传授谱系，从形式上把儒学道统体系化。不仅如此，朱子还从内容上丰富了道统的思想理论体系。他提出“十六字心传”说，以超越时代的心传体现道统观。在朱子看来，《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传心诀与《中庸》体现的“孔门传授心法”相通，是以义理之心即道心为标准，随时而为中，通过心心相传，心灵领悟，把圣人之道传授下来。朱子还建构了精致的道的哲学，以道为形上之天理，提出道兼体用的思想，提高了道统之道的哲学思辨水平，这是从内容上对儒学道统论的创新发展。
  3．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朱子经学的一大特征是既以阐发义理作为治经的最高目标，又重视对经文的训诂考据，把阐发义理建立在对经典章句文字训诂的基础上，从而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既以宋学义理为主，同时也不废汉学文字考据的功夫；既批评汉学为考据而考据，重训诂而不及义理的治经倾向，亦修正宋学重义理轻考据，其义理缺乏根据的经学流弊。兼取汉宋之长而去其短，成为在宋学内部扬弃和发展宋学的代表人物，开明清之际汉宋兼采经学之先声。
  4．提出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针对汉学但守注疏，“疏不破注”，以传代经，脱离经文本义而繁琐释经的弊端，和宋学只求传文之义理，援传于经，经传相混，使经文本义晦而不明的流弊，朱子提出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以作为普遍的经学方法论原则，强调分别经传，不以传注之学和推说之理取代对经文本义的探求，主张把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这是朱子经学的一大创新。
  5．重经书辨伪，疑伪古文重视经书辨伪工作，疑伪古文，这是朱子经学研究的一大贡献。朱子在对《尚书》学的研究中，在吴棫疑辨的基础上，进一步详加考订，辨西汉伏生与托名孔安国两家所传今古文之差异，黜《孔传》《孔序》，以区别经文与伪《孔传》，直求经文之本义；又疑《书序》（朱子称为《小序》），认为《书小序》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周秦时的低手人所作，以恢复《尚书》的本来面目；朱子对梅本《古文尚书》，即《孔传》本《古文尚书》提出怀疑，认为其书至东晋方出，疑其书是假书。这启发了后世的经书辨伪工作，最终判明梅本古文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尚书传》是伪《孔传》。
  6．倡主宾之辨，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在哲学认识论上，朱子以己意增补《大学》传文，以作为其格物致知论的纲领，概括了其认识论的要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①。把吾心之知确定为主，把事物之理归结为宾。并吸取佛教临济宗的“宾主颂”，主张内外结合，以己知彼。其所谓宾，是相对于主体而言，指客体、对象。朱子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主宾之辨”，这是对中国哲学认识论发展的贡献。
  以上只是大致概括了朱子对传统文化创新的主要方面，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如象数学、太极论、义理史学、教育、礼学等方面却未能一一论及。这固然是由于朱子思想博大精深，在各个领域均对中国文化作出发展创新而不便全部论述，同时也是为了突出朱子对传统文化的主要创新之点。
  朱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创新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完成了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进一步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