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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史上，前有孔、老，后有朱子，均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说，孔子和老子在先秦时期分别创立儒家和道家学派，形成儒道互补格局，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那么，朱子在一千多年后的宋代，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包括孔、老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创新之功，恐无人堪与相比。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发生了历史的转折和变革。朱子以弘扬儒学及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又发扬开放和超越精神，全面系统地总结并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的经学、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广泛涉猎，潜心钻研，总结传统文化包括北宋以来理学发展的成就，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更具理性色彩，进一步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把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总结者。
  1．遍注群经，对传统经学的总结朱子是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遍注群经，既以阐发义理为治经之目的，这是他超出汉唐经学之处；又重训诂考据，对诸经详加训释，这是他对汉学的吸取，亦是他对宋学流弊的修正。由此朱子对传统经学作了全面总结。
  朱子遍注群经，表现在“四书”方面，便是以毕生精力注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方面通过总结二程的“四书”学，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在经学发展史上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废弃训诂考据之学，强调“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从而对汉、宋学都加以总结吸取，既以宋学为主，又超越汉、宋学之对立，由此发展了传统经学，并对后世的新汉学产生重要影响。
  不仅如此，朱子还注释了《周易》，撰《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总结以往《易》学之图书象数派和义理派的思想资料和观点，既重本义，重象数，又以义理为指导，把义理、卜筮、象数、图书相结合，从而总结发展了传统易学。
  朱子注解《诗经》，先主《小序》，而作《诗集解》；后悟前说之非，尽去《小序》，以《诗》说《诗》，而作《诗集传》，体现了朱子诗学对旧说的总结和超越。
  朱子将自己治《尚书》之旨和有关注《尚书》的材料传授给学生蔡沈，令其作《书集传》。所以《书集传》亦可视为朱子注《尚书》思想的反映。
  朱子对《尚书》的注解和阐发，总结了以往的《尚书》辨伪工作，重视对心传说的阐发，在《尚书》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子训解《礼》书，早年作《祭仪》和《家礼》，后酝酿修三礼书，晚年与弟子黄榦合撰《仪礼经传通解》。损益前代之礼，对以往礼学加以总结，提出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领的思想，主张以礼来治国立教，体现了儒家礼治的精神。
  朱子又根据《春秋》大义，编纂《通鉴纲目》，定其凡例，法《春秋》大旨，明正统顺逆。以义理作为评判《春秋》经传的标准，把义理史学贯穿于《春秋》学的研究中，这也是对以往《春秋》学的总结和发展。
  此外，朱子依据《古文孝经》，撰《孝经刊误》，对以往的《孝经》版本和文字加以考释；认为《孝经》非孔子所自作，其经文部分是曾子门人记孔子、曾子问答之言；并删减《孝经》文字，重排其章目次序，一定程度地体现了他疑经惑传，改易经文，以义理释经的经学特点。
  以上可见，朱子学养深厚，遍注群经，对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诗》《书》《礼》《春秋》《孝经》等诸经加以注解、考释，全面总结了传统经学，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经学，成为经学史上宋学的集大成者。
  2．以天理治国，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总结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多元复合型文化，真正对中国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首推儒家，以及法家和道家。儒、法、道三家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相互论争，又互相融合，其中儒家的政治思想以重人伦、讲仁义、施德政、道重于君为主；法家的政治思想以任刑罚、重权术、讲法治为主；道家则崇尚自然清静，无为而治，它们各自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自汉代以来，儒术独尊，儒学在统治者的提倡下，不仅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而且演变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但儒家政治思想与封建统治者的专制政治有相当的区别，不可混同。一般说，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独裁以吸取法家思想为多，而儒学则反对专制独裁，反对统治者滥施暴政以虐民。孟子盛赞汤武革命，认为汤武革桀纣之命，杀暴君，只是诛独夫，而不是“臣弑其君”。荀子进而提出道高于君的思想，强调“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重于君主之权位。这些思想得到了朱子的继承，他提出天理治国论，从“治体”的高度批判了君主的“独断”，主张以道即天理对君权和封建统治者的特权加以一定的限制，认为治理国家，以道为本，道比权位更为重要，这也是对法家思想的扬弃。朱子天理治国的思想主张是“正君心”，即把君主置于天理即道的约束之下，认为尽管君主权位至尊，但君主也不得违背天理，为了维护天理的最高权威，要求敢于矫君正君，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这具有道统高于君统，以道与专制君权相抗争的意义，亦是对传统政治文化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总结。
  3．“心统性情”，对中国心性哲学的总结心性论是先秦儒家哲学、佛教哲学、宋明理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的重要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先秦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创立时期。孔子对心性问题论述不多，但其“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仁由己”等思想却启发了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最早给心以高度重视，并把心、性联系起来加以论述，从而确立了儒家的心性哲学。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对后世包括对佛教心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心性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荀子进一步阐发了心的认识论功能，并提出与孟子性善论主张相对的性恶论。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先是受儒家心性之学特别是孟子思想的影响，大讲“尽心知性”及“穷理尽性”。后来佛教发展了儒学心性论，主要是以本体论心性，其哲学理论的思辨性明显高于先秦儒学心性论，但却抛弃了儒学心性论中的伦理道德内涵。
  朱子总结、吸取先秦儒学心性论、佛教哲学心性论，提出了以“心统性情”说为纲领的心性论。朱子把儒家伦理与思辨哲学紧密结合，以性为本，把儒家伦理提升为形上宇宙本体，又把心性与天理相联，这既丰富了儒家哲学心性论的内涵，又发展了中国心性哲学，使理性的、伦理的、人文的世俗思辨哲学逐步取代隋唐盛行的宗教哲学，这是对以往心性哲学的系统总结，达到了中国哲学心性论思想发展的高峰，并对后世中国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4．存理去欲，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总结朱子的理欲之分原出于《礼记·乐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是说人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以至好恶无节，这样会造成人欲横流而天理灭绝的后果。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历代思想家对此作了理论探讨，大多要求用天理节制人欲。
  至宋代，理欲问题成为伦理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在朱子以前关于理欲之辨的主要观点有二程的“灭私欲则天理明”，强调天理人欲的区分和对立，以及胡宏的“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既主张理欲相分，又认为理欲同体。朱子继承了二程“灭私欲则天理明”的思想，倡天理与私欲的对立，强调存理去欲，以公私、是非来区分理欲，要求克私立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时又把二程“男女之欲，理之常”的思想加以发展，提出天理安顿在人欲中，理欲互相依存的思想，并区别欲之二义。对于人的客观物质欲求，朱子认为即使圣人也有此欲，因而不可去掉，并批判了佛教的禁欲主义；对于超过基本的客观物质欲望之上的私欲，朱子主张去掉，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此人欲即指私欲。
  朱子从理本论思想出发，又批评了胡宏天理人欲同体的思想，认为“本体实然只一天理，更无人欲”①，强调天理人欲之辨中理的主导地位，反对把理欲混为一体。由此，朱子在对以往理欲之辨的总结中，提出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存理去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总结，在客观上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导思想。
  5．批判、吸取佛、道二教，对宗教文化的总结佛道二教是中国最主要的两大宗教。一般说，佛教长于治心，以心性哲学和思辨哲理来论证其教旨教义，发挥宗教消除内心紧张，求得心灵安宁的社会功能；道教长于养身，通过修炼，得道成仙，与大自然合一，宣扬道为宇宙本体、万物之源。但佛道二教均有其短处，即不讲社会治理，其出世主义的宗教信仰与中国宗法社会及其制度产生矛盾，与儒家文化难以适调。由此，朱子对以佛道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作了一番全面的总结。
  朱子对佛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判佛教不讲儒家伦理纲常的出世主义的教旨教义及其与出世思想紧密联系的佛教哲学的“空”论、心本论、只内不外的思想等。在批佛的过程中，朱子又一定程度地吸取、借鉴了佛教的理事说、心性论、“宾主颂”、修养论等思想。朱子对道教包括道家的批评主要表现在，批评道教及道家厌世避祸，崇尚空寂以保全其身的思想，并批评其神仙思想和长生不死说。朱子对道教的吸取主要表现在，借鉴道教之图，以阐发自己的《易》学及太极说；又考释道书，探讨道教修炼之术，以修养身心，并吸取道教的宇宙生成论等。
  朱子以儒学为本位即是以儒学作为取舍佛道思想的标准，凡与儒学价值观不合的，则加以排斥、批判；凡有助于提高儒学思辨水平，促进儒学发展的，则加以吸收、借鉴。朱子对佛道的批判和吸取，不仅对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对宗教文化的总结，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以上可见，朱子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遍注群经，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提出以天理治国，对传统政治文化作出总结；提出“心统性情”论，对中国心性哲学作出总结；强调存理去欲，对传统伦理思想加以总结；既批判又吸取佛道二教，对宗教文化加以总结。朱子在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总结、反思中，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和独到的理论，从而创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朱子不仅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加以综合创新。朱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首创“四书”之名，集“四书”学之大成“四书”学的提出和确立，是程朱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然二程只是开“四书”学之先河，提出基本的思想线索，其“四书”学的思想理论尚不完备。朱子则在二程提出的思想线索的基础上，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创“四书”之名，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合为四部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其地位在“六经”之上；并以毕生精力集注“四书”，著《四书章句集注》，以重义理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汉学单纯重训诂的注经模式，集宋代“四书”学之大成，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大变革。
  2．阐发“十六字心传”，集道统论之大成道统思想源远流长，其思想内涵古已有之，历经发展演变，至宋代趋于成熟。朱子发明“道统”二字，在继承、借鉴二程、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梳理并确定道统的传授谱系，从形式上把儒学道统体系化。不仅如此，朱子还从内容上丰富了道统的思想理论体系。他提出“十六字心传”说，以超越时代的心传体现道统观。在朱子看来，《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传心诀与《中庸》体现的“孔门传授心法”相通，是以义理之心即道心为标准，随时而为中，通过心心相传，心灵领悟，把圣人之道传授下来。朱子还建构了精致的道的哲学，以道为形上之天理，提出道兼体用的思想，提高了道统之道的哲学思辨水平，这是从内容上对儒学道统论的创新发展。
  3．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朱子经学的一大特征是既以阐发义理作为治经的最高目标，又重视对经文的训诂考据，把阐发义理建立在对经典章句文字训诂的基础上，从而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既以宋学义理为主，同时也不废汉学文字考据的功夫；既批评汉学为考据而考据，重训诂而不及义理的治经倾向，亦修正宋学重义理轻考据，其义理缺乏根据的经学流弊。兼取汉宋之长而去其短，成为在宋学内部扬弃和发展宋学的代表人物，开明清之际汉宋兼采经学之先声。
  4．提出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针对汉学但守注疏，“疏不破注”，以传代经，脱离经文本义而繁琐释经的弊端，和宋学只求传文之义理，援传于经，经传相混，使经文本义晦而不明的流弊，朱子提出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以作为普遍的经学方法论原则，强调分别经传，不以传注之学和推说之理取代对经文本义的探求，主张把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这是朱子经学的一大创新。
  5．重经书辨伪，疑伪古文重视经书辨伪工作，疑伪古文，这是朱子经学研究的一大贡献。朱子在对《尚书》学的研究中，在吴棫疑辨的基础上，进一步详加考订，辨西汉伏生与托名孔安国两家所传今古文之差异，黜《孔传》《孔序》，以区别经文与伪《孔传》，直求经文之本义；又疑《书序》（朱子称为《小序》），认为《书小序》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周秦时的低手人所作，以恢复《尚书》的本来面目；朱子对梅本《古文尚书》，即《孔传》本《古文尚书》提出怀疑，认为其书至东晋方出，疑其书是假书。这启发了后世的经书辨伪工作，最终判明梅本古文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尚书传》是伪《孔传》。
  6．倡主宾之辨，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在哲学认识论上，朱子以己意增补《大学》传文，以作为其格物致知论的纲领，概括了其认识论的要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①。把吾心之知确定为主，把事物之理归结为宾。并吸取佛教临济宗的“宾主颂”，主张内外结合，以己知彼。其所谓宾，是相对于主体而言，指客体、对象。朱子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主宾之辨”，这是对中国哲学认识论发展的贡献。
  以上只是大致概括了朱子对传统文化创新的主要方面，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如象数学、太极论、义理史学、教育、礼学等方面却未能一一论及。这固然是由于朱子思想博大精深，在各个领域均对中国文化作出发展创新而不便全部论述，同时也是为了突出朱子对传统文化的主要创新之点。
  朱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创新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完成了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进一步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胡子知言疑义》，《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57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