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如前所述，朱子理学在南宋中期以前虽已盛行，但并不得势，还一度被宣布为“伪学”遭到禁止。到宋理宗时才开始发扬光大，由民间学术主流一跃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学说。终南宋末期，朱子理学始终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但其官学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
  元灭南宋，元朝统治者为建立与汉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治意识形态，尊孔重儒、重用儒士，大力提倡理学，积极推行汉法，逐步完成了蒙古民族的封建化。在儒士赵复、许衡、刘因等的倡导下，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下诏开科取士，朱子所注“四书”及朱子学派所注“五经”被列为科场试士的程式，朱子理学正式演变为官学。另一方面，元承宋习，宋代重要理学家又再次得到了封谥，如周敦颐封为道国公，朱子封为齐国公，蔡沈封为建国公，真德秀封为福国公等，宋儒中的周、邵、张、程、朱、吕等还被下诏从祀孔庙。这一切表明，朱子理学已经确立了其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在学术领域，由于南北统一，理学随之传到北方，朱子理学由地方性的学术流派演变为全国性的学术思潮，陆学也并未衰竭，而有朱陆合流倾向。
  元代理学，不仅在某些方面从理论上发展了朱子理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朱子理学的流弊。如心性学中，增添了更多的儒家政治伦理观的内容，突出了道德践履，以规范人君；鉴于晚宋理学空谈误国，元代理学的主流，并不十分注重义理的探讨，而是重在义理的普及与运用，具有经世致用的倾向；更为重要的是，元代中后期的理学家，除一部分坚守朱、陆门户以外，不少学者如郑玉、胡长孺和吴澄等，主张打破门户，以和会朱、陆两家之长，即兼取朱学的致知、笃实的“下学”功夫和陆学反求本心的“易简”工夫，导致了朱、陆合流。这促进了理学中心学因素的增长，预示了明代阳明心学的发展方向。因此，元代理学实为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
  明代，封建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明初，统治思想尚未确立，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统治者认识到，要“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元璋《御制大诰》），于是把崇尚儒学及朱子理学作为一项基本的治国之策。统治者还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朱元璋钦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士子的必读书，科举考试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国家取士，说经者也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上必须用八股体。朱子理学独尊地位初步确立。永乐年间，为统一思想，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明成祖朱棣又命胡广、杨荣等人编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并亲自作序，颁行天下。至此，朱子理学不仅成为国家的统治学说，而且取得了彻底的独尊地位，其统治地位较宋元时更加不可动摇。
  明初的学术界，朱子之学占据主流，但朱学因官学化而日益僵化。诸儒“学朱而才不逮朱，终不出其范围”①，在理论上没有多少创新发明，在躬行践履方面有新风气形成，在学风上承袭元代“和会朱陆”的风气，流露出不少“心学”倾向。如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①。又如方孝孺的小学工夫，强调道德实践，注重治心悟道。值得注意的是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他兼采朱陆之长，不注重天道自然，侧重寻上学工夫，强调静观涵养，与其后学“白沙之学”和“余干之学”，一起诱发了明中期儒学新形态（心学）的出现，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明中期，王阳明心学崛起并广泛传播，逐渐居于学术界的主流，朱学虽然仍是官方哲学，但日益僵化和教条化，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阳明心学遥承南宋陆学，其主要论题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应以个人良知为是非标准，特点在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朱学虽把伦理原则上升为宇宙本体和普遍规律，但却忽视了人在道德实践上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心学的出现正是弥补朱学的弱点而来的。
  阳明心学广泛传播，形成“心学”思潮，不仅标志着宋明理学理论架构的最终完成，而且是对业已僵化的官方统治学说“朱学”的革新，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王阳明死后，其学说就渐次分化、衰微了。阳明大弟子王畿“悬崖撒手，非师门宗旨所可系缚”，“竟入于禅”。②王艮则发展为泰州学派，使王学发生变异，他把“百姓日用”与“圣人之道”统一起来。《明儒学案》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③王学的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其猖狂浮伪不亚于朱学，甚或过之。
  与心学相对应，明中期亦崛起了一股气学思潮，代表人物有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他们继承发展张载气本论哲学，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当时盛行的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的流弊予以批评。
  明朝后期，朱子理学尽管高踞官方意识形态的宝座，但真正占据着主导位置的却是阳明心学。此时起来批判朱学和王学末流的主要是东林学派。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以“清议”为手段，在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反省和批判中，致力于儒学精神的重建。他们或调和朱、王，或批判王学而回归朱学，力图用朱学来纠正王学的空谈玄虚之弊，或是通过修正王学以救治其弊端。他们认为朱、王之学都存在弊病，但较多地批判王学谈空说玄、引禅入儒的学风，声称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即在于此。所以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倡导治国救世的务实之学，是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先声。
  清初社会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统治者深谙“帝王敷治，文教是先”①的道理，为巩固统治，赢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戴，他们袭用传统的儒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当时的王学早已流入狂禅的虚诞和空疏，为世人所深恶痛绝，相比较而言，朱子理学的弊端稍轻一些，其正纲常之道、严君臣之别的封建等级观念以及道统观和大一统思想，迎合了清初统治者的需要。于是从顺治到乾隆，皇帝不但亲自纂写理学著作（如《周易折中》《周易述义》《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等），而且重用理学大师（如熊赐履、李光地等），命其编纂《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在全国普遍推行。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明中叶以后渐趋衰微的朱子理学又重新登上了统治学说的正统地位，并被悬为科举功令，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始终结。
  社会的大动荡必然引起学术思想的变化，清初出现了一股对理学的总结、反思、批判思潮。这是统治者尊孔崇儒，大力提倡的结果，也是晚明清初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一批具有探索真理精神的知识分子，立足现实，分别从哲学、经学、史学、政治、经济等诸方面去认真研究，力图对传承了几个世纪的理学思潮进行重新整理和认识，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于是出现了探讨理学产生和发展的专门著作，如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峰的《理学宗传》、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兴起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总结诸子百家之学的哲学思想、以颜元为代表的实学思潮、以戴震和惠栋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等。
  就当时学术思想特点而言，似乎可以用“实学”一词加以概括，这里“实学”主要指经世致用。清代学者基于明亡的历史教训，在批判宋明理学空疏之弊的基础上，从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全面由虚返实，以虚救实。他们或者重从本体上求实而大力提倡气实体论；或者重从实用上求实而提倡经世实学，其中有从书上求实者，如通经致用论、史学经世说和“重实证”的考据实学等；或者重从事上求实，如经国济民的经世之学、昌明科技的实测之学和向西方学习的格致之学等。从实学思潮的演变过程看，每当“治世”，它往往埋藏在纯学术的外壳内，转向低潮；每当“乱世”，它却沿着“修实政，施实惠”的方向发展，进入高潮时期。①综观中国封建社会，从西汉以来，儒家学说很长时间都是各朝各代封建专制统治的统治学说，但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历史风貌。朱子理学，是儒学的哲理化，它吸收了佛、道二教精致的思辨内容，将儒家的纲常伦理上升为宇宙本源、宇宙本体，并反过来证明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合理性，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从南宋末到清王朝覆灭，朱子理学始终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的官方统治哲学。朱子的地位愈抬愈高，朱学派著作被悬为科举功令，朱学主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领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