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学是在宋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理学的形成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是三教归一的思想文化新形态，是宋代义理之学深入发展的结果。
  1．儒学复兴与疑经思潮如前述可知，两宋之际的儒学复兴，是承继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的。唐人开风气之先，但社会影响不大。到了北宋，很快形成一股普遍的社会思潮，其影响所及，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一股疑经思潮，它伴随于儒学复兴运动的始终，与之相表里。
  旧儒学“传不背经”“疏不破注”的弊端严重束缚了儒学的创新精神，儒学发展停滞不前。宋初三朝，学者研习经学多墨守汉唐成规，儒学还是严守汉唐的章句训诂、笺注义疏之学。到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一批有名学者纷纷出来批判汉唐经学。从经传到注疏，从浮华文风到经书作者，无不加以抨击。如刘敞著《七经小传》，乃杂论《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等经义之语。其论多异诸儒之说，打破汉儒专事训诂名物的传统，攻旧注，改动经文，以就己意。孙复经说多异于先儒，其治《春秋》的特点是置三传于不顾。所著《春秋尊王发微》，抛弃“三传”而全凭己意解经。“又痛斥汉唐各家注疏，进而提出要广招天下鸿儒硕老重注‘六经’。”①欧阳修作《易童子问》，疑《易传》，排《系辞》，辨《易传·系辞》以下非孔子之言。王安石在疑经方面主要是疑《春秋》，斥《春秋》为断烂朝报。由此他“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②。以为《春秋》多缺文，三传不足信，这体现了他对传统经学的异议。由此他修撰《三经新义》，打破以训诂传注为主的形式，对《诗》《书》《周礼》做新的解释，为当时开展的熙宁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以代替传统旧注疏之学。
  宋王朝抑武重文，大兴教育，改革科举，文人儒士一面积极投身讲学传道，一面奋起批判落后的汉唐经学和佛道二教异端，儒学逐渐复兴起来。
  2．三教融合在中国文化的儒、佛、道三教交往史上，如果说，唐代以前表现出更多的是三教的对立与相争的话，那么，唐宋以后随着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则主要表现为三教的融合和归一。两宋时期，儒、佛、道相互关系的基本倾向是三教融合，不仅佛道二教调和儒学，积极向儒家文化靠拢，而且儒学学者也注意借鉴佛道二教，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及其他可资借用的思想。宋代理学的产生，就是三教融合和发展的结果。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儒、佛、道三教相互辩难，又相互融合，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色和格局。儒、佛、道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构成，各以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及哲学；三者又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发展，这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从思想理论的特点来分析，三教各有短长。儒学长于社会治理，以伦理纲常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其短处是缺乏思辨哲学来影响人、打动人。佛学长于治心，以心性哲学和思辨哲理来论证其教旨教义，发挥宗教消除内心紧张、求得心灵安宁的社会功能；其短处是不讲社会治理，其出世主义的宗教信仰与中国宗法等级社会及社会制度形成矛盾，因此与适应宗法社会伦理关系的儒家思想尖锐对立。道教长于养身，通过修炼，得道成仙，与大自然合一，因而宣扬道为宇宙之本、万物之源；其短处是既在思辨哲理上不及佛学，又在治世上不及儒学，故其迎合、吸取儒、佛处较多。
  正因为三教各有长短，单用一家之说，均有弊病，故三教融合、互为补充，成为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这即是三教融合的思想根源。
  早期三教的相互关系，以对立冲突为主，到后来则在各自保持和认同自家思想特点的基础上，相互吸取，互为补充。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互补，在隋唐以前已有发端。隋代王通明确提出了以儒为本，三教可一的思想，他说：“三教于是乎可一矣。”①由唐至宋，李翱、柳宗元、三苏父子均主张融合三教。如果说，儒家学者主张的三教融合，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以儒为本，来援佛、道入儒的话，那么，佛、道学者主张的三教融合，则是站在自家立场上，援儒以入佛或道。北宋高僧契嵩主张融合儒学与佛教，以佛教的“五戒”来会通儒学之“五常”，认为佛儒同样有益于治道，并著《原教论》，以反驳排佛者。宋初道士张伯端通三教典籍，著《悟真篇》，反复宣扬道、佛、儒“三教一理”的思想。
  此外，儒家学者还吸取了佛道的其他诸多理论。如程朱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和“理一分殊”等思想来源于唐代澄观的《华严经疏》。朱子还用佛教的“月映万川”的譬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张载的“立天理”“灭人欲”和二程的“去人欲、存天理”均是一定程度受佛道禁欲思想影响的结果。
  总之，作为理学思潮产生背景的三教融合，并不是三者简单结合，混然杂处，而是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本位，吸取佛教的思辨哲学及道教的道本论、道法自然等思想，三者有机地结合，从而形成新儒学的思想体系。
  3．义理之学兴起，由宋学到理学宋初佛道宗教思想冲击人文道德，汉唐章句训诂之学面对社会变迁难以提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新思想，使得儒学发展停滞，以致产生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为此宋儒学者疑经惑传，先“四书”，后“六经”，选择《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及《周易》等经典，以义理诠释经典、阐发义理，发挥“四书”中修齐治平之道理，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于是义理之学应运而生。
  首先，“四书”受到文人儒士的重视。与传统的“六经”相比，“四书”文字明白晓畅，提纲挈领，对心性问题阐述较多，且相对集中，受到宋儒广泛关注。范仲淹重视“四书”，精通《中庸》和《孟子》，并以《中庸》授张载。在范仲淹影响下，经学家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四书”。如杜纯“学问以诚身为本，……好《易》《中庸》，能释其义”①；田述古“游事安定先生，……其读书，唯《易》《中庸》《论语》《孟子》”②；范纯仁“平生所称引奏对，只是《孝经》《论语》《孟子》《周易》”③；欧阳修在《欧阳公读书法》中也说：“其数诸经，先《孝经》，次《论语》……，次《孟子》，次《周易》……，次《尚书》，次《诗》……。”④《语》《孟》二书的重要性已在“五经”之上。这种对“四书”的重视一直延伸到了在庆历中崛起的理学家那里，“四书”成为理学家构建其理学思想的最好经典文本。理学开山周敦颐作有《论语解》，其《通书》主要吸取了《中庸》《大学》思想。张载对“四书”的探讨已较成体系，几乎可以说他的理学体系主要是借助“四书”的经典文本建立的。他说：“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①《宋元学案》也说张载“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②。王安石亦看重“四书”，并提高《孟子》的地位，这对《孟子》由子入经关系甚大。二程之后，“四书”成为显学，开始形成“四书”学。至南宋，各大学派都借“四书”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朱子继承二程之后，对“四书”推崇备至，集宋代“四书”学之大成。③其次，以义理解经，阐发“四书”和《周易》《周礼》等经书中的义理和天理，建立起完整而缜密的理学思想体系，这是义理之学兴起的关键一步。
  宋初，以义理解经的风气已基本形成。范仲淹主张“经以明道，文以通理”，欧阳修的《诗本义》、刘敞的《七经小传》，均显露出以义理解经的倾向。庆历之际，“宋初三先生”的胡瑗，著《周易口义》，是“以义理说《易》之宗”，其“明体达用之学”推崇儒家的纲常伦理；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是宋人义理解《春秋》的重要著作，倡儒家君臣之道；石介的《易》学研究旨在阐发儒家的心性义理之道；司马光的《迂书》是“究心求理的精粹之作”④，他发挥《大学》《中庸》中“诚”“中和”“格物致知”等范畴建立自己的心性理论；三苏之蜀学大胆疑经惑传，主张三教合一，是北宋义理之学的重要推动者；“新学”派王安石颁《三经新义》，开宋代义理之学代替汉唐传注经学之风，当时“士皆趋义理之学”⑤，对理学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熙丰以后，周敦颐著《通书》《太极图说》，借《周易》发明“道体”，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性命等哲学范畴，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重要概念。邵雍“以‘六经’为本，盖得圣人之深意。平生不为训解之学”①，提倡义理，阐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重人情物理的心性之学，提出以道、心、太极为宇宙本原的思想，而对训解文字不甚重视。张载重视包括《易》在内的“六经”，通过注解《易传》等经说的形式，阐发气本论宇宙观和一物两体的辩证法；他又重包括《中庸》在内的“四书”，重视“心悟”“心解”，把《论》《孟》作为求见圣人之道的要籍，通过求学二书，涵泳体察，以明圣人之心。他还探讨《礼记·乐记》中的天理与人欲之别，强调仁义礼智、饮食男女是人的本质属性，反对灭理穷欲，主张复归天理，遵循天理便有利。二程利用《中庸》《孟子》建立了“天理”论，提出“天者理也”②。并认为天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伦理，“人伦者，天理也”③。又说：“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④具有维护论证封建社会伦理原则的意义。二程吸收《孟子·尽心上》“养心莫善于寡欲”的思想，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指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⑤这是对唐末五代儒家伦常扫地、社会大动乱作出的反思。二程借助《大学》建立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进一步发挥《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建立了理学的认识论。二程又进一步借助《语》《孟》建立了心性论，认为性为善，气有善与不善，主张以“养气”克服恶。二程承袭孟子的“尽性知天”的公式，把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人性论统一起来，构建了一个理学的“四书”学诠释体系。至此，义理之学成形，并发展为理学。南宋时，朱子继承二程，序定《四书章句集注》，集其大成。
  宋儒通过经典诠释，完成了自宋初以来思想家们致力于建立一种直接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统一起来的理论体系的尝试。这标志着宋代理学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