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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学思潮，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理论针对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佛教盛行，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隋唐时期，佛教大盛，各宗派林立。隋唐统治者采取扶持和利用的方针，使其得到发展，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影响很大，一度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
  儒佛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是由儒佛两家对人生社会的根本看法不同所引起的。儒家以成圣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重视现实社会人生，讲家庭伦理，尽责任义务，以五伦关系的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佛教则追求成佛，在人生观上讲解脱现世人生的痛苦，要摆脱痛苦，只有出世、出家，通过修习，进入涅槃境界。由此，儒家以重人事、重现实与佛教的重解脱、重来世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然，佛教思想的泛滥，必定会冲击儒家伦理观念，危及儒家理想的社会结构，这引起了唐宋儒家学者韩愈、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程颢、程颐等对佛教的排斥与批判。这是理学产生的重要背景和理论针对性。
  2．旧儒学发展停滞儒学发展至唐代，陷入困境，缺乏思辨哲学来为儒家伦理作论证。儒家经学亦发展停滞，墨守师说，“疏不破注”，拘于训诂，限于名物，已经僵化，显然不能和佛教精致的思辨哲学相抗衡。为了复兴儒学，宋儒学者力转此风，重义理，轻考据，全凭己意说经，他们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不仅疑传，而且疑经、改经，蔚然形成疑经惑传的新学风。以义理之学代替汉唐以来的笺注经学和唐及宋初的词赋之学，是宋代学术发展的趋势，亦是理学产生的理论针对性。
  3．三教融合，为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由唐至宋，儒、佛、道三家既排斥，又融合，逐步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这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但作为理学思潮产生的背景的三教融合，并不是三者简单结合，混然杂处，而是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本位，吸取佛教的思辨哲学及道教的道本论、道法自然的思想，三者有机地结合，从而形成新儒学的思想体系。
  4．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有宋一代，虽宋太祖、太宗两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制定了一套集中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的统治方法，全面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强化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表面上虽呈现太平景象，而实际上却危机四伏。统治者苟且偷安，萎靡不振，对外屈辱求和，内部则土地兼并成风，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频发，加之外戚、宦官擅权，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尽管有庆历新政、熙宁变法两次“更张以救之”①的改革努力，但终究阻挡不了封建统治走下坡路的趋势。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现有的统治秩序，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措施。
  5．重整儒家伦理纲常的需要唐五代对儒家伦理不甚重视，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往往不按儒家伦理纲常办事，以致伦常扫地，人无廉耻，使得男女无别、子杀父、臣弑君、兄弟残杀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动摇了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削弱了维系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准则。由于儒学的本质和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伦理纲常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力图使伦理纲常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大力提倡表彰儒学及其伦理纲常，开展尊孔读经。于是宋儒立人道之尊，提倡人文主义和理性自觉，在整个社会内树立善恶是非美丑的价值标准，遥契孔孟的道德理性和文化理想，对反人文的宗教思想提出批判，弘扬儒家心性伦理的主体意识，从而为重心性、性理的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在以上时代背景下，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尤其是二程，一方面批判了佛、道二教不讲社会治理，有悖于儒家伦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企图解决旧儒学抽象思辨能力不强和儒家伦理缺乏哲学本体论作依据的问题。于是，他们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取佛道较为精致的思辨哲学形式，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或称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以图既抗衡佛道宗教思想，又把儒学发扬光大，为实现社会的治理与稳定服务。从而完成了自宋初以来，思想家们致力于建立一种直接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统一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尝试。这样，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便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