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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发展到宋明时期，理学蔚然形成一代时代思潮，一时流派林立，大师辈出。以朱子集其大成的理学思想，内容丰富，系统完备，经历代的广泛传播和提倡，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意识形态的主流，对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儒家伦理，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和民族精神。
  （一）理学产生的背景和理论针对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学思潮，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理论针对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佛教盛行，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隋唐时期，佛教大盛，各宗派林立。隋唐统治者采取扶持和利用的方针，使其得到发展，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影响很大，一度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
  儒佛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是由儒佛两家对人生社会的根本看法不同所引起的。儒家以成圣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重视现实社会人生，讲家庭伦理，尽责任义务，以五伦关系的原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佛教则追求成佛，在人生观上讲解脱现世人生的痛苦，要摆脱痛苦，只有出世、出家，通过修习，进入涅槃境界。由此，儒家以重人事、重现实与佛教的重解脱、重来世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然，佛教思想的泛滥，必定会冲击儒家伦理观念，危及儒家理想的社会结构，这引起了唐宋儒家学者韩愈、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程颢、程颐等对佛教的排斥与批判。这是理学产生的重要背景和理论针对性。
  2．旧儒学发展停滞儒学发展至唐代，陷入困境，缺乏思辨哲学来为儒家伦理作论证。儒家经学亦发展停滞，墨守师说，“疏不破注”，拘于训诂，限于名物，已经僵化，显然不能和佛教精致的思辨哲学相抗衡。为了复兴儒学，宋儒学者力转此风，重义理，轻考据，全凭己意说经，他们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不仅疑传，而且疑经、改经，蔚然形成疑经惑传的新学风。以义理之学代替汉唐以来的笺注经学和唐及宋初的词赋之学，是宋代学术发展的趋势，亦是理学产生的理论针对性。
  3．三教融合，为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由唐至宋，儒、佛、道三家既排斥，又融合，逐步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这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但作为理学思潮产生的背景的三教融合，并不是三者简单结合，混然杂处，而是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本位，吸取佛教的思辨哲学及道教的道本论、道法自然的思想，三者有机地结合，从而形成新儒学的思想体系。
  4．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有宋一代，虽宋太祖、太宗两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制定了一套集中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的统治方法，全面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强化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表面上虽呈现太平景象，而实际上却危机四伏。统治者苟且偷安，萎靡不振，对外屈辱求和，内部则土地兼并成风，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频发，加之外戚、宦官擅权，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尽管有庆历新政、熙宁变法两次“更张以救之”①的改革努力，但终究阻挡不了封建统治走下坡路的趋势。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现有的统治秩序，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措施。
  5．重整儒家伦理纲常的需要唐五代对儒家伦理不甚重视，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往往不按儒家伦理纲常办事，以致伦常扫地，人无廉耻，使得男女无别、子杀父、臣弑君、兄弟残杀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动摇了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削弱了维系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准则。由于儒学的本质和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伦理纲常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力图使伦理纲常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大力提倡表彰儒学及其伦理纲常，开展尊孔读经。于是宋儒立人道之尊，提倡人文主义和理性自觉，在整个社会内树立善恶是非美丑的价值标准，遥契孔孟的道德理性和文化理想，对反人文的宗教思想提出批判，弘扬儒家心性伦理的主体意识，从而为重心性、性理的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在以上时代背景下，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尤其是二程，一方面批判了佛、道二教不讲社会治理，有悖于儒家伦理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企图解决旧儒学抽象思辨能力不强和儒家伦理缺乏哲学本体论作依据的问题。于是，他们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吸取佛道较为精致的思辨哲学形式，建立起完整的理学（或称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以图既抗衡佛道宗教思想，又把儒学发扬光大，为实现社会的治理与稳定服务。从而完成了自宋初以来，思想家们致力于建立一种直接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统一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尝试。这样，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便应运而生。
  （二）理学的形成理学是在宋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理学的形成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是三教归一的思想文化新形态，是宋代义理之学深入发展的结果。
  1．儒学复兴与疑经思潮如前述可知，两宋之际的儒学复兴，是承继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的。唐人开风气之先，但社会影响不大。到了北宋，很快形成一股普遍的社会思潮，其影响所及，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一股疑经思潮，它伴随于儒学复兴运动的始终，与之相表里。
  旧儒学“传不背经”“疏不破注”的弊端严重束缚了儒学的创新精神，儒学发展停滞不前。宋初三朝，学者研习经学多墨守汉唐成规，儒学还是严守汉唐的章句训诂、笺注义疏之学。到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一批有名学者纷纷出来批判汉唐经学。从经传到注疏，从浮华文风到经书作者，无不加以抨击。如刘敞著《七经小传》，乃杂论《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等经义之语。其论多异诸儒之说，打破汉儒专事训诂名物的传统，攻旧注，改动经文，以就己意。孙复经说多异于先儒，其治《春秋》的特点是置三传于不顾。所著《春秋尊王发微》，抛弃“三传”而全凭己意解经。“又痛斥汉唐各家注疏，进而提出要广招天下鸿儒硕老重注‘六经’。”①欧阳修作《易童子问》，疑《易传》，排《系辞》，辨《易传·系辞》以下非孔子之言。王安石在疑经方面主要是疑《春秋》，斥《春秋》为断烂朝报。由此他“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②。以为《春秋》多缺文，三传不足信，这体现了他对传统经学的异议。由此他修撰《三经新义》，打破以训诂传注为主的形式，对《诗》《书》《周礼》做新的解释，为当时开展的熙宁变法提供理论依据，以代替传统旧注疏之学。
  宋王朝抑武重文，大兴教育，改革科举，文人儒士一面积极投身讲学传道，一面奋起批判落后的汉唐经学和佛道二教异端，儒学逐渐复兴起来。
  2．三教融合在中国文化的儒、佛、道三教交往史上，如果说，唐代以前表现出更多的是三教的对立与相争的话，那么，唐宋以后随着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则主要表现为三教的融合和归一。两宋时期，儒、佛、道相互关系的基本倾向是三教融合，不仅佛道二教调和儒学，积极向儒家文化靠拢，而且儒学学者也注意借鉴佛道二教，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及其他可资借用的思想。宋代理学的产生，就是三教融合和发展的结果。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儒、佛、道三教相互辩难，又相互融合，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色和格局。儒、佛、道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构成，各以其不同的文化特征影响着中国文化及哲学；三者又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发展，这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从思想理论的特点来分析，三教各有短长。儒学长于社会治理，以伦理纲常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团结；其短处是缺乏思辨哲学来影响人、打动人。佛学长于治心，以心性哲学和思辨哲理来论证其教旨教义，发挥宗教消除内心紧张、求得心灵安宁的社会功能；其短处是不讲社会治理，其出世主义的宗教信仰与中国宗法等级社会及社会制度形成矛盾，因此与适应宗法社会伦理关系的儒家思想尖锐对立。道教长于养身，通过修炼，得道成仙，与大自然合一，因而宣扬道为宇宙之本、万物之源；其短处是既在思辨哲理上不及佛学，又在治世上不及儒学，故其迎合、吸取儒、佛处较多。
  正因为三教各有长短，单用一家之说，均有弊病，故三教融合、互为补充，成为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这即是三教融合的思想根源。
  早期三教的相互关系，以对立冲突为主，到后来则在各自保持和认同自家思想特点的基础上，相互吸取，互为补充。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互补，在隋唐以前已有发端。隋代王通明确提出了以儒为本，三教可一的思想，他说：“三教于是乎可一矣。”①由唐至宋，李翱、柳宗元、三苏父子均主张融合三教。如果说，儒家学者主张的三教融合，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以儒为本，来援佛、道入儒的话，那么，佛、道学者主张的三教融合，则是站在自家立场上，援儒以入佛或道。北宋高僧契嵩主张融合儒学与佛教，以佛教的“五戒”来会通儒学之“五常”，认为佛儒同样有益于治道，并著《原教论》，以反驳排佛者。宋初道士张伯端通三教典籍，著《悟真篇》，反复宣扬道、佛、儒“三教一理”的思想。
  此外，儒家学者还吸取了佛道的其他诸多理论。如程朱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和“理一分殊”等思想来源于唐代澄观的《华严经疏》。朱子还用佛教的“月映万川”的譬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张载的“立天理”“灭人欲”和二程的“去人欲、存天理”均是一定程度受佛道禁欲思想影响的结果。
  总之，作为理学思潮产生背景的三教融合，并不是三者简单结合，混然杂处，而是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本位，吸取佛教的思辨哲学及道教的道本论、道法自然等思想，三者有机地结合，从而形成新儒学的思想体系。
  3．义理之学兴起，由宋学到理学宋初佛道宗教思想冲击人文道德，汉唐章句训诂之学面对社会变迁难以提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新思想，使得儒学发展停滞，以致产生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为此宋儒学者疑经惑传，先“四书”，后“六经”，选择《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及《周易》等经典，以义理诠释经典、阐发义理，发挥“四书”中修齐治平之道理，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于是义理之学应运而生。
  首先，“四书”受到文人儒士的重视。与传统的“六经”相比，“四书”文字明白晓畅，提纲挈领，对心性问题阐述较多，且相对集中，受到宋儒广泛关注。范仲淹重视“四书”，精通《中庸》和《孟子》，并以《中庸》授张载。在范仲淹影响下，经学家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四书”。如杜纯“学问以诚身为本，……好《易》《中庸》，能释其义”①；田述古“游事安定先生，……其读书，唯《易》《中庸》《论语》《孟子》”②；范纯仁“平生所称引奏对，只是《孝经》《论语》《孟子》《周易》”③；欧阳修在《欧阳公读书法》中也说：“其数诸经，先《孝经》，次《论语》……，次《孟子》，次《周易》……，次《尚书》，次《诗》……。”④《语》《孟》二书的重要性已在“五经”之上。这种对“四书”的重视一直延伸到了在庆历中崛起的理学家那里，“四书”成为理学家构建其理学思想的最好经典文本。理学开山周敦颐作有《论语解》，其《通书》主要吸取了《中庸》《大学》思想。张载对“四书”的探讨已较成体系，几乎可以说他的理学体系主要是借助“四书”的经典文本建立的。他说：“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①《宋元学案》也说张载“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的，以《礼》为体，以孔、孟为极”②。王安石亦看重“四书”，并提高《孟子》的地位，这对《孟子》由子入经关系甚大。二程之后，“四书”成为显学，开始形成“四书”学。至南宋，各大学派都借“四书”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朱子继承二程之后，对“四书”推崇备至，集宋代“四书”学之大成。③其次，以义理解经，阐发“四书”和《周易》《周礼》等经书中的义理和天理，建立起完整而缜密的理学思想体系，这是义理之学兴起的关键一步。
  宋初，以义理解经的风气已基本形成。范仲淹主张“经以明道，文以通理”，欧阳修的《诗本义》、刘敞的《七经小传》，均显露出以义理解经的倾向。庆历之际，“宋初三先生”的胡瑗，著《周易口义》，是“以义理说《易》之宗”，其“明体达用之学”推崇儒家的纲常伦理；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是宋人义理解《春秋》的重要著作，倡儒家君臣之道；石介的《易》学研究旨在阐发儒家的心性义理之道；司马光的《迂书》是“究心求理的精粹之作”④，他发挥《大学》《中庸》中“诚”“中和”“格物致知”等范畴建立自己的心性理论；三苏之蜀学大胆疑经惑传，主张三教合一，是北宋义理之学的重要推动者；“新学”派王安石颁《三经新义》，开宋代义理之学代替汉唐传注经学之风，当时“士皆趋义理之学”⑤，对理学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熙丰以后，周敦颐著《通书》《太极图说》，借《周易》发明“道体”，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性命等哲学范畴，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重要概念。邵雍“以‘六经’为本，盖得圣人之深意。平生不为训解之学”①，提倡义理，阐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重人情物理的心性之学，提出以道、心、太极为宇宙本原的思想，而对训解文字不甚重视。张载重视包括《易》在内的“六经”，通过注解《易传》等经说的形式，阐发气本论宇宙观和一物两体的辩证法；他又重包括《中庸》在内的“四书”，重视“心悟”“心解”，把《论》《孟》作为求见圣人之道的要籍，通过求学二书，涵泳体察，以明圣人之心。他还探讨《礼记·乐记》中的天理与人欲之别，强调仁义礼智、饮食男女是人的本质属性，反对灭理穷欲，主张复归天理，遵循天理便有利。二程利用《中庸》《孟子》建立了“天理”论，提出“天者理也”②。并认为天理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道德伦理，“人伦者，天理也”③。又说：“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④具有维护论证封建社会伦理原则的意义。二程吸收《孟子·尽心上》“养心莫善于寡欲”的思想，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指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⑤这是对唐末五代儒家伦常扫地、社会大动乱作出的反思。二程借助《大学》建立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进一步发挥《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建立了理学的认识论。二程又进一步借助《语》《孟》建立了心性论，认为性为善，气有善与不善，主张以“养气”克服恶。二程承袭孟子的“尽性知天”的公式，把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人性论统一起来，构建了一个理学的“四书”学诠释体系。至此，义理之学成形，并发展为理学。南宋时，朱子继承二程，序定《四书章句集注》，集其大成。
  宋儒通过经典诠释，完成了自宋初以来思想家们致力于建立一种直接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统一起来的理论体系的尝试。这标志着宋代理学的确立。
  （三）朱子理学学术地位的确立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程朱理学思想，其思想体系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熔合儒、佛、道思想和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于一炉，核心是忠君孝悌，适应了维护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统治的需要，因而从南宋末开始，被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居于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直到清中期才逐渐解体。但其主流地位的取得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各学派力量消长的结果，是统治阶级选择提倡的结果。
  熙丰之际，宋学进入高涨时期，并形成了几大学派，有荆公新学、司马光朔学、苏氏蜀学、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等。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各学派均主张变法革新，唯王安石新学，因其符合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并得到宋统治者扶持而在政治上独占鳌头，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意识形态。王安石新学统治两宋思想学术领域达六十年之久。后来，朱子理学发展，蔚为大观，其学术地位得以确立。
  学术的兴废往往跟政治的关系密切。当时，苏轼、司马光、二程和王安石均是政坛要员，政治上依附于不同的统治集团。由于他们的具体改革措施不同，彼此之间经常争论甚至诋毁，最后逐渐形成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三苏、司马光、二程等为代表的旧党。熙宁八年（1075），《三经新义》由朝廷正式颁为官学，并成为科举程式，新学正式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宋哲宗元祐初，司马光任宰相，新学遭司马光旧党集团反对而略微受挫，但绍圣之后新学旋即恢复统治地位。宋徽宗时，蔡京任宰相，坚决拥护王安石变法，旧党更因“元祐学禁”受到排挤，理学和蜀学都被禁止传播。北宋末年，蔡京集团垮台，宋钦宗即位，解除了“学禁”，从此王安石新学丧失了独尊的官学地位。宋室南渡，新学尽管丧失了独尊地位，但其在思想学术领域仍然有着重要影响。因它始终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曾得到秦桧集团的利用；更为重要的是新学的部分著作仍然是士子读书和科举考试不可缺少的教材之一部分；王安石的学术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宋高宗时士子大多认为“安石政事虽不善，学术尚可取”①，宋孝宗认为“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①1；王安石本人也从宋哲宗“绍述”起就一直受到祀享孔庙的待遇。
  进入南宋，宋高宗把北宋亡国之罪由蔡京集团追及王安石，王安石新学受到否定和批判每况愈下，且后继乏人。另一方面，王安石新学比较注重事功，讲究功利，强调经济效用，因而从学者大多带有政治功利的目的，一旦政治环境有变必将影响其学术的传播。与此相反，二程理学比较注重道德教化，讲究心性修养，强调精神品格的提高，具有强烈的正统意识，因而得到南宋初统治者特别是宁宗、理宗的尊崇。自北宋末“党禁”“学禁”解除后，理学和蜀学都得以自由传播。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派在朱子、张栻、吕祖谦“东南三贤”等人的学术交流和书院讲学授徒中得到大发展，在社会上的传播日益广泛，影响日盛。蜀学逐渐走向与理学融合的道路。到乾淳以后，新学和蜀学均已衰落，理学体系则基本成熟。理学思潮在民间已成为主流，但在朝廷尚未得到独尊地位。
  理学的日益发展遭到了来自朝野两方面的批评和反对。一方面遭到陈亮、叶适等事功派人物从学术思想层面给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受到一些受“新学”影响的朝廷官员的敌视和反对。其中受攻击最甚的是朱子一派的理学。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理学更是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灾难。
  在韩侂胄等人的推动下，朝廷宣布理学为“伪学”，予以禁止。同时宣布传讲“伪学”之人为“逆党”，又著“伪学逆党籍”，计有赵汝愚、朱子、蔡元定、叶适、杨简等共五十九人，加以排斥打击，或放逐或监管。庆元六年（1200），被诬为“逆党之魁”的朱子在忧郁中离开了人间。此次“党禁”宣告禁止理学，史称“庆元党禁”。
  两宋统治者一直致力于统治学说的建立。北宋的灭亡，宣告了王安石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的失败，而注重道德教化，讲究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程朱理学，在经过南宋统治阶级的不断纷争后，人们逐渐改变了对它的认识，朝廷也渐渐改变其态度，开始对理学及理学人物加以表彰。宁宗嘉定二年（1209），在真德秀上疏请求下，朝廷下诏赐朱子谥为“文”；嘉定八年（1215）谥张栻为“宣”；嘉定九年（1216），又谥吕祖谦为“成”；嘉定十年（1217）再谥陆九渊为“文安”，至此，“东南三贤”都得以赐谥。嘉定十三年（1220），应魏了翁、任希夷等人之请，朝廷追谥周敦颐为“元”，程颢为“纯”，程颐为“正”。此外，嘉定五年（1212），根据李道传、刘爚等人的要求，朝廷还将朱子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学官，成为官方法定读本。这实际上承认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理宗即位，真德秀上书以正心诚意的程朱理学教导皇帝，深得理宗欣赏。宝庆三年（1227），理宗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特下诏追赠朱子为太师，封信国公，对朱子之学推崇备至。淳祐元年（1241），理宗亲制《道统十三赞》，下诏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以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朱子从祀孔庙，同时黜王安石从祀。至此，朝廷上下已公开承认程朱理学是接续孔孟道统的正学。朱子理学最终被南宋统治阶级选择为统治学说，确立了其在思想、学术等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得到了元、明、清各代统治者的认可。
  （四）朱子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如前所述，朱子理学在南宋中期以前虽已盛行，但并不得势，还一度被宣布为“伪学”遭到禁止。到宋理宗时才开始发扬光大，由民间学术主流一跃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学说。终南宋末期，朱子理学始终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但其官学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
  元灭南宋，元朝统治者为建立与汉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治意识形态，尊孔重儒、重用儒士，大力提倡理学，积极推行汉法，逐步完成了蒙古民族的封建化。在儒士赵复、许衡、刘因等的倡导下，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下诏开科取士，朱子所注“四书”及朱子学派所注“五经”被列为科场试士的程式，朱子理学正式演变为官学。另一方面，元承宋习，宋代重要理学家又再次得到了封谥，如周敦颐封为道国公，朱子封为齐国公，蔡沈封为建国公，真德秀封为福国公等，宋儒中的周、邵、张、程、朱、吕等还被下诏从祀孔庙。这一切表明，朱子理学已经确立了其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在学术领域，由于南北统一，理学随之传到北方，朱子理学由地方性的学术流派演变为全国性的学术思潮，陆学也并未衰竭，而有朱陆合流倾向。
  元代理学，不仅在某些方面从理论上发展了朱子理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朱子理学的流弊。如心性学中，增添了更多的儒家政治伦理观的内容，突出了道德践履，以规范人君；鉴于晚宋理学空谈误国，元代理学的主流，并不十分注重义理的探讨，而是重在义理的普及与运用，具有经世致用的倾向；更为重要的是，元代中后期的理学家，除一部分坚守朱、陆门户以外，不少学者如郑玉、胡长孺和吴澄等，主张打破门户，以和会朱、陆两家之长，即兼取朱学的致知、笃实的“下学”功夫和陆学反求本心的“易简”工夫，导致了朱、陆合流。这促进了理学中心学因素的增长，预示了明代阳明心学的发展方向。因此，元代理学实为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
  明代，封建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明初，统治思想尚未确立，为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巩固和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统治者认识到，要“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元璋《御制大诰》），于是把崇尚儒学及朱子理学作为一项基本的治国之策。统治者还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朱元璋钦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士子的必读书，科举考试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国家取士，说经者也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上必须用八股体。朱子理学独尊地位初步确立。永乐年间，为统一思想，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明成祖朱棣又命胡广、杨荣等人编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并亲自作序，颁行天下。至此，朱子理学不仅成为国家的统治学说，而且取得了彻底的独尊地位，其统治地位较宋元时更加不可动摇。
  明初的学术界，朱子之学占据主流，但朱学因官学化而日益僵化。诸儒“学朱而才不逮朱，终不出其范围”①，在理论上没有多少创新发明，在躬行践履方面有新风气形成，在学风上承袭元代“和会朱陆”的风气，流露出不少“心学”倾向。如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①。又如方孝孺的小学工夫，强调道德实践，注重治心悟道。值得注意的是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他兼采朱陆之长，不注重天道自然，侧重寻上学工夫，强调静观涵养，与其后学“白沙之学”和“余干之学”，一起诱发了明中期儒学新形态（心学）的出现，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明中期，王阳明心学崛起并广泛传播，逐渐居于学术界的主流，朱学虽然仍是官方哲学，但日益僵化和教条化，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阳明心学遥承南宋陆学，其主要论题是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应以个人良知为是非标准，特点在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朱学虽把伦理原则上升为宇宙本体和普遍规律，但却忽视了人在道德实践上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心学的出现正是弥补朱学的弱点而来的。
  阳明心学广泛传播，形成“心学”思潮，不仅标志着宋明理学理论架构的最终完成，而且是对业已僵化的官方统治学说“朱学”的革新，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但王阳明死后，其学说就渐次分化、衰微了。阳明大弟子王畿“悬崖撒手，非师门宗旨所可系缚”，“竟入于禅”。②王艮则发展为泰州学派，使王学发生变异，他把“百姓日用”与“圣人之道”统一起来。《明儒学案》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③王学的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其猖狂浮伪不亚于朱学，甚或过之。
  与心学相对应，明中期亦崛起了一股气学思潮，代表人物有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他们继承发展张载气本论哲学，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当时盛行的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的流弊予以批评。
  明朝后期，朱子理学尽管高踞官方意识形态的宝座，但真正占据着主导位置的却是阳明心学。此时起来批判朱学和王学末流的主要是东林学派。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以“清议”为手段，在对整个宋明理学的反省和批判中，致力于儒学精神的重建。他们或调和朱、王，或批判王学而回归朱学，力图用朱学来纠正王学的空谈玄虚之弊，或是通过修正王学以救治其弊端。他们认为朱、王之学都存在弊病，但较多地批判王学谈空说玄、引禅入儒的学风，声称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即在于此。所以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倡导治国救世的务实之学，是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先声。
  清初社会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统治者深谙“帝王敷治，文教是先”①的道理，为巩固统治，赢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戴，他们袭用传统的儒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当时的王学早已流入狂禅的虚诞和空疏，为世人所深恶痛绝，相比较而言，朱子理学的弊端稍轻一些，其正纲常之道、严君臣之别的封建等级观念以及道统观和大一统思想，迎合了清初统治者的需要。于是从顺治到乾隆，皇帝不但亲自纂写理学著作（如《周易折中》《周易述义》《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等），而且重用理学大师（如熊赐履、李光地等），命其编纂《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在全国普遍推行。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明中叶以后渐趋衰微的朱子理学又重新登上了统治学说的正统地位，并被悬为科举功令，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始终结。
  社会的大动荡必然引起学术思想的变化，清初出现了一股对理学的总结、反思、批判思潮。这是统治者尊孔崇儒，大力提倡的结果，也是晚明清初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一批具有探索真理精神的知识分子，立足现实，分别从哲学、经学、史学、政治、经济等诸方面去认真研究，力图对传承了几个世纪的理学思潮进行重新整理和认识，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于是出现了探讨理学产生和发展的专门著作，如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峰的《理学宗传》、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兴起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总结诸子百家之学的哲学思想、以颜元为代表的实学思潮、以戴震和惠栋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等。
  就当时学术思想特点而言，似乎可以用“实学”一词加以概括，这里“实学”主要指经世致用。清代学者基于明亡的历史教训，在批判宋明理学空疏之弊的基础上，从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全面由虚返实，以虚救实。他们或者重从本体上求实而大力提倡气实体论；或者重从实用上求实而提倡经世实学，其中有从书上求实者，如通经致用论、史学经世说和“重实证”的考据实学等；或者重从事上求实，如经国济民的经世之学、昌明科技的实测之学和向西方学习的格致之学等。从实学思潮的演变过程看，每当“治世”，它往往埋藏在纯学术的外壳内，转向低潮；每当“乱世”，它却沿着“修实政，施实惠”的方向发展，进入高潮时期。①综观中国封建社会，从西汉以来，儒家学说很长时间都是各朝各代封建专制统治的统治学说，但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历史风貌。朱子理学，是儒学的哲理化，它吸收了佛、道二教精致的思辨内容，将儒家的纲常伦理上升为宇宙本源、宇宙本体，并反过来证明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合理性，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从南宋末到清王朝覆灭，朱子理学始终是中国封建专制集权的官方统治哲学。朱子的地位愈抬愈高，朱学派著作被悬为科举功令，朱学主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领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

①〔宋〕范仲淹：《范文正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潘富恩、徐洪兴主编：《中国理学》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51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第10550页。 ①〔隋〕王通：《中说》卷五《问易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九《范吕诸儒学案》，第805页。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第56页。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三《高平学案》，第149页。 ④〔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四《庐陵学案》，第220页。 ①〔宋〕张载：《张载集》卷六《经学理窟·义理》，第277页。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上》，第663页。 ③参见束景南、王晓华：《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④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⑤〔元〕佚名编：《宋史全文》卷十二上《宋神宗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九，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5页。 ②〔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明道先生语一》，《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2页。 ③〔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七《胡氏本拾遗》，《二程集》，第394页。 ④〔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集》，第217页。 ⑤〔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伊川先生语十》，《二程集》，第312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七十九《陈公辅传》，第11694页。 ①〔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元丰至嘉定宣圣配飨议》，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69页。 ①〔清〕黄宗羲：《明儒学案·莫晋序》，第15页。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第7222页。 ②〔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第226页。 ③〔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第703页。 ①《世祖章皇帝圣训》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参见葛荣晋：《清代实学思潮的历史演变》，《文史哲》198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