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隋唐是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四分五裂的动荡局势下获得统一的。政治上的统一，要求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业已形成纷争交融的局面。由于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①，唐王朝建国之初，统治者以史为鉴，选择了三教并行的统治策略，奉道教为国教，在尊崇佛教的同时，亦重视儒学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儒学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唐高祖“颇好儒臣”，立国之初即下诏在全国建置各类学校。唐太宗更是“锐意经籍”，即位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讲经论事；还数次视察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并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经者，咸得署吏。因此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呈现了一派儒学勃兴的盛世景象。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命颜师古统一文字，成《五经定本》；命孔颖达等统一五经义疏，成《五经正义》，颁行天下，经学由此得到统一。②其次，隋唐各代统治者除唐武宗一度灭佛以外，其余皆程度不同地支持和扶植佛教。译经、建寺、造像、刊刻佛教经典、褒奖名僧，甚至亲注佛经。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佛教也迎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创立了宗派，还模仿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系，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佛教的盛行，其影响大有盖过儒学的势头，上至最高统治者、公卿大夫，下至民间百姓，对佛教的敬奉更是虔诚有加。佛教文化成为隋唐时期思想和学术领域的一股时代潮流。
  至于道教，也丝毫不逊色于儒佛。道教被李唐王朝奉为国教，认老子为其祖先，先后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太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升格为经，科举考试中还增设了“道科”。与此同时，道教理论活动也空前活跃。从隋唐初以来，道教逐渐转向以《老子》《庄子》《列子》《文子》为基本经典，以修身与治国为基本目标，把修心作为得道的基本内涵，大大改变了原先粗糙的神仙学说，并吸收了佛教的心性理论，从而使其理论水平得以提高。
  三教并立，传统儒家经学发生严重危机。自魏晋以后，经学南北分立，要么据守章句，不知变通；要么穿凿附会，汗漫无归；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及佛道有吸引力。如道教的修身养性，佛教的哲学思辨等，吸引了一大批信奉者。二教使东汉以来的谶纬迷信、玄学化儒学相形见绌，削弱了对抗佛道的力量，动摇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加之科举中“贴经”“墨义”及诗赋的实行，《五经正义》对经学的统一，扼杀了学术的创新精神，儒学学者墨守正义，奉行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原则，导致了经学自魏晋以来的继续衰落。
  面对危机，儒学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中唐以后，在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等的推动下，儒学逐步走上了复兴的道路。
  唐代儒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唤醒人们对儒家所宣扬的圣贤之道的重新关注，重新把它拉回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中心，拉回到精神信仰的中心。完成这项工作的代表人物是韩愈和李翱。
  为了抨击佛、道二教，弘扬儒学，韩愈提出了“道统说”。韩愈首先阐述了儒学的“道”与佛教、道教的“道”的区别。指出儒家的“道”是先王之道，即仁义之道，佛、道二教虽讲道德，却不讲仁义。因而韩愈说：“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①先王之道在理论上的完整表现是以《大学》为纲领的儒学思想体系，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与正心诚意的个人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的。儒家讲正心诚意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而佛教、道教讲正心诚意却要脱离世俗社会，即“入世”与“出世”的区别。为了说明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韩愈还创造了道统论，以传承道统为己任，用以对抗佛教的宗派法统，力图恢复儒学在社会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希望唐统治者取缔佛教，即是“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另一方面，他以儒家道统为价值标准，批评和规范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使正统在道统所认可的轨道上运行。道统的这两方面的作用对后世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为了对抗佛道二教灭情绝欲、逃避现实的人性论，加强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正统地位，韩愈提出“性三品说”、李翱提出“复性说”。韩愈认为人的本性是由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组成的，是与生俱来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之性，五德俱全，是纯善的；中品之性，五德不全，善恶相混；下品之性，五德俱违，是纯恶的。他指出依照道德本性来完善人性是可能的，按照儒家道德原则来教化人民是道德本性的内在要求。李翱认为人性是天赋的，其本性都是善良的，而人的情欲则是邪恶的，所以他主张绝情以复性。韩愈和李翱的思想为宋学所继承，二人的道统论和心性论从哲学思想上为宋学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要复兴儒学，除了借批佛道来唤回儒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以外，还得从理论上对经学自身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批评和清算。柳宗元和刘禹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柳宗元站在无神论的立场，对“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进行了系统地批判。他认为天地、元气、阴阳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的“存亡得失”无关，并不能赏功罚祸。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趋势。由此出发，他也对历代有关帝王受命于天及符瑞等神学史观给予了有力的批判。认为帝王受命在人，只有修仁积德得到百姓支持，才能长治久安。又指出董仲舒等人大讲天意，只不过是为了欺骗百姓，这就戳穿了“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虚伪骗人本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它产生的社会根源。
  刘禹锡则进一步分析了“天人感应”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及认识根源。他坚持并发展了荀子“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思想，认为天是一种有形的物质实体，提出了“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命题。此外又从人类社会历史方面去寻求神学天命论的根源，指出人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之时而创造了神，并非真有神干预人事。刘禹锡还从认识论上去探求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分野，指出人能认识客观规律就可以征服自己，而不有求于天；没有认识客观规律，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而把一切归于天意支配，最终会走向天命论。
  为振兴儒学，韩、李“绍续道统”，为抗佛道，二人建立性情论，为儒学的“内圣外王”之学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料，给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开启了博大而缜密的宋明理学的先河；柳、刘对有神论和各种迷信思想的批判，为儒学脱去神秘的气息，走上理性发展的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