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学独尊是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是为了巩固政权。统一思想的要求在秦代已经提出，秦朝统治者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和焚书坑儒的办法来统一思想，这种尝试随即以秦王朝的短命而宣告失败。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仍然面临着统一思想、构筑统治思想体系的问题。汉初，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治疗战争创伤。经历了数十年的探索，西汉统治者最后找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神学思想体系。实践证明，法家和黄老道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终不能长久，只有儒家思想才能真正适应封建宗法制统一帝国的长远需要。“因为比较其他各家，儒家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更深的现实联系，它不是一时崛起的纯理论主张或虚玄空想，而是以具有极为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深厚根基，从而能在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儒家一贯强调‘孝悌’是立国之本，强调作为社会等级的伦常秩序的重要性，总是非常地有用和有效。”①汉独尊儒学，是建立在儒、法、黄老等思想合流的基础上的。汉武帝在尊儒的同时还崇尚法治，尊儒尚法是他实行统治的根本思想。董仲舒将儒家的仁义思想与法家的刑名之学以及阴阳五行思想结合起来，创造了天人合一的神学思想体系，其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三纲五常的纲常伦理思想、“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完全适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为汉家的“以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自秦以来政治统治思想的转换，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基础也由此得以奠定。
  儒学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学术发展的方向。汉武帝实行独尊儒学政策以后，不仅使儒学（经学）开始成为了唯一的封建正统学说，更重要的是使研究、解说、注释儒家经典的汉代经学逐渐成为政治与学术思想领域的一股时代思潮，并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五经”从此超越一般历史文化典籍，成为国家全部思想与政治生活所必须遵循的指针，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典。儒学家通过解释儒家经典，来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现实性，借以追求功名利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①在统治者的提倡下，传经者日众，能通一经就可以做官，弟子跟着经师学习，经学的传授逐渐有了师承。凡是被立为博士的经学大师的经学便成为师法，弟子按照师法讲经就叫“守家法”。
  释经议政的经师们在整理秦火遗留下来的儒家典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个学派：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今文学派源于汉初，盛行于西汉。古文经学产生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它们同属于经学化的儒学，尽管经今古文有所不同，但依据的都是儒家经典，阐发的都是“圣王之道”，都从不同角度论证封建统治“三纲五常”的合理性，体现了汉代经学思潮的共同特点。
  今古文经学也存在很多对立和分歧，表现在学术思想方面主要是：在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上，在依据的材料上，在对史实的解释上，在研究原则和方法上。简而言之，今文经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是政治家，“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治经偏重于阐发“微言大义”，而古文经来源不明，有作伪痕迹，是异端之学；古文经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圣人，是史学家，“六经”是三代文化典章制度以及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忠实记录，治经偏重于“名物训诂”，而今文经是秦火余烬，是“抱残守缺”之学。此外，今文经学为朝廷正式承认的官学，置博士，设弟子员，利禄优厚。而古文经晚出，为民间流传的私学，未得立于学官、置博士、设弟子员，利禄之路为今文经学家所垄断。
  基于以上对立和分歧，西汉末年，随着古文经学的发展壮大，由古文经学家刘歆发起，产生了汉代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从西汉哀帝时刘歆与今文博士的辩论，到东汉光武帝时陈元与范升，章帝时贾逵与李育之间的辩论，这是汉代较为著名的三次今古文经学的争辩。三次争论表面上围绕着古文经学的地位而展开，动因是争立学官，实质是争正统、争政治地位、争保持或进入仕途的优厚政治待遇。辩论的结果，客观上促进了古文经学的发展，促进了今古文经学的沟通与合流。东汉后期，郑玄融会两家说法，取长补短，遍注群经，自创一家之言，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开始融合。
  另外，在两汉经学思潮盛行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讲灾异符命的谶纬神学。谶纬之学兴起于哀平之际，兴盛于东汉初年，成了风靡一时的思潮，一度成为东汉王朝的主要意识形态，甚至被称为“内学”，地位高于经书，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过重大影响。谶纬与经学的结合，推动了汉代经学的神学化。总之，“谶纬神学是一种危机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反映了西汉末年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①。经学是汉代的主要思潮，谶纬是经学的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