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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和历史过程，造就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主意识形态，一般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有时也会受到其他思想的冲击而发生动摇。由于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每一种新的、代表着未来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形成都是在原有意识形态中孕育发展而来的，并吸收整合了原有意识形态中的有益思想成分。朱子理学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批判继承封建社会前期儒学、佛学、道学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一简要叙述。
  （一）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独尊是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是为了巩固政权。统一思想的要求在秦代已经提出，秦朝统治者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和焚书坑儒的办法来统一思想，这种尝试随即以秦王朝的短命而宣告失败。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仍然面临着统一思想、构筑统治思想体系的问题。汉初，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治疗战争创伤。经历了数十年的探索，西汉统治者最后找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神学思想体系。实践证明，法家和黄老道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终不能长久，只有儒家思想才能真正适应封建宗法制统一帝国的长远需要。“因为比较其他各家，儒家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更深的现实联系，它不是一时崛起的纯理论主张或虚玄空想，而是以具有极为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深厚根基，从而能在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儒家一贯强调‘孝悌’是立国之本，强调作为社会等级的伦常秩序的重要性，总是非常地有用和有效。”①汉独尊儒学，是建立在儒、法、黄老等思想合流的基础上的。汉武帝在尊儒的同时还崇尚法治，尊儒尚法是他实行统治的根本思想。董仲舒将儒家的仁义思想与法家的刑名之学以及阴阳五行思想结合起来，创造了天人合一的神学思想体系，其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三纲五常的纲常伦理思想、“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完全适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为汉家的“以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自秦以来政治统治思想的转换，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基础也由此得以奠定。
  儒学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学术发展的方向。汉武帝实行独尊儒学政策以后，不仅使儒学（经学）开始成为了唯一的封建正统学说，更重要的是使研究、解说、注释儒家经典的汉代经学逐渐成为政治与学术思想领域的一股时代思潮，并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五经”从此超越一般历史文化典籍，成为国家全部思想与政治生活所必须遵循的指针，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典。儒学家通过解释儒家经典，来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现实性，借以追求功名利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①在统治者的提倡下，传经者日众，能通一经就可以做官，弟子跟着经师学习，经学的传授逐渐有了师承。凡是被立为博士的经学大师的经学便成为师法，弟子按照师法讲经就叫“守家法”。
  释经议政的经师们在整理秦火遗留下来的儒家典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个学派：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今文学派源于汉初，盛行于西汉。古文经学产生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它们同属于经学化的儒学，尽管经今古文有所不同，但依据的都是儒家经典，阐发的都是“圣王之道”，都从不同角度论证封建统治“三纲五常”的合理性，体现了汉代经学思潮的共同特点。
  今古文经学也存在很多对立和分歧，表现在学术思想方面主要是：在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上，在依据的材料上，在对史实的解释上，在研究原则和方法上。简而言之，今文经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是政治家，“六经”为孔子政治之说，治经偏重于阐发“微言大义”，而古文经来源不明，有作伪痕迹，是异端之学；古文经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圣人，是史学家，“六经”是三代文化典章制度以及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忠实记录，治经偏重于“名物训诂”，而今文经是秦火余烬，是“抱残守缺”之学。此外，今文经学为朝廷正式承认的官学，置博士，设弟子员，利禄优厚。而古文经晚出，为民间流传的私学，未得立于学官、置博士、设弟子员，利禄之路为今文经学家所垄断。
  基于以上对立和分歧，西汉末年，随着古文经学的发展壮大，由古文经学家刘歆发起，产生了汉代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从西汉哀帝时刘歆与今文博士的辩论，到东汉光武帝时陈元与范升，章帝时贾逵与李育之间的辩论，这是汉代较为著名的三次今古文经学的争辩。三次争论表面上围绕着古文经学的地位而展开，动因是争立学官，实质是争正统、争政治地位、争保持或进入仕途的优厚政治待遇。辩论的结果，客观上促进了古文经学的发展，促进了今古文经学的沟通与合流。东汉后期，郑玄融会两家说法，取长补短，遍注群经，自创一家之言，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开始融合。
  另外，在两汉经学思潮盛行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讲灾异符命的谶纬神学。谶纬之学兴起于哀平之际，兴盛于东汉初年，成了风靡一时的思潮，一度成为东汉王朝的主要意识形态，甚至被称为“内学”，地位高于经书，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过重大影响。谶纬与经学的结合，推动了汉代经学的神学化。总之，“谶纬神学是一种危机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反映了西汉末年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①。经学是汉代的主要思潮，谶纬是经学的支流。
  （二）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儒学式微一方面，汉魏之际，儒家经学夹杂着谶纬迷信成分，愈加泛滥，遭到了王充、桓谭、仲长统等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思潮的抨击，加之遭“党锢之祸”，经学衰落了，随即出现了信仰危机，影响了它作为统治思想的普及。统治阶级不得不另求新的统治思想和治世良方。另一方面，社会动荡不安，思想也较以前自由。在时代的呼唤下，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又重新得到认识和研讨。
  为适应门阀士族统治的需要，汉末流行于民间的老庄思想也日渐活跃。老庄思想逐渐与儒学结合，产生了魏晋及此后社会在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玄学思潮。
  玄学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史称“正始玄风”。玄学的基本问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其特点是祖述老庄。玄学所谓的自然，不是单指老庄道教思想，更不是指自然界本身，而是指支配着自然界和社会的那种不加约束的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玄学所谓的名教，也并非单指儒家思想而言，而是指历史上形成的那套完整的封建宗法制度、秩序和道德规范。因此，玄学思潮是儒道合一的产物，玄学家企图用玄学来改造当时逐渐失势的儒家经学，其目的是为统治者寻找新的治国方略。
  玄学开创者何晏、王弼以道家学说阐释儒家经典，特点是以儒合道，对汉以来繁琐经学进行了精心的玄学改造。他们重新解释“天道自然”，提出“名教本于自然”，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这就将汉代“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改造为“有无本末之辩”的玄学本体论。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玄学中的异端，其特点是儒、道分离。他们不满于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诛杀异己，认为名教违反了自然，因而行为上旷达不羁，理论上诋毁名教，师法老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并对儒家圣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抨击，进一步冲击了儒家学说。西晋代魏，门阀制度得以确立。玄学家向秀、郭象进一步振起玄风，他们发展了何晏、王弼“贵无论”思想，创立“独化论”，提出“名教即自然”，其特点是以道合儒，用儒家思想解释道家经典。此种论调立足于为门阀制度的合理性作论证，因而得到官方的赏识，魏晋玄学兴盛。这样，玄学完成了儒道调和的思想进程，儒学在这一进程中也逐渐被玄学化。
  魏晋玄学兴起于经学衰落之际，又进一步加剧了经学的衰微，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冲击，玄学成为魏晋时代的主要社会思潮。玄学的盛行动摇了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而玄学的思辨性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并给宋明时理学的本体论哲学以启示。
  （三）隋唐时期，儒佛道三足鼎立隋唐是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四分五裂的动荡局势下获得统一的。政治上的统一，要求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业已形成纷争交融的局面。由于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①，唐王朝建国之初，统治者以史为鉴，选择了三教并行的统治策略，奉道教为国教，在尊崇佛教的同时，亦重视儒学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儒学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唐高祖“颇好儒臣”，立国之初即下诏在全国建置各类学校。唐太宗更是“锐意经籍”，即位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讲经论事；还数次视察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并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经者，咸得署吏。因此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呈现了一派儒学勃兴的盛世景象。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命颜师古统一文字，成《五经定本》；命孔颖达等统一五经义疏，成《五经正义》，颁行天下，经学由此得到统一。②其次，隋唐各代统治者除唐武宗一度灭佛以外，其余皆程度不同地支持和扶植佛教。译经、建寺、造像、刊刻佛教经典、褒奖名僧，甚至亲注佛经。寺院经济空前繁荣，佛教也迎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创立了宗派，还模仿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各自的传法世系，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佛教的盛行，其影响大有盖过儒学的势头，上至最高统治者、公卿大夫，下至民间百姓，对佛教的敬奉更是虔诚有加。佛教文化成为隋唐时期思想和学术领域的一股时代潮流。
  至于道教，也丝毫不逊色于儒佛。道教被李唐王朝奉为国教，认老子为其祖先，先后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太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升格为经，科举考试中还增设了“道科”。与此同时，道教理论活动也空前活跃。从隋唐初以来，道教逐渐转向以《老子》《庄子》《列子》《文子》为基本经典，以修身与治国为基本目标，把修心作为得道的基本内涵，大大改变了原先粗糙的神仙学说，并吸收了佛教的心性理论，从而使其理论水平得以提高。
  三教并立，传统儒家经学发生严重危机。自魏晋以后，经学南北分立，要么据守章句，不知变通；要么穿凿附会，汗漫无归；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及佛道有吸引力。如道教的修身养性，佛教的哲学思辨等，吸引了一大批信奉者。二教使东汉以来的谶纬迷信、玄学化儒学相形见绌，削弱了对抗佛道的力量，动摇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加之科举中“贴经”“墨义”及诗赋的实行，《五经正义》对经学的统一，扼杀了学术的创新精神，儒学学者墨守正义，奉行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原则，导致了经学自魏晋以来的继续衰落。
  面对危机，儒学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中唐以后，在韩愈、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等的推动下，儒学逐步走上了复兴的道路。
  唐代儒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唤醒人们对儒家所宣扬的圣贤之道的重新关注，重新把它拉回到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中心，拉回到精神信仰的中心。完成这项工作的代表人物是韩愈和李翱。
  为了抨击佛、道二教，弘扬儒学，韩愈提出了“道统说”。韩愈首先阐述了儒学的“道”与佛教、道教的“道”的区别。指出儒家的“道”是先王之道，即仁义之道，佛、道二教虽讲道德，却不讲仁义。因而韩愈说：“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①先王之道在理论上的完整表现是以《大学》为纲领的儒学思想体系，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与正心诚意的个人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的。儒家讲正心诚意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而佛教、道教讲正心诚意却要脱离世俗社会，即“入世”与“出世”的区别。为了说明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韩愈还创造了道统论，以传承道统为己任，用以对抗佛教的宗派法统，力图恢复儒学在社会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希望唐统治者取缔佛教，即是“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另一方面，他以儒家道统为价值标准，批评和规范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治，使正统在道统所认可的轨道上运行。道统的这两方面的作用对后世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为了对抗佛道二教灭情绝欲、逃避现实的人性论，加强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正统地位，韩愈提出“性三品说”、李翱提出“复性说”。韩愈认为人的本性是由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组成的，是与生俱来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之性，五德俱全，是纯善的；中品之性，五德不全，善恶相混；下品之性，五德俱违，是纯恶的。他指出依照道德本性来完善人性是可能的，按照儒家道德原则来教化人民是道德本性的内在要求。李翱认为人性是天赋的，其本性都是善良的，而人的情欲则是邪恶的，所以他主张绝情以复性。韩愈和李翱的思想为宋学所继承，二人的道统论和心性论从哲学思想上为宋学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要复兴儒学，除了借批佛道来唤回儒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以外，还得从理论上对经学自身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进行批评和清算。柳宗元和刘禹锡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柳宗元站在无神论的立场，对“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进行了系统地批判。他认为天地、元气、阴阳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的“存亡得失”无关，并不能赏功罚祸。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趋势。由此出发，他也对历代有关帝王受命于天及符瑞等神学史观给予了有力的批判。认为帝王受命在人，只有修仁积德得到百姓支持，才能长治久安。又指出董仲舒等人大讲天意，只不过是为了欺骗百姓，这就戳穿了“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虚伪骗人本质，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它产生的社会根源。
  刘禹锡则进一步分析了“天人感应”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及认识根源。他坚持并发展了荀子“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思想，认为天是一种有形的物质实体，提出了“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命题。此外又从人类社会历史方面去寻求神学天命论的根源，指出人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之时而创造了神，并非真有神干预人事。刘禹锡还从认识论上去探求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分野，指出人能认识客观规律就可以征服自己，而不有求于天；没有认识客观规律，就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而把一切归于天意支配，最终会走向天命论。
  为振兴儒学，韩、李“绍续道统”，为抗佛道，二人建立性情论，为儒学的“内圣外王”之学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料，给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开启了博大而缜密的宋明理学的先河；柳、刘对有神论和各种迷信思想的批判，为儒学脱去神秘的气息，走上理性发展的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0页。 ①尚斌、任鹏、李明珠：《中国儒学发展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①〔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儒学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39页。 ②李景明等：《中国儒学史（隋唐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359页。 ①〔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①〔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原道》，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