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元时期，学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统治阶级的好恶取舍，政治的清明与否，决定着一种学术的命运。理学之兴衰与世道之消长紧紧相连。宋元时期朱子理学官学地位确立的一个关键原因，当推有远见的思想家对理学锲而不舍的表彰和宣扬，一再向统治者进言，要求表彰程朱理学，将其定为官学，确立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这使得封建统治者最终能够认识理学的社会价值，和对维护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这集中表现在抬高理学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地位，支持书院办学，设科取士，扩大理学的影响等。
  （一）南宋后期统治者对朱子理学的推崇和表彰嘉泰二年（1202）二月，宋宁宗解除学禁，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明显好转，理学得以复苏，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但还并未完全压倒居于意识形态领域主流地位的“新学”和“蜀学”而取得儒学的正统地位。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韩侂胄被杀，备受韩侂胄打击的理学与理学人物亦在政治上翻了身。嘉定元年（1208）十月，皇帝下诏为朱子议谥。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谥朱子为“文”，尊称“朱文公”。次年，又追赠朱子为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嘉定五年（1212），根据李道传、刘爚等人的要求，将朱子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学官，成为官方法定读本，标志理学著作正式进入官学，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朱子平了反。嘉定八年（1215），谥张栻为宣公，九年，谥吕祖谦为成公，十年，谥陆九渊为文安。尤其在嘉定十三年（1220），朝廷根据魏了翁、任希夷等人的要求，谥周敦颐为元公，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使三人的学术地位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这在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为理学成为南宋后期的官方哲学起了先导作用。
  嘉定十七年（1224），宋宁宗去世，理宗即位。理宗即位以前，曾从他的老师郑清之那里学习程朱理学。因此，理宗从早年起就受到了理学思想的熏陶，并在长期的政治统治中，逐渐认识到理学对于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大力推崇理学，表彰理学人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理宗即位后，为改善“湖州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缓和理学人物对朝廷的不满情绪，不仅贬斥了罪恶昭著的“三凶”（梁成大、李知孝、莫泽），而且重新启用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等理学名士，对朱子、张栻、陆九渊等理学大师的后裔和弟子再传弟子也无不加以网罗，授以官职。如诏魏了翁为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擢端明殿学士，同佥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资政殿学士等；诏真德秀为中枢舍人，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户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拜参知政事等，还命真德秀为他的经筵侍读，讲授《尚书》和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诵读理学家的著述。理宗在位四十年，推崇理学坚持不懈。宝庆元年（1225）八月，赠张九成太师，追封崇国公，谥“文忠”。同年诏程颐四世孙源为籍田令。宝庆二年（1226），赠陆九龄朝奉郎直秘阁，谥“文达”。宝祐二年（1254）二月，为朱子门人李燔赐谥“文定”；宝祐四年（1256）五月，为孔子五十代孙孔元龙赐迪功郎、授初品官。景定二年（1261），诏封张栻为华阳伯，吕祖谦开封伯，从祀孔子庙庭；景定四年（1263），诏布衣理学之士何基、徐几补迪功郎，分别任婺州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建宁府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以上这些，是理宗崇尚理学的一些惯常做法，一定程度地抬高了理学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地位。
  第二，对理学集大成者朱子及其《四书章句集注》大加赞扬，抬高了朱子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宝庆三年（1227）下诏说：“朕观朱子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①理宗以为朱子集注“四书”，“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特下诏追赠朱子为太师，封信国公。这是封建最高统治者首次如此褒崇朱子及其《四书章句集注》，为确定理学的统治地位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同年三月，理宗在召见朱子儿子工部侍郎朱在时，对他说：“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①绍定二年（1229）九月，又命学士院草诏，改封朱子为徽国公，在制诏中甚赞朱子才华出众，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推崇备至。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也由于理宗的推崇，取得了学术上的统治地位而成为儒生的必读课本，这标志着朱学已成为当时官方的显学。
  第三，将理学列为“正学之宗”，树为官学，确立了朱子及其理学思想在政治统治中的地位。为倡明道统、维护封建纲常、巩固封建统治，理宗以最高政治权威下诏确认朱子等人的道统地位。绍定三年（1230），理宗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给从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到孟子这十三位“圣贤”分别作赞辞，说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道统。端平元年（1234），理宗在选德殿柱上金书六字：“毋不敬，思无邪”②，以此为座右铭，标榜自己对理学的尊崇。端平二年（1235），“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升孔伋十哲”③。嘉熙元年（1237），下诏国子监刊印朱子的《通鉴纲目》。淳祐元年（1241）正月，理宗将临太学视学，下诏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④将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朱子的灵牌送入文庙，以从祀孔子。与此同时，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后又把《道统十三赞》赐国子监宣示诸生，表彰濂、洛诸儒，贬斥“新学”，指斥王安石为“万世罪人”，废除其从祀孔庙的地位。这标志着朝廷正式确认了程朱等理学人物的道统地位，理学开始走向官方哲学。宋理宗于淳祐元年（1241）视察太学时，还亲笔手书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生，并颁行天下学校，可见其对朱子理学的推崇。
  （二）元代统治者对朱子理学的推崇和表彰在用什么方法统治中原的问题上，元代统治阶级一致采用以儒术治国的方针，推行汉法，尊崇儒术。理学就是在元朝统治者的推崇、倡导下完成了官学化进程，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
  忽必烈早在潜邸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①，在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等一大批“汉儒智囊团”的建言下他认识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②的道理，实行“汉法”政策，采用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家思想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他对推动理学的传播和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忽必烈保护了大量的南方理学儒士。在征伐南宋的过程中，他接受姚枢等人的建议，改屠城为攻心，对被俘的儒士下令“听赎为民”“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③。并于1276年为近四千名儒士免除了徭役。对汉族文化设施也采取了尽可能保护的态度，如1261年下诏：“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④他还支持杨惟中、姚枢等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讲授理学。这些措施，促进了南北汉蒙文化交流，为理学的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二，积极办学，提高理学及理学家的学术地位。忽必烈认识到理学对治国平天下的意义，尊崇理学，重用理学儒士。他欣赏并重视朱子的《四书》等经典，他说：“不治经究心孔孟之道而为词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⑤他设国子学、国子监，还设路学、府学和县学，诏理学大师许衡为国子祭酒，以许衡、王洵、吴澄等理学儒士任教授、学正等职，教学内容也以理学为主。他还重视理学家讲学论道的书院，并派理学人士担任书院山长。在官学与书院的推动下，朱子理学得到进一步普及，理学实际上已被忽必烈推到了一种“准官学”的地位。
  忽必烈行汉法、以儒治国的方略得到后世元朝统治者的肯定，成宗铁木耳、武宗海山也相继兴办官学，推崇理学，进一步推进汉化，武宗甚至有了兴科举之意。然于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甚有功劳的当属元仁宗，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推进理学的世俗化，确立理学的官方化上。
  首先，重用儒臣，尊孔崇儒。他效法忽必烈，在潜邸招贤纳士，询问治道，诏令“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①。他认识到儒学的作用：“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②。因而，仁宗积极表彰理学先圣先贤。皇庆二年（1313）元月，诏“以宋儒周敦颐、程颢、颢弟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子庙廷”③。为体现崇儒兴文，扩大孔孟先圣的影响，延祐元年（1314），下诏袭封孔子五十三代孙为衍圣公；延祐三年（1316），又加封孟轲父为邾国公，母为邾国夫人，免除文庙徭役、赋税。
  其次，助学兴教，重视儒家文化教育。仁宗隆兴官学，将国子监学生的名额由一百二十名增至三百多人。他还开办学校，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使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儒学要旨。他还命臣子翻译并出版儒家蒙古文典籍。如延祐四年（1317），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赓等译《大学衍义》以进，仁宗看后谓群臣曰：“《大学衍义》议论甚嘉，其令翰林学士阿怜铁木儿译以国语”④，并“以江浙省所印《大学衍义》五十部赐朝臣”⑤。
  最后，科举取士，选拔人才。这是促成理学官学化的重要一环。皇庆二年（1313），仁宗下诏实行科举，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科目以“四书五经”为主。还规定经问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设问出题，并用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经义规定的《诗经》《尚书》《周易》等，均以朱子、二程和其他理学家的注疏为主。《元史》记载：“今之贡举，悉本朱熹私议，为贡举之文，不知朱氏之学，可乎？”①至此，元朝的科举制度就正式建立起来了。科举的制度化，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理学的官学地位已被完全确立。
  进入元代，汉、蒙之间的民族矛盾加剧，统治者吸取辽、金两朝的统治经验，在“守成者必用儒臣”②的主张下，采用了较为开明的文教政策，主张文治、尊孔重儒、提倡理学、重用儒士、推行汉法。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奖励，元代各地书院发展很快，到元末顺帝时更是遍地开花，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元代诸帝一方面颁布政策保护儒士和书院的正常活动，明令书院财产不受各势力的侵扰、占用，给书院以经济保障。另一方面设科取士，将程朱理学从一学术思想上升为封建统治思想，并法定为官学及书院的教学内容，逐步实现了书院的官学化。
  元世祖以后，元朝统治者继续执行世祖时期的书院政策。尤其是元仁宗，他大力提倡理学，重视书院，不仅书院以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朱子、张栻、吕祖谦以及许衡等理学家从祀，而且正式恢复科举，使朱子等的理学之书成了儒生学习的法定教材和必读书，从而影响了书院的讲学内容，刺激了书院的繁荣发展，强化了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
  顺帝时期，元朝统治摇摇欲坠，元政府乞灵于理学，对书院建设也更加热心。据白新良统计，终顺帝一朝，全国新建书院56所，修复重建前代书院17所，连同元初以来新建和修复前代书院，全国书院数量不下400所，地区遍及直隶、河南、山西、山东、陕西、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两湖、两广、四川等14省。至此，元代新建282所，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124所，元代书院大致恢复到了南宋时期的数量。③除了新建、修复书院以外，书院祭祀的对象也以理学家为主。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八月，奏准送礼部定拟五先生封爵谥号，俱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同年十二月，又加封朱子为齐国公，追谥朱子之父为献靖。以后，还诏令许衡从祀孔庙。由此，各级儒学和书院祭祀的对象，除孔、孟及其弟子外，就是宋元理学的代表人物和有名学者。
  以上可见，经过南宋和元代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不仅书院迎来了其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而且形成了书院与理学的一体繁荣，一并走上了官学化道路。书院是理学的基地，理学为书院的精神；书院因理学家的讲学而得以兴盛，书院的兴盛反过来又推动了程朱理学的普及和发展。正是由于宋元统治者的大力表彰和推崇，程朱理学到元代才真正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并通过科举进一步强化了程朱理学在学术上乃至政治上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成为封建专制政权禁锢人们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如上所述，朱子以毕生精力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从政为官，与各学派相与交游、辩难，互相吸取，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这个过程中，朱子理学脱颖而出，并日趋成熟完备。由于朱子门人后学以及宋元封建统治集团的大力推崇和表彰，并由于朱子理学思想的二重性有效适应了宋元以来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朱子理学完成了由民间传授向政治化官方哲学的转化，最终在宋元时期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指导，成为宋末、元、明、清近七百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由此，朱子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孟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纪一》，第789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纪一》，第789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纪一》，第802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二《理宗本纪二》，第807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二《理宗本纪二》，第821页。 ①〔明〕宋濂等：《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第57页。 ②〔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第3688页。 ③〔明〕宋濂等：《元史》卷四《世祖本纪一》，第69—70页。 ④〔明〕宋濂等：《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六》，第179页。 ⑤〔元〕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十四《枢密董正献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一》，第546页。 ②〔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第594页。 ③〔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纪一》，第557页。 ④〔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第578页。 ⑤〔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第586页。 ①〔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九十《韩性传》，第4342页。 ②〔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第3461页。 ③参见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