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私淑弟子魏了翁，南宋著名理学家，曾创办鹤山书院，讲授义理之学。当时的士风、学风由于禁理学，已受到很大的影响。以魏了翁为代表的理学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通过服膺程朱之学，以理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学术、学风，进而对教育、政治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见解。他们力图通过表彰理学来树立社会正义，以革除教育、学术和时政的种种弊病，使理学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在教育、学术、社会风俗和治理国家等各个方面发挥理学的指导功能。于是在“庆元党禁”后的十几年，开展了一场积极宣扬和表彰理学及其代表人物，为理学争社会地位的活动。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思想家的主观动机看，这具有一定的理由和必然性。
  嘉定九年（1216），魏了翁上疏宋宁宗，表彰周敦颐和程颢、程颐，请为周、程三人定谥号。他说：盖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爽离判涣，莫适与归。……而颐独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赜，建图著书，阐发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诵其遗文者，始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知世之所谓学者，非滞于俗师，则沦于异端，有不足学者矣。又有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其学益以大振。虽三人者皆不及大用于时，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其于一代之理乱、万世之明暗所关系，盖甚不浅。……臣愚欲望圣慈详臣所陈，如以为可采，乞下之礼官，如先朝邵雍、徐积等故事，将周敦颐特赐美谥，使海内人士咸知正学之宗，其于表章风励，诚非小补。如程颢兄弟并得在易名之典，则尤足以章明时崇儒重道之意。①魏了翁上疏表彰周敦颐、程颢、程颐，并请为三人定谥号，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与一般为已故官吏请定谥号不能相比。魏了翁把周敦颐称为在孔孟之后，奋起于“百世之下”，继承正学，将孔孟儒学发扬光大的新儒学者。将周敦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提高到孔孟之后，一千多年来无人达到的高度。魏了翁大力表彰周敦颐及二程在创立理学过程中的作用和功绩，并系统地阐述了理学的思想源流和社会功能，极力为理学争社会地位，力图纠正和改变自“庆元党禁”以来对理学的种种曲解。其目的在于，希望南宋的最高统治者能够认识理学对维系社会稳定，巩固封建中央政权的作用，并将其确立为“正学之宗”，定为意识形态领域及全社会的正统思想。
  在魏了翁上疏请为周、程定谥号之前，南宋朝廷已于嘉定二年（1209）赐朱子谥号曰“文”；于嘉定八年（1215）赐张栻谥号曰“宣”。对此，魏了翁指出，朱子、张栻之学出自于周、程，仅表彰后学而遗其先师，恐于情理不通。他说：“朱熹、张栻并蒙赐谥，然熹、栻之学实宗周、程，录其后而遗其先，恐于褒崇美意，犹有未尽。”①他表彰周、程，是为了把周、程、朱、张等两宋理学家联为一体，作为一代学术思潮的代表人物来看待和表彰，并不单纯是对个人的赞扬。
  为达此目的，魏了翁于嘉定十年（1217），再次上疏申述前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请谥。他认为这关系到“学术之标准，风俗之枢机”②，强调应以周、程的思想来“风厉四方，示学士大夫趋向之的，则其于崇化善俗之道，无以急于此者”③。在魏了翁等人的一再奏请下，宋宁宗根据当时的政治和形势需要，于嘉定十三年（1220），赐周敦颐谥号曰“元”，赐程颢谥号曰“纯”，赐程颐谥号曰“正”，使周、程的学术地位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这在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为程朱理学成为南宋后期的官方哲学，并一直为后世的统治者所尊崇，起了先导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理学由“伪学”到被确立为官方正统哲学，由民间传授到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魏了翁的积极提倡和表彰，起了重要作用。除魏了翁的积极提倡和表彰外，当时礼部尚书任希夷的上言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任希夷曾从朱子问学，他以朱子、张栻、吕祖谦皆已赐谥，而周、程尚未赠谥为理由，上言称：“周惇颐、程颢、程颐为百代绝学之倡，乞定议赐谥。”①后来周、程被赐谥号，乃“从魏了翁、任希夷之请也”②。
  需要指出，理学之所以能够在南宋末逐步被确立为官方学说，如果没有其自身理论的成熟，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理学在南宋中期的大繁荣、大发展；如果没有经魏了翁及朱子、张栻后学们的大力宣扬和广泛传播，既使有个别人物为之请谥，也是很难得到最高统治集团认同的。然而，在这里面，魏了翁的倡导表彰之功仍不可没。
  魏了翁大力表彰周敦颐和二程，确立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这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魏了翁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日益腐化。魏了翁指出当时的情况是，今日天下之“贤太守”为数极少，“百不一二，而贪豢以枉法，苛酷以虐民，妄诞以废事者，总总也”。③贪官污吏众多，清官廉吏不过占总数的百分之一二，这是朝政腐败的必然结果和表现。统治阶级的腐朽势力对内加紧盘剥农民，鱼肉百姓，巧取豪夺；对外却苟且偷安，称臣纳贡，妥协投降，又把随之而来的经济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他们不顾宋王朝及社会长远、整体利益的种种倒行逆施造成了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引起了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也引来了进步思想家的批判。
  魏了翁揭示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俗流世坏，士大夫以官为市，与民为仇”④，“富连阡陌，贫猒糟糠”⑤。与之相应，在学术界则是士大夫“以渔猎为学问，以缀缉为文章”⑥，把“‘六经’之书仅为记览词辩之资，而鲜有以施诸政”⑦。南宋王朝正是在这种腐败和严重激化了的社会矛盾的夹击中，迅速走向没落。魏了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由于金、蒙古贵族的入侵，农民起义，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涣散和全民思想失向所引起的危机。为了挽救这些危机，他提出“开阐正学”，以理学（新儒学）来代替过去的旧儒学，企图通过对理学的宣传和提倡来阐明新儒学的“义理”，以端正当时的“人心”。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敷求硕儒，开阐正学，使人人知其有礼义廉耻之实，知有君臣父子之亲”①，把理学定于一尊，在意识形态领域以理学的义理思想为标准来整顿人心。一方面，他要求统治者重民、保民，顾及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为民父母者”，要具有“保息富教之诚心”，②不要一味地腐化堕落；另一方面，他要劳动人民安贫乐道，服从君臣上下的等级社会秩序，不要铤而走险，危害地主阶级的政权。这样，整个社会就可在理学思想的治理下安然长存，避免大的动乱和波折。由此可见，理学在它广泛传播并逐步被确定为统治思想之时，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它可以起到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并具有统一全民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功能。只是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执其一端，背弃了理学对封建君权、封建统治者约束的一面，而加强了其要求下层民众服从封建统治和伦理束缚的一面，使理学流弊逐渐演变为礼教枷锁，背离了理学家创立理学时的初衷。魏了翁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过程中的活动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这对宋明理学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