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产生于北宋时期的理学思潮，在其发展的初期，虽对社会思想界有重要影响，但并未受到当时统治集团的特别重视。理学的基本思想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依据，又以其精致的哲学思辨来论证“天理”的至高无上性，竭力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政治统治服务。由于理学的二重性，又主张对大地主、大官僚的过分骄奢淫逸和无限制的横征暴敛、腐败贪婪的行为加以适当的约束，并对封建君权和重臣擅权的行为有所限制，使其符合“理”的规范。因而理学及其倡导者时常受到封建统治集团的排斥和打击，以至南宋中期出现“庆元党禁”，使得理学遭受厄运。
  孝宗乾道、淳熙年间，朱子、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等著名理学家聚徒讲学，理学得到蓬勃发展，影响很大。朱子等人还借助给皇帝侍讲的机会来影响朝政，因而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反对，如郑丙、陈贾、林栗等人先后奏请禁止理学。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以赵汝愚和韩侂胄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的权力之争。当时身居相位的赵汝愚，引用了朱子等理学家担任要职，而韩侂胄则在朝中一批反理学官员支持下，与赵汝愚争权夺利。结果是韩侂胄得势，赵汝愚被迫下台。这就使理学势力在政治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理学被定为“伪学”严令禁止，朱子等五十九人被定为“逆党”受到打击排斥。此后，理学便开始处于低潮时期。
  魏了翁和真德秀就是在理学处于低潮时期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的。真、魏二人在当时不仅具有高度的理学素养，而且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理学经真、魏二人的表彰和宣扬，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并不断充实和完善，最终得到统治者的承认，使理学向官学化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1．魏了翁积极确立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朱子私淑弟子魏了翁，南宋著名理学家，曾创办鹤山书院，讲授义理之学。当时的士风、学风由于禁理学，已受到很大的影响。以魏了翁为代表的理学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通过服膺程朱之学，以理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对现实社会的学术、学风，进而对教育、政治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见解。他们力图通过表彰理学来树立社会正义，以革除教育、学术和时政的种种弊病，使理学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在教育、学术、社会风俗和治理国家等各个方面发挥理学的指导功能。于是在“庆元党禁”后的十几年，开展了一场积极宣扬和表彰理学及其代表人物，为理学争社会地位的活动。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思想家的主观动机看，这具有一定的理由和必然性。
  嘉定九年（1216），魏了翁上疏宋宁宗，表彰周敦颐和程颢、程颐，请为周、程三人定谥号。他说：盖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爽离判涣，莫适与归。……而颐独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赜，建图著书，阐发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诵其遗文者，始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知世之所谓学者，非滞于俗师，则沦于异端，有不足学者矣。又有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其学益以大振。虽三人者皆不及大用于时，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其于一代之理乱、万世之明暗所关系，盖甚不浅。……臣愚欲望圣慈详臣所陈，如以为可采，乞下之礼官，如先朝邵雍、徐积等故事，将周敦颐特赐美谥，使海内人士咸知正学之宗，其于表章风励，诚非小补。如程颢兄弟并得在易名之典，则尤足以章明时崇儒重道之意。①魏了翁上疏表彰周敦颐、程颢、程颐，并请为三人定谥号，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与一般为已故官吏请定谥号不能相比。魏了翁把周敦颐称为在孔孟之后，奋起于“百世之下”，继承正学，将孔孟儒学发扬光大的新儒学者。将周敦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提高到孔孟之后，一千多年来无人达到的高度。魏了翁大力表彰周敦颐及二程在创立理学过程中的作用和功绩，并系统地阐述了理学的思想源流和社会功能，极力为理学争社会地位，力图纠正和改变自“庆元党禁”以来对理学的种种曲解。其目的在于，希望南宋的最高统治者能够认识理学对维系社会稳定，巩固封建中央政权的作用，并将其确立为“正学之宗”，定为意识形态领域及全社会的正统思想。
  在魏了翁上疏请为周、程定谥号之前，南宋朝廷已于嘉定二年（1209）赐朱子谥号曰“文”；于嘉定八年（1215）赐张栻谥号曰“宣”。对此，魏了翁指出，朱子、张栻之学出自于周、程，仅表彰后学而遗其先师，恐于情理不通。他说：“朱熹、张栻并蒙赐谥，然熹、栻之学实宗周、程，录其后而遗其先，恐于褒崇美意，犹有未尽。”①他表彰周、程，是为了把周、程、朱、张等两宋理学家联为一体，作为一代学术思潮的代表人物来看待和表彰，并不单纯是对个人的赞扬。
  为达此目的，魏了翁于嘉定十年（1217），再次上疏申述前奏，为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请谥。他认为这关系到“学术之标准，风俗之枢机”②，强调应以周、程的思想来“风厉四方，示学士大夫趋向之的，则其于崇化善俗之道，无以急于此者”③。在魏了翁等人的一再奏请下，宋宁宗根据当时的政治和形势需要，于嘉定十三年（1220），赐周敦颐谥号曰“元”，赐程颢谥号曰“纯”，赐程颐谥号曰“正”，使周、程的学术地位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认。这在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为程朱理学成为南宋后期的官方哲学，并一直为后世的统治者所尊崇，起了先导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理学由“伪学”到被确立为官方正统哲学，由民间传授到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魏了翁的积极提倡和表彰，起了重要作用。除魏了翁的积极提倡和表彰外，当时礼部尚书任希夷的上言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任希夷曾从朱子问学，他以朱子、张栻、吕祖谦皆已赐谥，而周、程尚未赠谥为理由，上言称：“周惇颐、程颢、程颐为百代绝学之倡，乞定议赐谥。”①后来周、程被赐谥号，乃“从魏了翁、任希夷之请也”②。
  需要指出，理学之所以能够在南宋末逐步被确立为官方学说，如果没有其自身理论的成熟，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理学在南宋中期的大繁荣、大发展；如果没有经魏了翁及朱子、张栻后学们的大力宣扬和广泛传播，既使有个别人物为之请谥，也是很难得到最高统治集团认同的。然而，在这里面，魏了翁的倡导表彰之功仍不可没。
  魏了翁大力表彰周敦颐和二程，确立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这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魏了翁所处的时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日益腐化。魏了翁指出当时的情况是，今日天下之“贤太守”为数极少，“百不一二，而贪豢以枉法，苛酷以虐民，妄诞以废事者，总总也”。③贪官污吏众多，清官廉吏不过占总数的百分之一二，这是朝政腐败的必然结果和表现。统治阶级的腐朽势力对内加紧盘剥农民，鱼肉百姓，巧取豪夺；对外却苟且偷安，称臣纳贡，妥协投降，又把随之而来的经济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他们不顾宋王朝及社会长远、整体利益的种种倒行逆施造成了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引起了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也引来了进步思想家的批判。
  魏了翁揭示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俗流世坏，士大夫以官为市，与民为仇”④，“富连阡陌，贫猒糟糠”⑤。与之相应，在学术界则是士大夫“以渔猎为学问，以缀缉为文章”⑥，把“‘六经’之书仅为记览词辩之资，而鲜有以施诸政”⑦。南宋王朝正是在这种腐败和严重激化了的社会矛盾的夹击中，迅速走向没落。魏了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由于金、蒙古贵族的入侵，农民起义，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涣散和全民思想失向所引起的危机。为了挽救这些危机，他提出“开阐正学”，以理学（新儒学）来代替过去的旧儒学，企图通过对理学的宣传和提倡来阐明新儒学的“义理”，以端正当时的“人心”。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敷求硕儒，开阐正学，使人人知其有礼义廉耻之实，知有君臣父子之亲”①，把理学定于一尊，在意识形态领域以理学的义理思想为标准来整顿人心。一方面，他要求统治者重民、保民，顾及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为民父母者”，要具有“保息富教之诚心”，②不要一味地腐化堕落；另一方面，他要劳动人民安贫乐道，服从君臣上下的等级社会秩序，不要铤而走险，危害地主阶级的政权。这样，整个社会就可在理学思想的治理下安然长存，避免大的动乱和波折。由此可见，理学在它广泛传播并逐步被确定为统治思想之时，本身所具有的二重性，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它可以起到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并具有统一全民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功能。只是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执其一端，背弃了理学对封建君权、封建统治者约束的一面，而加强了其要求下层民众服从封建统治和伦理束缚的一面，使理学流弊逐渐演变为礼教枷锁，背离了理学家创立理学时的初衷。魏了翁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过程中的活动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这对宋明理学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2．真德秀推广传播理学与魏了翁积极提倡和表彰理学相呼应，朱子的另一私淑弟子真德秀的宣讲传播理学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史》载：“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③一方面，他潜心著述，身体力行，推进朱学的世俗化；另一方面，他利用各种机会讲习理学，传播理学，推进朱学的官学化。
  （1）推进朱学世俗化为推动朱学向民间普及，真德秀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支持学校，不厌其烦地以“衍义”“注释”“教化”的方式作《大学衍义》《四书集编》《读书记》《喻俗文》等，灌输朱学的价值观，把朱子学通俗化，对朱子学的推广和普及实在是功不可没。
  真德秀重视教育，他针对当时权相擅政以及官学与科举的弊端所带来的士风、学风的败坏，批评“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①，斥“科举之业”是“俗学”。②因此，真德秀特别重视教育。他身体力行，或亲临官学，或执经讲学，留下许多学记和祠堂记，如《潭州示学者说》《朱文公祠》《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等，关乎官学、州学及县学的学田、藏书、祭祀等各个方面。首先，在官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要“课以经史”。③真德秀所说的“经史”除传统经史外，还包括周、程、朱、张等理学家的著述，如“南轩之《论孟说》，晦庵之《大学中庸章句》”④等。由此真德秀反对学校“或虽供课，而所习不过举业，未尝诵习经史”⑤的做法，教导“学校庠塾之士”要“博求周、程以来诸所论著”，“当参考而并观焉”，“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⑥其次，在教育原则上，真德秀强调对理学家心性义理的学习和践行，而不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群居暇日，正当培养义理之源，务求有用之实”⑦。这反映了真德秀内圣经世的教育观。
  真德秀重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崇尚教化，认为“学校”是“风化之首”⑧。在地方任上，他的行政实践是以朱学为指导思想，积极推行乡村道德建设。为此，他修葺或建成了一些历史上皇王、功臣、名将、孝子烈女和乡贤祠庙，目的是祭祀表彰先圣乡贤，“推崇先生之道，以兴起士风而采诸众言”⑨。还写有许多“劝谕文”“劝孝文”“劝俗文”等通俗文章，在民众中传播朱学的生活理念，劝道甚至强迫民众建立和遵循一种理性的生活秩序，诸如行忠孝、辨长幼、勤俭节约、怜贫恤孤，等等。此外，他主张广立社仓、慈幼仓、义阡、置平仓作为赈灾及救济鳏寡孤独之用，惠政颇多。历史表明，教化可以直接影响士风、民俗，是一种稳定封建社会、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精神力量。
  真德秀重视教育，崇尚教化，把朱学的知识、思想、信仰广泛地传递到民众之中，扩大了朱学的影响，使理学思潮迅速在社会上流行起来，为朱学世俗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2）推进朱学的官学化真德秀一生立朝不满十年，三度入朝两度做经筵侍读，为实现朱学的官学化起了重要作用。其贡献在于舆论的宣传和理论的转化两方面，并为此做了长期而又艰苦卓绝的努力。
  在舆论方面，真德秀积极鼓吹理学，不遗余力地给皇帝灌输理学思想。
  更化之际，真德秀忧患于国事，“论奏恳恳，无虑数千万言”，内容涉及言论、楮币、边事等时弊，还提出“祈天永命”“公议公论”“选良吏”“扼盗贼”等举措，要求宁宗广开言路，重用理学人士，推崇“正心诚意”“修身洁己”①的朱学，使之成为现实政治的思想基础，借此整顿士风，重拾人心，从而达到净化官僚集团的目的。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理宗即位。为使政局稳定，民心顺服，“朕心终夕不安”的理宗急需要正君臣名分。对真德秀“思贤若渴”，诏为经筵侍读。真德秀从一贯的理学立场出发，认为要使政治清明，首先在于正君之心。他说：“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②真德秀针对纲常废弛，士习隳坏的情况，宣扬人君率身作则，扶持纲常，植立人极，并捧出“天命”来进行说教。要皇帝认识到“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③。并劝理宗留心义理之学，存心养心，去欲达仁。
  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真德秀再次作为经筵侍读，进《大学衍义》，希望以此指导最高统治者用理学思想治理国家。他反复申进“祈天永命”之说。如：“祈天永命为心，然后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销未形之变，迓将至之休。”①又说：“祈天永命为心，亲信仁贤，修举德政，则国势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虽百敌国其何能为！”②还不失时机地向理宗诵读朱子等理学家的著述，如《大学》《大学章句》等，以此给宋理宗灌输朱子学说，传授正心修身之要，劝君主正心修身。
  真德秀对朱学理论的现实政治转化和通俗化的成果即为《大学衍义》一书。真德秀把这部书视为人君治国的理论依据，他在朝廷作经筵侍读的时候，特将《大学衍义》进呈理宗皇帝，并逐章逐句向理宗进行了讲解和发挥。希望通过这个办法来指导最高统治者用理学思想治理国家。此书于皇帝，其大旨在于正君心、振纲纪、明治道、肃宫闱、抑权幸，深得理宗的称赏。《大学衍义》也受到后世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元仁宗谓：“治天下，此一书足矣”③，命刊行以赐臣下。明太祖朱元璋“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
  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④，感叹该书“甚有益于治道”。
  在魏了翁、真德秀等朱子后学及其他朝臣的努力下，朱子学的影响日益扩大，这也给理学的官学化进程扫清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