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安唐五代对儒家伦理不甚重视，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往往不按儒家伦理纲常办事，以致伦常扫地，人无廉耻，使得男女无别、子杀父、臣弑君、兄弟残杀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冲击了维系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儒家伦理纲常，削弱了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唐代韩愈鉴于儒家仁义之道不明，胡化冲击汉化，而提倡道统，重整儒学，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批佛老，斥杨墨异端。宋代思想家大都继承了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思想，主张在新形势下复兴儒学，重建道德伦理，以纠正唐五代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朝风，为封建统治秩序提供理论依据。
  封建统治是用等级制和宗法制来维持的，而“道问学”的朱子理学较之于陆王的“尊德性”之心学，无疑更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无论是南宋陆九渊心学的崛起，还是明中叶王守仁心学的盛极一时，尽管一度动摇了朱子理学的主流地位，但最终都没能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
  纲常名教出于宗法等级，也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朱子的天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等政治伦理思想，体现了理学“尊德性”的特点。朱子把“三纲五常”看作是人类社会伦理规范的核心。他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③这样，从“天理”的高度，把“三纲五常”确立为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秩序的根本支柱，其目的是把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和绝对化。“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是人人必须遵行之道；“父为子纲”是“三纲五常”的根基，是衡量家庭一切善恶是非的道德标准；“夫为妻纲”是三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需要大力宣扬。“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以父子、夫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等级关系。“君为臣纲”是父权、夫权关系的延续和放大。这样，便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套制度被统治阶级借以作为奴役教化大众的理论依据。元仁宗就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①朱子强调由一理所派生的万物是有差异和等级的。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②他认为理之体固然为一，但其在运用中则表现出了差异和等级，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伦理原则的统一性和伦理关系中的等级性问题。
  另外，朱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为纠正唐五代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朝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提供理论依据。朱子在解释什么是天理、人欲时说：“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③如前所述，“天理”的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等儒家道德伦理思想，所以所谓“合道理”的是“天理”，指的即是符合儒家道德伦理规范的道理；所谓“徇情欲”的是“人欲”，指的即是人们在生理和物质欲望中，追求超过和违背封建纲常伦理的思想和行为。由此，凡是符合封建纲常伦理的“天理”都应该得到推崇和维护，凡是违背封建伦常的思想和行为都应视为万恶的“人欲”，必须革除。
  一方面，“存天理、灭人欲”是针对最高统治者提出来的。朱子对宋孝宗谈到：“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①要求当权的统治者不能纵欲而要节欲，对任何事情的处置都要认真进行考察，分清天理与人欲的界限。真德秀在他的《经筵讲义》中也强调人君“用功之要专在屏去物欲”②，服从天理，希望皇帝“静时以此涵养，动时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③。
  另一方面，“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也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封建统治者懂得“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的道理，理学家们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亦希望被统治者放弃企图改变自己被剥削地位的任何奢望和欲求，服从地主阶级的“天理”，顺从地接受地主阶级的统治。
  此外，朱子理学在伦理思想方面重视道德修养。朱子主张通过日常事务修身养性，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而且特别推崇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和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强调道德高于性命。政治上，主张王道、仁政与重民思想，强调“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④，朱子等理学家还多次上书为民请命，在自己当官的任上做一些利民的事情。朱子的这些主张和事迹，在社会动乱时期，是值得开明君主借鉴和表彰的。
  综上所述，朱子理学针对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天理论哲学，主张君主制，提倡“三纲五常”“存理去欲”等儒家纲常伦理，要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正心修身，均按儒家道德原则行事。这些都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秩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正因为如此，朱子及其理学思想才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表彰和推崇，朱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才得以一步步提高，其哲学思想最终被确立为官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