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自秦到宋的一千四百余年间，无论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还是隋唐佛学、两宋理学，都是学术与政治互动的结果。程朱理学随着宋王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而产生和发展。众所周知，程朱理学是以儒学为主，兼取佛道的新的时代哲学，其理论自身所包含的积极思想因素逐步得到了社会和统治者的认可、赞同和推崇，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这是宋元时期朱子历史地位得以确立的重要原因。
  （一）维护社会稳定，为巩固和加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无论是土地占有方式，还是剥削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那种人身依附关系比较强的部曲、佃客制已基本消失，代之而兴的是土地依附关系的租佃制。宋代租佃制下的佃户不同于唐中期以前的部曲和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缓和，使得佃户社会地位相对提高，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为了维护其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地主阶级要求强化国家机器，加强对农民的统治，此时期，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仍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整个宋代，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发动了大大小小上百次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思想是对地主阶级强加在农民身上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的否定，反映了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要求平均，而且在政治上要求平等的愿望。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无疑冲击了整个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和根本利益，迫使地主阶级不得不考虑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式，来对付农民起义，以巩固封建统治。
  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也日渐升温，斗争的性质既有物质利益和财产再分配的斗争，也有涉及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同时因其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不同，有主张以仁义为指导来改革朝廷政治的，也有以兴起事功为目的来变法的，以及其他治国理念的差异。所以在如何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策略上有时会产生矛盾，甚至会出现激烈的斗争。如北宋熙宁间的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南宋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等。地主阶级内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促使地主阶级各派代表人物寻找不同的哲学武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除此之外，两宋时期的国内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两宋时期，中国境内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夏、吐蕃等政权，以后又有从东北崛起的金政权。宋、金对峙，从北宋到南宋。南宋末年，漠北又兴起蒙古政权，后来打败南宋建立了统一的元朝。宋朝的国策是安内重于攘外，重文轻武，这是在对外关系上软弱无能、屡屡失败的重要根源。这些造成了积弱的局面，“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便是例证。
  尽管两宋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直困扰着宋王朝的封建统治，但较之唐末已有了较大的改观，特别是南宋中期，边境相对安宁，国内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创造出远远超过汉唐盛世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改变，刺激着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变化。在新的经济关系面前，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统治阶级的内部团结，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朱子在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了洛学，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为现实政治的合理性作论证，使之符合天理的原则。朱子把儒家纲常伦理上升为天理，视为最高的宇宙本体，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主宰者。天下万事万物都因天理而产生，因天理而存在，是天理的自然安排。天理即是天的代名词，是统治阶级和民众整体利益的代表和体现，其实质是为宋王朝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理论依据。
  朱子政治学说的核心是天理治国论，主张君主制，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经，政事之根本”①。以君臣父子的原则作为政事的根本，并主张“君臣之际，权不可略重，才重则无君”②。强调臣权不得重于君权，以防止君权旁落而造成社会统治秩序的混乱。
  朱子抛弃了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哲学形式，吸取了佛道二教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上的思辨性成分，把君主制纳入天理论的范畴。由此，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就被改造成为君权本于天理。《朱子语类》载：“问：‘天将降大任于人’‘天佑民，作之君。’……曰：‘……这个也只是理如此。’”③意即君主制存在的根据在于天理。朱子还说：“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④指出为君者有为君者的道理，为臣民者有为臣民者的道理，天下万事万物各处其位，各得其理。强调为君者应体恤下民，集众思，广忠议，克除私欲，以存天理；为臣者应该尽忠职守，自觉遵循并维护上下尊卑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事君以忠；为民者应该安于现状，臣服统治，不要犯上作乱。这样一来，既宣扬了封建君主的权力，使君权更具有理性色彩，又维持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团结，加强了对广大民众的统治，甚至镇压农民起义，并给这种统治披上天理自然的外衣。
  朱子在巩固君权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亦主张把君主置于“天理”的约束之下，对包括皇帝和权臣在内的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加以一定的限制。为此，朱子继承孟子“格君心之非”的思想，强调“辅相之职，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后无所不正”①。并提出“正君心是大本”②的思想，以强调格君心之非的重要性。亦在政治治理的实践中，上疏批评宋宁宗的“独断”。这种纠正帝王心中的坏念头的思想和限制君权的行为体现了理学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特征。
  朱子维护社会稳定，为巩固和加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由此，在宋元时期朱子的历史地位逐步得以确立。
  （二）重树伦理，以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唐五代对儒家伦理不甚重视，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往往不按儒家伦理纲常办事，以致伦常扫地，人无廉耻，使得男女无别、子杀父、臣弑君、兄弟残杀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冲击了维系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儒家伦理纲常，削弱了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唐代韩愈鉴于儒家仁义之道不明，胡化冲击汉化，而提倡道统，重整儒学，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批佛老，斥杨墨异端。宋代思想家大都继承了韩愈提倡道统、重整儒学的思想，主张在新形势下复兴儒学，重建道德伦理，以纠正唐五代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朝风，为封建统治秩序提供理论依据。
  封建统治是用等级制和宗法制来维持的，而“道问学”的朱子理学较之于陆王的“尊德性”之心学，无疑更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无论是南宋陆九渊心学的崛起，还是明中叶王守仁心学的盛极一时，尽管一度动摇了朱子理学的主流地位，但最终都没能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
  纲常名教出于宗法等级，也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朱子的天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等政治伦理思想，体现了理学“尊德性”的特点。朱子把“三纲五常”看作是人类社会伦理规范的核心。他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③这样，从“天理”的高度，把“三纲五常”确立为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秩序的根本支柱，其目的是把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和绝对化。“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是人人必须遵行之道；“父为子纲”是“三纲五常”的根基，是衡量家庭一切善恶是非的道德标准；“夫为妻纲”是三纲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需要大力宣扬。“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以父子、夫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等级关系。“君为臣纲”是父权、夫权关系的延续和放大。这样，便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套制度被统治阶级借以作为奴役教化大众的理论依据。元仁宗就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①朱子强调由一理所派生的万物是有差异和等级的。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②他认为理之体固然为一，但其在运用中则表现出了差异和等级，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伦理原则的统一性和伦理关系中的等级性问题。
  另外，朱子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为纠正唐五代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朝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提供理论依据。朱子在解释什么是天理、人欲时说：“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③如前所述，“天理”的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等儒家道德伦理思想，所以所谓“合道理”的是“天理”，指的即是符合儒家道德伦理规范的道理；所谓“徇情欲”的是“人欲”，指的即是人们在生理和物质欲望中，追求超过和违背封建纲常伦理的思想和行为。由此，凡是符合封建纲常伦理的“天理”都应该得到推崇和维护，凡是违背封建伦常的思想和行为都应视为万恶的“人欲”，必须革除。
  一方面，“存天理、灭人欲”是针对最高统治者提出来的。朱子对宋孝宗谈到：“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①要求当权的统治者不能纵欲而要节欲，对任何事情的处置都要认真进行考察，分清天理与人欲的界限。真德秀在他的《经筵讲义》中也强调人君“用功之要专在屏去物欲”②，服从天理，希望皇帝“静时以此涵养，动时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③。
  另一方面，“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也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封建统治者懂得“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的道理，理学家们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亦希望被统治者放弃企图改变自己被剥削地位的任何奢望和欲求，服从地主阶级的“天理”，顺从地接受地主阶级的统治。
  此外，朱子理学在伦理思想方面重视道德修养。朱子主张通过日常事务修身养性，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而且特别推崇孔子所说的“杀身成仁”和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强调道德高于性命。政治上，主张王道、仁政与重民思想，强调“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④，朱子等理学家还多次上书为民请命，在自己当官的任上做一些利民的事情。朱子的这些主张和事迹，在社会动乱时期，是值得开明君主借鉴和表彰的。
  综上所述，朱子理学针对社会发展的需要，发展天理论哲学，主张君主制，提倡“三纲五常”“存理去欲”等儒家纲常伦理，要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正心修身，均按儒家道德原则行事。这些都有利于巩固和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秩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正因为如此，朱子及其理学思想才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表彰和推崇，朱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才得以一步步提高，其哲学思想最终被确立为官方哲学。

①〔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六《颜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7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力行》，第233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太极天地上》，第5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68—669页。 ①〔宋〕朱熹：《孟子集注》卷七《离娄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91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子五·论治道》，第2678页。 ③〔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为政》，《四书章句集注》，第59页。 ①〔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十六《仁宗本纪三》，第594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第398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尚书一·大禹谟》，第2015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7页。 ②〔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讲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卷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