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孟超然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问题是治心，治心之要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八个字。他说：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八个字，是为学之要。所以修身立命者全在此。近分为四门备载先儒之语，时时观览可以治心。②“学治心之法，以惩忿窒欲为事，或冀持之，久久可以究养。”“治心”“究养”就是治本，“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以培壅本根，澄清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益光大而光明矣”。③在孟超然看来，治本是对照圣贤教导，有过必改，就是变化气质。他说：吕成公（按指吕泾野——编者注）少卞急，一日诵《论语》，躬身厚而薄责于人。平时忿窒，涣然冰释。朱子尝曰：学如伯恭（按指吕祖谦——编者注），方是能变化气质。①孟超然这里所讲的转变卞急（躁急）性格，就是变化气质。人的本性（仁、义、礼、智）虽然都是天理的体现，但是天理要和人的气质相结合，必须使气禀由浑浊变化为清明。“躬身厚而簿责于人”，就是对己严，待人宽；自己严格遵守伦理道德，以身作则，以影响他人。这即是道德修养的提高，气质的变化。
  孟超然的这种通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是与其世界观和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孟超然用《周易》剥、复两卦和损、益两卦所包含的“阴阳消长之机”加以论证。他认为，《易》言阴阳消长之机莫著于剥复（两卦）。《系辞》曰复以自知而不远之复，惟颜子能之；其次则困心衡为频复之厉最下迷复凶矣。他在《克省录序》中说：吾不有自知者存耶？其往者或以为缘尘变灭然，吾不知之思复知其在《易》损益二卦之象。《象》曰山泽之象深下增高有损道焉，君子则以惩忿窒欲；风雷之象奋发疾速有益道焉，君子则以迁善改过矣。惩窒、迁改惟日不足，其于复也或庶几乎！孟超然把这种“阴阳自然之理”用于道德修养上，就得出“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命题。“惩窒、迁改惟日不足”，反复下去，就可达到变化气质的目的。
  孟超然在《瓜棚避暑录》进一步提出“纯乎天理”的道德境界。在《焚香录》中，他认为，这种境界是“仁体事而无不在，故道德统贯以仁”。就是说，“纯乎天理”的境界在道德行为上主要表现为仁。孟超然还提出仁和孝的关系，认为仁中有孝，只是未发露出来。他说：“天下无性外之物，岂性外别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即但见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摄孝弟在其中，但未发出来，未有孝弟之名耳，非孝弟与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无孝弟也，犹天地一元之气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济，言木而不曰梧槚樲棘（枣），非有彼而无此也。”②在这里，孟超然论证性与仁（包括孝悌）、义、礼、智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共性），犹如气是从水、火、木、金、土和木是从梧、槚、樲、棘中概括出来的一般（共性）一样。
  但是，孟超然所讲的仁、义、礼、智的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今天看来当是无稽之谈。
  孟超然极端鄙视那些言清行浊、言过其实的伪君子。例如，他在《瓜棚避暑录》中讲到湛甘泉时说：湛甘泉讲学当时以为儒宗，又享眉寿。余最恨其晚年序《严分宜文集》云：知天之所以为天，文之所以为文，则知钤山之文矣。以八十岁老尚书献媚同年宰辅至于此极哉！近读嘉靖十一年冯子仁恩应诏上疏备指大臣邪正中云：礼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讲学素行未合人心。则知为侍郎日已不免人訾议矣。甘泉论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言，吾不知其所言是何天理也？①此亦可从反面看出孟超然品德之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