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光地的思想涉及许多方面。他恪奉程朱，研求经术义理，尤深究天人性命之精微，以及兵农礼乐之经纬，他于律吕、音韵、历算等，亦称有得。李光地说：“朱子之论理气也，曰理先气后。”①在他看来，天地间的事物都可归结为理气，理是主要的，气是理的作用或表现。又说：“气者，理之所乘也，无非心也。”②在此，他吸取了心学派的某些因素，通过理和气的关系把理和天、命、道、太极联系起来。李光地认为，气就是充满天地间的阴阳、动静、明晦、出入、浮沉、升降、清浊、融结，所以然者，谓之天、谓之命。“孔子谓之道、谓之太极。程子、朱子谓之理。”理和天、命、道、太极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世界万物的主宰或本原。在他看来，天地间理和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是气之本，没有无理之气；气是理之用，没有无气之理。气运而不息，穷则变，变则通，从而出现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由于气在不停地变化，因而气有偏有中正。气不偏而中正即理之全，气偏而不正（中）则理之不全。他说：阴阳之气有中偏，故有亏全。阳有精粗，故有清浊；阴有粹驳，故有邪正。有精之精者，精之粗者，粹之粹者，粹之驳者，有多寡也，故又有厚薄亏全者。全体之中偏也，清浊、邪正一体之中偏也，厚薄中者之中偏也。③在这里，李光地讲了由于阴阳二气有精粗、粹驳、多寡，因此产生气之正（中）偏的各种情况。又说：“理统其全，气据其偏。全乎理者中气也，过乎中、不及乎中，则谓之偏气，杂糅不齐之气而理不受焉。理者，当然也，过焉、不及焉，可谓之当然乎？”④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贵中，认为只有中才能有常，即具有永久性。在李光地看来，理于气之所以尚全而恶偏，是因为理全为善，从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具备。凡人本来皆具五常之性，只是因为气偏而五常之性不显。他说：气之推移有中偏，故有精粗，有粹驳。夫非无仁也，得仁之偏者也，仁之驳者也，则不知其为仁也。……中则合仁与义，抑且粹然仁矣，粹然义矣。降而中人焉，偏于仁，不足于义，非仁之至也。偏于义不足于仁，非义之至也。降而庸恶焉，岂无所谓爱，不得谓之仁，是无义也，并与仁而失之者也；岂无所谓果，不得谓之义，是无仁也，并与义而失之者也。降而禽兽焉，岂能无所贪，而去仁也远矣，岂能无所决，而去义也远矣。①这就是说，人与物之别，人与人等级之别，全在于气之偏正和理之中正。理本身是无差别的，理之有别是气之偏正的表现。人之五性偏则事隳。隳即毁坏。李光地说：“万事隳，非理性本然也，气之偏者为之也。理则全而不偏，惟中者近之，故论道者贵中。”②人是理与气相结合的产物。得气不过亦无不及，即不偏谓之中，中则理之全，五常之性具备。因此，儒家最为推崇适中、中庸，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为政》），即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因为它具备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
  人具备五常之性，就是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只是有时掩于气之偏，才有所不善。李光地认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虽其偏之极矣而理未始不全赋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特其掩于气之偏，故微而不能自达，或感而动，或学而明，或困而觉，然后微渺之端绪可得而见”。这是因为，“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无也”。虽然“其偏不能自反者，人则制之；其美不能自达者，人则遂之。收其利，远其害，于以当理而若性一也”。“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赞化育而与天地参矣”。③在李光地看来，陆王学派由于把心和理等同起来，排除理和气的关系，从而得出心无善恶的结论。他指出，王阳明“于心理二字往往混而为一，……晚岁遂有心无善恶之说”④。他认为，人是理与气生，不管气之偏正，“而理未始不全赋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有时“掩于气之偏，故微而不能自达”，“要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无也”。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尽管一时显现不出来，但经过努力可以人人为善。
  李光地基于其人性论观点，提出自己的认识修养论。他生平论学要旨以志、敬、知、行为序。他说：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穷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实也。……四事者一时并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则怅怅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则心昏然不能须臾；敬而非志，则又安得所谓日强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则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则措其心于空虚之地；知而非行，则此理皆非在我而无实矣。然四者虽相须并进，而其序既有先后，则得效亦有难易浅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已立矣；“三十而立”，盖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命”“耳顺”，而知始精；又至“从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为因其似以自名，为学者立法是已。古学校之教亦然，始视离经辨志，观其志之如何也；继视敬业乐群，察其能敬与否也；又视其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知其学问思辨之日新，卒乃知类通达，强立不返，则知其力行之有成矣。然则此四者循环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终身有终身之验，圣人有圣人之效，学者有学者之益。虽一日服行之朝暮之间，亦可以旋变。又如志于道，亦立志之谓也；据于德，亦持志之谓也；依于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于艺，则义精仁熟之事也。①李光地这段论述是对朱子居敬穷理之说的阐发，在《榕村语录》中此类论述甚多。李光地之所以一再强调志、敬、知、行的次序，是为校正明中叶以来颇滋流弊的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李光地强调知先行后，指示学者以此为用功之要，知在行前，而知之先，又需有志、敬工夫。志、敬、知、行四个环节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立志是为学的开端和根本。
  对于知和行的关系，李光地反复强调，要坚持朱子的先知后行说。朱子之学曰知先行后。“知行之序，性命之理，不可易矣。”②他认为，知者，学之始；行者，知之终；主敬者，学之所以成始成终也。李光地明确讲要知先行后、知始行终，这种次序是不可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