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光地是朱子的崇拜者，《清儒学案》中说“安溪学博而精，以朱子为依归”。①李光地说：“朱子之门，守章句，践规矩，故其学于诸家为无弊也。象山之学，见之者慈湖，闻之者姚江；由其言，‘六经’不可作也，文、武之道尽矣，虽后有贤圣而焉师乎？”②他为在清初振兴朱子学作了不懈的努力。
  李光地积极向朝廷推荐朱子学。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李光地被授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和值经筵兼充日讲起居注官之后，经常和康熙皇帝一起研究程朱理学。特别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后，李光地影响康熙皇帝更深，《清史稿·李光地传》称日召入殿切磨性理，君臣相得。康熙尝谓“知光地莫若朕，知朕亦莫若光地”。清人说：“左右圣祖（指康熙皇帝——编者注）者孝感（指熊赐履——编者注）、安溪（指李光地——编者注），后先相继，而资赞助者安溪为独多。”③李光地在编纂《朱子全书》过程中，每卷稿成，进呈御裁，以相互商议。君臣这样深入地商议朱子学问题，足见李光地影响康熙皇帝之深。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十四年（1715），皇帝先后谕敕李光地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在康熙朝所编纂的一系列大型典籍，编纂者皆非一人，而反映清初统治思想的《性理精义》的编纂则只委命李光地一人，此足见李光地之朱子学思想在康熙皇帝眼中的地位。此外，李光地根据康熙皇帝提倡程朱理学的宗旨，摘录《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和《朱子文集》一百卷中的精华，以类排比，分成十九门，成《朱子全书》六十六卷。依李光地意，是书包含了朱子一生之微言大义，是以“御纂”的名义颁行全国。《性理精义》乃是赓续《朱子全书》而作，是在明人胡广等编纂的《性理大全》的基础上选录、增益而成的。康熙皇帝在《性理精义》序文中说，《性理大全》择焉不精，乃命李光地省其品目，撮其体要。李光地所编纂的《性理精义》是以朱子思想为线索的。这一方面反映出朱子学在清初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说明李光地倾慕朱子，为在清初振兴朱子学而努力。
  李光地虽主程朱，但又不像一般朱子学者那样墨守门户之见，一味指责他人的学说或学派为非，否认别家的学术成果。李光地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见解，即认为在学术理论上不论哪家，有错误要批评，有优点要学习。他说：“夫徒以言出夫子而不敢疑之也，又乌能信？”①李光地不赞同“元明以来诸儒仅守朱说”，认为朱子之言不能无疑。他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持比较客观的公允态度。
  李光地对朱子学笃信而时有不同。李光地的易论极为有名，其最有学术成就的著作是《周易折中》。在这部著作中，他对汉宋以来的诸家易论之优兼收并容，不病异同，而一切支离幻渺之说咸斥不录，成一家之言。他指出，朱子否认王弼不应该调整《周易》经传次序的合理性而复古本经传是不对的。他遵从王弼所调整的《周易》经传，不用朱本《周易》。但是，他又认为，自己对《周易》的解释与朱子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朱子的《易》之卜筮说是对《易》的大贡献。他的易论与朱子的易论有异而无背，只是发其所未备。李光地于《尚书》重考证，不据理悬揣，较符合朱子实事求是的治学观。李光地对《诗经》见解与朱子差不多，不主训诂名物，而主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
  李光地不同意朱子认为《大学》错乱而需要加以调整、更改，《大学》格物致知有经无传而为之补上。他认为，《大学》宜还古本，古本无误；《大学》宜以“知本”为格物第一义。他不同意朱子把《大学》中的格物之格训为“至极”、物训为“事”，认为格物应训为“知本”。但是，李光地承认朱子对《大学》内容解释的正确性，认为是“圣人复起，不能易焉”。李光地的根本立场是站在朱子一边的，并在此基础上调和朱子学派与其他学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