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光地（1641—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后人称厚庵先生，又称榕村先生，福建安溪人。李光地是朱子老师李侗的后代，其上祖自延平（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迁至安溪。康熙九年（1670）进士。殿试拟第一，以制策一字错误，置第五。试诏令第一，选吉常时，诏诸翰林各献所学。李光地进《河洛图说》，复拔第一。李光地历官翰林院庶吉士、乡试同考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掌院学士、经筵讲官、方略馆总裁、通政司通政使、兵部侍郎、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一统志馆总裁等。
  以往人们对李光地评价不好，说他出卖朋友陈梦雷以求官；父亲死了贪做官不肯奔丧；临死有私生子来承受家产。钱穆说：“光地实小人，富贵煊赫，不足掩其丑。全谢山（即全祖望——编者注）称其初年卖友，中年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足称三案’。”②今人许苏民著《李光地传论》，对“三案”详加考证，为之辩冤。
  李光地帮助康熙皇帝平定了耿精忠、郑经等人的封建割据，统一台湾，并采取了有利的政策，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繁荣发展。
  李光地关心民瘼，在任直隶巡抚时，皇帝经常出游其地，扈从嚣沸，民苦不堪言，他请从宽减损以纾民力。当时，漳河、子牙河、永定河等水患严重，他数次上书皇帝拨款治理；他亲勘原委，督定工程，一年即见成效，为民造福不少。他建议放松“海禁”，使沿海居民生治安定。
  李光地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当地方官时，拨款修建学堂，选拔优秀教员，闲暇亲临讲学，追随请教者甚多，曾助许多人在学术上获得成就，培养了不少人才。后人赞其：“清初诸巨公，称善育才者，必以公（即李光地——编者注）为首。”①李光地力学过人，虚心请教，知识渊博。他五岁入学，十岁能写诗作文，十二岁读毕群经，十八岁著《性理》，十九岁著《四书解》，二十岁著《周易解》，二十一岁著《谱太极通书相表里图》，二十三岁著《洪范解》《卜书补义》，二十四岁著《历象要义》。二十九岁殿试时，富鸿基称其“忠诚君子天下才”。三十八岁任内阁学士。此职主于赞画枢机，分裁文献，老成知军国大体及有文章声望者，才能任此职。李光地好学至老益笃。曾问音学于顾炎武，问历算于梅文鼎，皆尽其要。与人论学，有一言之合，即改己说而从之。尝自言为学，初入馆。与德子谔、徐善长相切磋，学乃一变；中岁得物宾实、张长吏，学又一变；至晚岁，学问又进。李光地学精且博，以朱子为依归而不拘门户之见。他深究天人之际，熟悉经义性理，旁及历算、图书、象数、乐律、韵谱以至道术、兵符，无不参究，得其蕴奥。渊博的学问使他成为能左右康熙学术思想者。
  由于李光地有好的品质、学问和政绩，所以康熙皇帝对他的知遇比诸臣更隆。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李光地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李光地死时，康熙帝闻之深为悯悼，谕部臣曰：“李光地久任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藉，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亦无有过于李光地者。”李光地深得康熙之信任，亦可见其业绩之显著。
  （一）复兴朱子学李光地是朱子的崇拜者，《清儒学案》中说“安溪学博而精，以朱子为依归”。①李光地说：“朱子之门，守章句，践规矩，故其学于诸家为无弊也。象山之学，见之者慈湖，闻之者姚江；由其言，‘六经’不可作也，文、武之道尽矣，虽后有贤圣而焉师乎？”②他为在清初振兴朱子学作了不懈的努力。
  李光地积极向朝廷推荐朱子学。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李光地被授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和值经筵兼充日讲起居注官之后，经常和康熙皇帝一起研究程朱理学。特别是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后，李光地影响康熙皇帝更深，《清史稿·李光地传》称日召入殿切磨性理，君臣相得。康熙尝谓“知光地莫若朕，知朕亦莫若光地”。清人说：“左右圣祖（指康熙皇帝——编者注）者孝感（指熊赐履——编者注）、安溪（指李光地——编者注），后先相继，而资赞助者安溪为独多。”③李光地在编纂《朱子全书》过程中，每卷稿成，进呈御裁，以相互商议。君臣这样深入地商议朱子学问题，足见李光地影响康熙皇帝之深。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十四年（1715），皇帝先后谕敕李光地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在康熙朝所编纂的一系列大型典籍，编纂者皆非一人，而反映清初统治思想的《性理精义》的编纂则只委命李光地一人，此足见李光地之朱子学思想在康熙皇帝眼中的地位。此外，李光地根据康熙皇帝提倡程朱理学的宗旨，摘录《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和《朱子文集》一百卷中的精华，以类排比，分成十九门，成《朱子全书》六十六卷。依李光地意，是书包含了朱子一生之微言大义，是以“御纂”的名义颁行全国。《性理精义》乃是赓续《朱子全书》而作，是在明人胡广等编纂的《性理大全》的基础上选录、增益而成的。康熙皇帝在《性理精义》序文中说，《性理大全》择焉不精，乃命李光地省其品目，撮其体要。李光地所编纂的《性理精义》是以朱子思想为线索的。这一方面反映出朱子学在清初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说明李光地倾慕朱子，为在清初振兴朱子学而努力。
  李光地虽主程朱，但又不像一般朱子学者那样墨守门户之见，一味指责他人的学说或学派为非，否认别家的学术成果。李光地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见解，即认为在学术理论上不论哪家，有错误要批评，有优点要学习。他说：“夫徒以言出夫子而不敢疑之也，又乌能信？”①李光地不赞同“元明以来诸儒仅守朱说”，认为朱子之言不能无疑。他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持比较客观的公允态度。
  李光地对朱子学笃信而时有不同。李光地的易论极为有名，其最有学术成就的著作是《周易折中》。在这部著作中，他对汉宋以来的诸家易论之优兼收并容，不病异同，而一切支离幻渺之说咸斥不录，成一家之言。他指出，朱子否认王弼不应该调整《周易》经传次序的合理性而复古本经传是不对的。他遵从王弼所调整的《周易》经传，不用朱本《周易》。但是，他又认为，自己对《周易》的解释与朱子是一致的。在他看来，朱子的《易》之卜筮说是对《易》的大贡献。他的易论与朱子的易论有异而无背，只是发其所未备。李光地于《尚书》重考证，不据理悬揣，较符合朱子实事求是的治学观。李光地对《诗经》见解与朱子差不多，不主训诂名物，而主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
  李光地不同意朱子认为《大学》错乱而需要加以调整、更改，《大学》格物致知有经无传而为之补上。他认为，《大学》宜还古本，古本无误；《大学》宜以“知本”为格物第一义。他不同意朱子把《大学》中的格物之格训为“至极”、物训为“事”，认为格物应训为“知本”。但是，李光地承认朱子对《大学》内容解释的正确性，认为是“圣人复起，不能易焉”。李光地的根本立场是站在朱子一边的，并在此基础上调和朱子学派与其他学说的矛盾。
  （二）哲学思想李光地的思想涉及许多方面。他恪奉程朱，研求经术义理，尤深究天人性命之精微，以及兵农礼乐之经纬，他于律吕、音韵、历算等，亦称有得。李光地说：“朱子之论理气也，曰理先气后。”①在他看来，天地间的事物都可归结为理气，理是主要的，气是理的作用或表现。又说：“气者，理之所乘也，无非心也。”②在此，他吸取了心学派的某些因素，通过理和气的关系把理和天、命、道、太极联系起来。李光地认为，气就是充满天地间的阴阳、动静、明晦、出入、浮沉、升降、清浊、融结，所以然者，谓之天、谓之命。“孔子谓之道、谓之太极。程子、朱子谓之理。”理和天、命、道、太极具有相同的意义，都是世界万物的主宰或本原。在他看来，天地间理和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是气之本，没有无理之气；气是理之用，没有无气之理。气运而不息，穷则变，变则通，从而出现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由于气在不停地变化，因而气有偏有中正。气不偏而中正即理之全，气偏而不正（中）则理之不全。他说：阴阳之气有中偏，故有亏全。阳有精粗，故有清浊；阴有粹驳，故有邪正。有精之精者，精之粗者，粹之粹者，粹之驳者，有多寡也，故又有厚薄亏全者。全体之中偏也，清浊、邪正一体之中偏也，厚薄中者之中偏也。③在这里，李光地讲了由于阴阳二气有精粗、粹驳、多寡，因此产生气之正（中）偏的各种情况。又说：“理统其全，气据其偏。全乎理者中气也，过乎中、不及乎中，则谓之偏气，杂糅不齐之气而理不受焉。理者，当然也，过焉、不及焉，可谓之当然乎？”④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贵中，认为只有中才能有常，即具有永久性。在李光地看来，理于气之所以尚全而恶偏，是因为理全为善，从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具备。凡人本来皆具五常之性，只是因为气偏而五常之性不显。他说：气之推移有中偏，故有精粗，有粹驳。夫非无仁也，得仁之偏者也，仁之驳者也，则不知其为仁也。……中则合仁与义，抑且粹然仁矣，粹然义矣。降而中人焉，偏于仁，不足于义，非仁之至也。偏于义不足于仁，非义之至也。降而庸恶焉，岂无所谓爱，不得谓之仁，是无义也，并与仁而失之者也；岂无所谓果，不得谓之义，是无仁也，并与义而失之者也。降而禽兽焉，岂能无所贪，而去仁也远矣，岂能无所决，而去义也远矣。①这就是说，人与物之别，人与人等级之别，全在于气之偏正和理之中正。理本身是无差别的，理之有别是气之偏正的表现。人之五性偏则事隳。隳即毁坏。李光地说：“万事隳，非理性本然也，气之偏者为之也。理则全而不偏，惟中者近之，故论道者贵中。”②人是理与气相结合的产物。得气不过亦无不及，即不偏谓之中，中则理之全，五常之性具备。因此，儒家最为推崇适中、中庸，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为政》），即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因为它具备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
  人具备五常之性，就是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只是有时掩于气之偏，才有所不善。李光地认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虽其偏之极矣而理未始不全赋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特其掩于气之偏，故微而不能自达，或感而动，或学而明，或困而觉，然后微渺之端绪可得而见”。这是因为，“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无也”。虽然“其偏不能自反者，人则制之；其美不能自达者，人则遂之。收其利，远其害，于以当理而若性一也”。“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赞化育而与天地参矣”。③在李光地看来，陆王学派由于把心和理等同起来，排除理和气的关系，从而得出心无善恶的结论。他指出，王阳明“于心理二字往往混而为一，……晚岁遂有心无善恶之说”④。他认为，人是理与气生，不管气之偏正，“而理未始不全赋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有时“掩于气之偏，故微而不能自达”，“要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无也”。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尽管一时显现不出来，但经过努力可以人人为善。
  李光地基于其人性论观点，提出自己的认识修养论。他生平论学要旨以志、敬、知、行为序。他说：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穷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实也。……四事者一时并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则怅怅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则心昏然不能须臾；敬而非志，则又安得所谓日强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则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则措其心于空虚之地；知而非行，则此理皆非在我而无实矣。然四者虽相须并进，而其序既有先后，则得效亦有难易浅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已立矣；“三十而立”，盖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命”“耳顺”，而知始精；又至“从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为因其似以自名，为学者立法是已。古学校之教亦然，始视离经辨志，观其志之如何也；继视敬业乐群，察其能敬与否也；又视其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知其学问思辨之日新，卒乃知类通达，强立不返，则知其力行之有成矣。然则此四者循环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终身有终身之验，圣人有圣人之效，学者有学者之益。虽一日服行之朝暮之间，亦可以旋变。又如志于道，亦立志之谓也；据于德，亦持志之谓也；依于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于艺，则义精仁熟之事也。①李光地这段论述是对朱子居敬穷理之说的阐发，在《榕村语录》中此类论述甚多。李光地之所以一再强调志、敬、知、行的次序，是为校正明中叶以来颇滋流弊的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李光地强调知先行后，指示学者以此为用功之要，知在行前，而知之先，又需有志、敬工夫。志、敬、知、行四个环节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立志是为学的开端和根本。
  对于知和行的关系，李光地反复强调，要坚持朱子的先知后行说。朱子之学曰知先行后。“知行之序，性命之理，不可易矣。”②他认为，知者，学之始；行者，知之终；主敬者，学之所以成始成终也。李光地明确讲要知先行后、知始行终，这种次序是不可改易的。

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2页。 ①易宗夔：《新世说》卷一，民国七年印本。 ①徐世昌：《清儒学案》卷四十《安溪学案上》，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 ②〔清〕李光地：《榕村集》卷一《观澜录·诸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唐鉴：《学案小识》卷六《安溪李先生》，清道光刻本。 ①〔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八《尊朱要旨·理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八《尊朱要旨·理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清〕李光地：《榕村集》卷九《初夏录一·孟子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八《尊朱要旨·智仁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八《尊朱要旨·气质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八《尊朱要旨·气质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八《尊朱要旨·气质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八《尊朱要旨·气质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清〕李光地：《榕村集》卷七《初夏录二·通书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六《初夏录一·诚明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八《尊朱要旨·知行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