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清代的学术思想，大致可以乾嘉汉学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即朱子学的复兴时期。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将近两个世纪，是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
  清朝贵族入关时，其社会刚刚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文化落后，兵力也只有十多万。清朝统治者总结元朝以来的统治经验，认识到朱子学是最好的思想武器。从建国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沿用元明以朱子所定“四书”及其注释为国家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康熙皇帝说：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①这就是说，朱子学是最正统的儒学，是治国安民的主导思想。因此，康熙皇帝强调要把以朱子学为代表的理学贯串于实际生活中，提出“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康熙皇帝自谓，他从八岁开始就潜心研究朱子所注《大学》《中庸》，终身研读儒家经典。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朱子有功圣道，特进木主于十哲之下”，升朱子配祀孔庙十哲之列（以往只把朱子放在孔庙两廊）。康熙五十三年（1714）和五十四年（1715）先后谕敕李光地等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阐明性理，颁行全国，以广流传。在康熙皇帝大力提倡下，清初乃朱子学之天下，它控制了社会意识的各个领域。
  清初朱子学之盛行，可以说是对王学的反动。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学说盛行，朱子学衰落。王阳明学说与佛教禅宗直接结合，其末流极端空疏和诞妄。他们以禅宗所谓“不立文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指导，提出“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们蔑视礼法和经典，夸大主观的作用，成为狂禅。清人陆陇其说：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至于启、祯（即天启、崇祯，1621—1644——编者注）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贼，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①因此，清初大多数学者感到王学非抛弃不可。由于他们抛弃王学而返回朱学，王学盛而复衰，朱学衰而复盛，是势所必然。
  清初全国著名朱子学家辈出，东有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陆世仪（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张履祥（字考夫，号惕园，浙江桐乡人），中有李颙（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张伯行（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汤斌（号孔伯，河南睢县人），北有孙奇逢（字启泰，号夏峰，河北容城人），南有李光地、蔡世远、蓝鼎元、童能灵（皆为福建人），等等。
  随着清初全国朱子学乘明末王学衰落而兴起的趋势，福建学者几乎尊崇朱子学，与全国相比，尤为盛行。一是由于朝廷大力提倡。康熙皇帝每与福建朱子学者李光地谈《易》，辄至子夜，诸侍从皆不枕以待。乾隆皇帝称福建为理学之乡。二是由于张伯行的大力提倡。河南仪封人张伯行平生笃信朱子学，来福建任巡抚后提倡朱子学不遗余力，极力表彰福建朱子学家，在福建编辑出版了大量朱子学者著作，并立鳌峰书院等作为宣扬闽学的阵地，聘请著名闽学家作院主和教授，培养了大批福建朱子学学者。清人陈庚焕说：仪封（即张伯行——编者注）抚闽倡兴实学，九郡（即福建——编者注）之士翕然向风。三是福建是朱子学的故乡，有阐扬朱子学的传统。陈庚焕说：自宋以来，闽士蔚兴，与中州埒。道南一脉，远绍洙峄，举濂洛关之统悉荟萃于闽，至今天下之士宗闽学焉。①这就是说，南宋以来，朱子学集中了濂洛关之学的精华，它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和大量的坚定的学者，因此“澜倒风靡而闽谨守绳墨，鲜有濡迹”。“至今天下之士宗闽学焉”，说明当时闽学影响了全国，为全国朱子学者所宗。
  清初朱子学学者为了复兴朱子学，纠正明中叶以来王阳明学派给学术界所造成的流弊，特别重视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敦实。他们反对王学轻忽践履和空疏不实，反对言行不一和不讲求经济民事，注重躬行，为官强调事功和政绩，颇能关心国计民生，特别强调道德践履和检身。像蓝鼎元、蔡世远、李光地等人，最喜欢谈论古今成败、地理扼塞和其他典章制度。他们注重反身切己之教。第二，卫道。他们大都以卫道者自居。他们只承认程朱理学是正统，视汉学为破碎，认定陆王心学为异端和狂禅，坚决反对王学而卫护朱学。宁说周孔错，不说程朱非。第三，尚节义。他们抗直敢言，为官能廉正不阿，遇事以礼。第四，发挥。有一部分学者基于王学的冲击，深深感到拘于前人的旧说，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他们思想比较解放，敢于改动宋元明朱子学者的守旧观点，认为朱子讲的话、做的事不一定都对，有些也是错误的。清初一些朱子学者的观点与朱子的说法不合。如清代学者雷鋐所说的：“即尊朱子之学者，亦有以知止合听讼为一节，以为格物传不待补，云云。”②他们大都以朱子的《格物补传》为非，而赞同王阳明“《大学》复古本说”。这就是说，有些朱子学学者不完全守朱子之说，而是有所创新的。
  到了乾嘉时代，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进一步采取高压政策，残酷的“文字狱”不断发生。一些学者为了回避申论历史和接触现实，只好致力于经籍上的考据，继承汉儒只作名物训诂的学风，出现汉学的复兴，形成汉学学派，或叫考据学派。
  “汉学”是相对于“宋学”而言的，是作为“宋学”的对立面而称的。“宋学”是宋明理学的总称，主要是指程朱理学。至清初程朱理学已经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界五百多年，已暴露出其武断和空疏，尽管清初一度兴盛，但到了乾嘉时代便日趋失坠。如毛奇龄作《四书改错》，大胆批判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他认为，《四书》无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其就注义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①本来，“四书”和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法定的教科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现在却敢于怀疑和批判，这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说明社会已要求要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由宋学回到汉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寻求思想解放的表现。
  由于乾嘉时代汉学几成一尊之局，朱子学（宋学）自然衰落。清人陈庚焕说：（乾嘉以来，朱子学）风流余韵浸以销歇。间有诵法朱子者，或迂阔而无当，或浮慕而失真，甚或跖行孔语，身败而名裂。于是闾巷之间以学相诟病。学者闻见既狭，溺声利者，务靓记为词章。矜奇嗜博之士，则或沿西河（指汉学家毛奇龄——编者注）之余风以攻击朱子为能事，而闽学微焉。②当时，全国第一流学者大都治汉学，离开朱子学，因而朱子学在全国来说极为低沉。但是，这不是说朱子学完全断绝。一些汉学家未尝完全薄程朱，如汉学家惠栋谓：“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③汉学家戴震著《毛郑诗考证》，采朱子说。同时，一些学者以卫道的立场批判汉学，如姚鼐批评戴震“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之甚”。此外，初期之今文经学（公羊学）援引理学，在客观上维护了理学。基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叩关而入和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趋势，今文学派用《春秋公羊传》中的“微言大义”议论时政，发挥改制的思想。这种思想与宋学是有共同之处的。如汉学家庄存与等，提出汉学、宋学并包，在其经学中引入程朱理学。
  在汉学几成一尊之局的乾嘉时代，在朱子学的故乡福建，朱子学仍盛行，坚持“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无不精究而详说之，故三代以下可折衷于朱子”①。陈庚焕、孟超然等坚持以朱子学为主体，与汉学相对立。他们认为，汉学家只注重名物训诂及种种干枯的考证，支离琐碎，不如程朱注重义理和经世。不过，这个时期的朱子学学者，亦吸收汉学的某些积极因素，在宋学的范围内兼取汉学，考证订正程朱理学。雷鋐、孟超然、陈庚焕等都主张用考证的方法研究程朱著述。乾嘉时代的福建朱子学学者虽没有多大创新死守朱子学残局，但是对朱子学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①〔清〕康熙：《御纂朱子全书·序》，〔清〕熊赐履、李光地编：《朱子全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清〕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二《学术辨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清〕陈庚焕：《惕园初稿》卷五《闽学源流说》，清道光刻本。 ①〔清〕陈庚焕：《惕园初稿》卷五《闽学源流说》，清道光刻本。 ②〔清〕雷鋐：《经笥堂文钞》卷下《平州试院与诸生论格致传义》，清嘉庆刻本。 ①〔清〕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清〕陈庚焕：《惕园初稿》卷五《闽学源流说》，清嘉庆刻本。 ③转引自〔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7页。 ①〔清〕张履祥：《备忘录》卷一，清同治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