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王阳明等认为，致知就是“明本心”“致良知”。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即天理，致即行；人们只要除去私欲蒙蔽，依照良知去做，即能致知。王阳明反对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认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④。张岳坚持朱子学的格物致知学说，认为只有通过学习和接触事物（格物），启发内心所具有的理，才能获得知识（致知）。他说：所喻物则云云，此是文公教人下手穷理工夫，十分亲切处真能见得事事物物上各有义理，精微不差，则所谓人心道心，气质天性，亦各有着落，以为省察存养之端。今之学者差处，正是认物为理，以人心为道心，以气质为天性，生心发事，纵横作用，而以良知二字饰之，此所以人欲横流。①在张岳看来，王阳明的致良知，是认物为理，不是格物穷理，不在事物中求理。综观张岳的论著，他主要阐发了应事接物以穷理和读书以穷理。他认为，这两个方面是“古人切己之实学也。由此而学之，则为君子；背此而学之，虽有学焉，犹不学也，亦陷于小人而已矣”②。
  张岳认为，理体现在人身上即是性，人之本性就具备万事万物之理，被气质所蔽，只有通过格物去其蔽才能致知。“为学之道以心地为本。若真所谓心者，而存养之则其本体固自正。然非体察精密、义理明晰有以备天下之故。于寂然不动中而曰心得其正者，未之有也。”③张岳所谓格物穷理，是通过格物来启发人内心所具有之天理，亦即他所谓的“万事万理，只要就此体认”④。
  张岳认为，通过读圣贤书明义理，亦能启发人心中所固有之义理。因此，读书明义理亦是格物，亦是格物穷理。他说：且如读书讲明义理，亦是吾心下元有此理。知识一时未开，须读古人书以开之。然必急其当读，沉潜反覆，使其滋味浃洽。不但理明，即此就是存养之功，与俗学之支离浮诞者全不同。岂有使之舍切己工夫，而终日劳心于天文、地理，与夫名物度数以为知哉！无是事也。⑤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张岳把三纲五常作为天命（理），而这种天命（理）写在圣贤的书上，因此读（接触）圣贤书，也是格物，也是即物穷理。这就是朱子所说的“读书，便就文字上格”⑥。显然，张岳所谓“读书明义理”，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问题。
  张岳把学习的范围限于主要学习程朱正学，使之“信得及做得”，“有所持循据守”。他说：“信得及做得是日积月累，滋味深长，外而许多浅俗见解，自然渐觉轻小矣。此学不讲已久，今聚八郡之士，终日群居，若不就日用最亲切处指示下手工夫，使之有所持循据守，以交相劝勉，渐次有得。”张岳甚至还提出只读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读书不必泛观博览，先将《学》《庸》《语》《孟》，端坐叠足，澄心易气，字字句句，反覆涵泳，务使意思昭晰，滋味泛滥，反之吾心，实有与之相契合处。①张岳激烈抨击王学的格物穷理即是克去己私的观点。由于王学提出心即理，故格物不是向外应事接物，而是向内克去私欲。张岳说：来教云：格物者克去已私，以求复乎心之体也。某谓一部《大学》，皆是欲人克去己私，以求复乎心之体也。但必先辨夫公私之所在，然后有以克而复之。此其节级相承，脉络相因，吾学之所定叠切实，异于异教之张皇作用者，只这些子。②朱学派和王学派争吵体和用的先后，似水火不相容，其实他们都是为了传播《大学》之道。只是朱学教人先读圣贤之书，弄清伦理道德关系，再体现在行动上，即所谓“道问学”；王学教人守住先天固有的伦理道德准则，凭“良知”去行动，即所谓“尊德性”。其实是殊途而同归。
  此外，张岳认为，致知穷理还必须主一。主一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主敬。他认为，圣贤教人为学，紧关在一敬字，至程朱发明之，可谓极其亲切矣。今考其言，既曰主一无适，又必曰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为贯通万事之实体，其于敬之一字。”③张岳所谓敬，就是警惕自己的心思不要他适，不要分散，全部精力都要集中在道德伦理关系上（即“贯通万事之实体”）。
  二是主虚。他说：心不可以无主，尤不可以有私主，天理自然，何容私之有？须是虚心以待事物之来。④“虚心以待”，是说道德伦理以自来。三是主静。张岳认为，因理为心之所固有，“静观天下之理而自得之”。即把内心之理启发出来，默识天下之理。他说：“心之体固该动静，而静其本体也，至静之中，而动之理具焉，所谓体用一原者也。先儒每教人主静。”①张岳认为，心静才能心定，定便觉得清明。他又说：“心才静，便觉清明，须是静时多，动时少，虽动也而心未尝不静焉，方是长进。”在动静关系上，张岳认为静是绝对的，动是相对的，动是静的表现，是静的一种状态，即他所说的虽动“未尝不静”。四是主诚。
  张岳认为，诚自不妄语始，学从求放心来。其《杂言》又说：“所谓诚者，无他，只是一味笃实，向里用功。此心之外，更无他事，功夫专一，积久自然成熟。与夫卤莽作辍，务外自欺者，大有间矣。”所谓“一味笃实，向里用功”，就是他所说的把“务外自欺”的做法收起来，“学从求放心来”，即把分散的心收敛凝聚于道德伦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