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琛认为，学习是获得知识的根本。作文立政皆当以识为先，而识则本于学。学术疏陋则识见浅近，而于文与政两无一得。人的学问高下和实际工作能力强弱，是由其学习决定的。
  人的认识对象是理。那么怎样认识理呢？陈琛认为，主要通过学习。其《正学篇》反复讲了这个问题。在陈琛看来，人的学习的全部内容就是认识理。“会天下之理于吾心，君子之学备矣。”陈琛与众不同之处，是他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讲学习问题。他说：正学者，征诸古而证诸今者也。圣贤之道，正道也，其学正学。道弗岐也，学而岐焉，失其正也。予之有感于今也，故将以古道而正其学，以古学而求其道，欲其归诸正而已矣。②陈琛把学习规定为知行，就是把用也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将学、用结合起来。“仁者，心也，知行之本体也。学而至于仁焉，则元之道贯矣。”知理和行理全在于心，而心知理和行理以仁为最高目标，“学而至于仁焉，则元之道贯矣”。在陈琛看来，所谓仁，就是做一个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孔子言“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实行的方法。孔子就是从道德伦理上对“仁”进行规定的。陈琛把这种仁叫“德性之知”。他认为，“德性之知乃真知也，由德性之知而达于无所不知”。他说：道也者，一天人之理也；仁也者，齐物我之体也；心也者，统内外之机也。是故天地合一存乎道，物我合一存乎仁，内外合一存乎心。人之不知天人之一者，以其利碍之也；人之不知物我之一者，以其私累之也；人之不知内外之一者，以其闻见蔽之也。①这就是说，致力于内心修养和用心于致知应物是一致的，即心合内外。心合内外离不开学。有学则有识，有识则有养，有养则人为好人，而居官则为好官，随所居而无所不宜。达到了心合内外就是仁，就是“一天人之理”，就是知行一致，也就是“内外备谓之圣人”。陈琛还把这种心合内外说成“存心制行之善”，他说：呜呼！仁岂易言哉！虽然以全体言仁则仁固不易，但举其存心制行之善而大概言之，则天下未尝无仁人也。乐恬退而不慕显名，喜施与而不殖货利，此岂非仁中事乎！②陈琛把“仁”看得至为重要，认为是仁把心和理联系起来的，即把认识论和其世界观结合起来。他认为，一善足以该天下之理曰仁，一物足以统天下之善曰心。心为活物，仁为生理。心之与仁合而为一则可也，分而为二亦可。
  “人之生也，无极太极吾其性，二气五行吾其体。心亦生于气也，但气之精爽者耳。精爽则虚，虚则灵，既虚且灵，故众理具焉。众理在心为性，而性则有仁义礼智信，而专言之则仁也。夫仁无知觉而心则有知觉，仁无出入而心则有出入，仁无善恶而心则有善恶。盖仁即理也，心则合理与气也。”③“仁，生理也。庭草交翠阳之动也，此濂溪先生作图之本也。故万物得所，谓之春一；夫失所，谓不足以尽仁”④，这些是符合朱子思想的。
  由上可见，陈琛所谓认识理，实际上就是求仁，做一个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其《正学篇》反复明确地讲了这个问题。“夫善求仁者，求其心而已矣；求其心者，求其有主而已矣。是故，心得其主而圣贤之学尽之矣。”“心有主”，就是心主于一。陈琛在心主一的问题上，全面阐明和发展了朱子的思想。第一，主一就是主敬。“求仁者，莫要于敬。敬者，心之警也，时而警焉。”在朱子和其他理学家那里，主敬主要是指对人的内部精神的陶冶，力避外物引诱。而在陈琛这里，却释敬为警，主敬为时时警惕之意，也就是佛家的所谓“常惺惺”。他说：心有主，谓之敬。是故有主则警，警则昏惰不得而乘之矣；有主则虚，虚则思虑不得而汨之矣；有主则定，定则外物不得而诱之矣。……以敬为心之主宰者是二其心（指分为心和敬——编者注）者也，以整齐严肃而一其心者，是制其心者也。夫敬者，心之警惕而志之精明者也，夫何二之有？①心之警则常惺惺，心之虚则不容一物。这是指心中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专等正学而入，就是使思想收敛集中不使外物引诱。第二，主一就是主虚。陈琛主张开廓其心，使心空虚，然后就能一心具万理。他说：人之一身最微也，而是心之主于身者为最大。日月星辰之照耀，皇王帝霸之铺舒，阴阳鬼神之盛衰，草木花实之盈悴，自人物之所始，穷天地之所终，与夫区处人物之方，经纬天地之具，靡不有以究其理而极其所以然。然则人心之大又岂有外乎哉？有外之心皆人之自限，而非其本然也。先儒有言：开之恢然见四海，闭之暗然不睹垣墙之里，心本大而或限于小者，奈何？亦曰开之而已耳！②学者之所以开廓其心，盖心大则百物皆通，灵台湛虚而万理出矣。第三，主一就是主静。陈琛认为，主虚必须主静，由静致虚。他所谓主静，就是内心无欲，无欲则虚。这就是陈琛所谓的“至静无欲则其所谓一也，无欲者诚也。……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由寡入无，可谓一之方也已”③。
  陈琛认为，为学要不断积累，即他所谓“一篑九仞之为学”，为学不断积累，就是知和行并进的过程。陈琛主张知行并进，知行相互促进，反对知行合一。他说：“知行并进，其学之两轮乎！偏之则颇，阙之则颓，合之则窒。世有略于知而专于行者矣，然而晦昧于偏执，僻泥于不达，是故吾以知其颇也。世有冥于知行任意恣情者矣，然而踰轨败度触机而陷阱焉，是故吾以知其颓也。世有谓知即行、行即知而合之者矣，然而推之不应，动而愈滞，是故吾以知其窒也。”①陈琛认为，知、行如车之两轮，偏、阙、合都不行，特别是合之则“推之不应，动而愈滞”，知和行都没有（“窒”）了。
  在这里，陈琛批判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他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才，就看其学能否适用，那些高谈阔论的人尽管讲得头头是道，但终无可取。
  他说：才不可齐，但取其适于用，如工师用木，栋梁榱桷皆在所取，惟无用者弃之。世之高谈阔论，小廉曲谨，煦煦为仁，孑孑为义，授之以政则不达者，吾无取也。若文章之士，吾亦以奇花异卉爱之，然或不适于大小之用，虽爱之而竟弗之重，以其无益于人，不若荑稗有秋之为有益也。②陈琛所谓适用，就是据所学之天理，顺天理而行，以天理作为检验自己行为的标准。
  由于陈琛重视实用，他强调事在人为。他认为，人的才能有先天的资质又有后天的人为。他强调后天的人为。他说：人之强弱通拙甚有不同，而才之限自天者果不可强之而使有也。然而诸葛武侯又有言曰：“非学无以广才。”则才虽得于天，而成之亦未尝不由夫人。③陈琛对人才的看法是合理的，才之高下主要是由后天和实践的深浅决定的。
  由此可见，尽管陈琛还没有摆脱天命论，但他试图冲击天命论的束缚，提出按着天的“定理”行事，人能胜天，是应加以肯定的。陈琛这种事在人为的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