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陈真晟基于其心学，指出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他在《正风教疏》中，以古鉴今，认为三代所以盛者，学校兴，师道立而心学正教倡明于天下。后世虽有学校之设，然专以科举俗学为教；殊不知俗学益盛，则心学益废。先儒每以为论者是。陈真晟强调，当时虽有学校，“然专以科举俗学为教”，“则心学益废”，危害甚大。他说：“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现今）科举虽曰考理学以出贤才，而其实累贤才妨正学，使后生晚进奔竞浮薄而士风大坏者，科举实为之也。”③他强调“科举不罢则正教不可得而行”。因此，陈真晟提出学校教育必须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彻底改革。
  陈真晟基于其程朱理学即治心之学，提出学校必须真正进行程朱理学的教育。他曾向明英宗朱祁镇进呈他的《程朱正学纂要》，提出“所谓圣学者，程朱之学也”。当时学校虽用程朱之书，但由于八股取士，教育士子“不过使之勤记诵训诂攻举业而已”，而实际上没有进行治心的教育。陈真晟说：士习不正，民风不淳，三代盛治未能全复。盖由学校虽用程朱之书，然不过使之勤记诵训诂攻举业而已，而于身心正学之教，则实未尝举行故也。①陈真晟指出的当时科举考试的弊病是对的，是有眼光的。他认为，宋元以来，学校虽用程朱之书，但科举取士仍用隋唐旧制，这实际上是视圣贤正学为无用。圣贤之道自孟子以后千有余年晦而不明；自周、程、张、朱出，此学才大明；但自朱子去世后，此学又复晦。因此，他提出科举要用程朱理学，圣贤之学才能由晦而复明。当他看到学校颁行敕谕教条有合程朱教法时，高兴地说：“此学校正教也。”陈真晟采敕谕中要语，参以程氏学制、吕氏乡约、朱氏贡举私议，作《正教正考会通》。他把考文与考德结合起来，而且认为考德比考文更为重要。这是极有见解的思想。他把考德与考文各分为几等。考德：上上等，即能主敬穷理修己者，就是已经自觉践履封建道德的；上中等，即能求以主敬穷理修己者，就是正在努力去践履封建道德的；中上等，即性行端洁，居家孝悌、廉耻礼逊、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者；中中等，即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下上等，即能习经书（学而不实践者）；下中等，即惟记诵旧文、务口耳之学（道德品质极差、不务正学者）。考文：上等，考德名在下之中（下等），则考文虽上亦降；中等，考德名在上之中、中之上（中等），则考文虽下必取；考德名在上之上（上等），则考文虽下必取；考德名在中之中、下之上（下等，即为学不务修身者），则专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选。陈真晟在教育问题上，始终重德教。这是符合朱子思想的。
  在社会历史观点上，陈真晟主张复古礼，亦即复先王古制。他说：世人言执古贵乎通今，执古而不通今，犹执一也。此言不然。夫所谓古者，即先王之制，著于礼经者是也。所谓今者，何礼也？岂非流俗之弊，习与性成者乎？姑以丧礼言之，古者以不饮酒食肉为礼，今人必以饮酒食肉为礼，如执古则不能以通今，通今则非所谓执古，岂一人真有两个口，其一则执古，又其一则通今乎？抑只是一个口，但遇酒食则通今，及醉饱之后则执古，斯谓可贵乎？愚意古礼用意着力执之犹不能及，多得罪于先王，况今乃以执古为非，以通今为是，则其伤礼败俗宜无不至，又岂可胜言乎！吁！孔子执古拜君而从下，犹为时之所讥；孟子行古礼尚为王驩所怒，况某以区区而欲执古孔孟之礼，其为所讥毁宜也。然则宁百见毁于世俗，幸无一得罪于先王。①陈真晟认为古今制度不一，执古不能通今，通今不能执古。但是，他认为古者为好，今者为差，今不如古，这种颂古非今思想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也是多数朱子学者共同的毛病。
  此外，在陈真晟的历史观点中还有不少宿命论和神秘主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