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生前曾到浙江金华丽泽书院讲学，接引弟子。其后，朱子高足黄榦在此讲学多年，一传于何基，再传于王柏，由宋入元，王柏又传金履祥，金履祥传许谦，递相授受，金华地区的朱学不绝如缕。因何基长期居住金华北山，故他所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北山学派，又被称为金华朱学。
  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号次农，后人称仁山先生。“少而好学，有继世志，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无不博通。”①十九岁慕濂洛之学，二十三岁受业于王柏，并从登何基之门。自此，“讲贯益密，造诣益深”②。入元后，以遗民自居，隐居教授，著述终身。著有《通鉴前编》《大学章句疏义》《论孟集注考证》《尚书表注》以及《文集》。
  金履祥治学的特点是融会“四书”，贯穿“六经”，门人许谦曾评论说：“其于学也，于书无所不读，而融会于‘四书’，贯穿于‘六经’，穷理尽性，诲人不倦，治身接物，盖无毫发之歉，可谓一世通儒。”③金履祥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用功很深，专门为之作疏。他的疏不是一味信从《集注》，而是有所质疑与补充，黄百家即评论说：“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牴牾。其所以牴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④他还非常重视《尚书》，《尚书表注》以及以《尚书》为主要材料的《通鉴前编》就是他在《尚书》学方面的成果，他在王柏《书疑》的基础上进一步，疑孔安国《尚书序》“为东汉传古文者托之”。
  在理学思想方面，金履祥继承了王柏重视阐发程朱“理一分殊”的特点，同时又有自己的若干发挥，如在《复其见天地之心讲义》中，他发挥了二程有关天地之心的思想：“夫所谓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道也。语其象，则复卦一爻是也。夫当穷冬之时，五阴在上，天地闭塞，寒气用事，风霜严凝，雨雪交作，万物肃杀之极，天地之间，若已绝无生息，而一阳之仁乃已潜回于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化生万物之初乎？异时生气磅礴，品无流行，皆从此中出。”⑤他还指出，“凡事莫不有复。如学宫既废而新，则为学校之复。纲常既晦而明，则为世道之复。国家既危而安，则为国势之复。”①这里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在《大学章句疏义》《论孟集注考证》等著作中，他对朱子的格物致知论有较为详尽的解释，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知而能之，知行合一”的命题：“（《集注》云）效先觉之所为。（疏曰）古人为学是先从事上学。所为先觉之所为，是其行事践履、文辞制度，凡诗书六艺之文，皆先觉之所为也。朱子于《或问》中论学分‘知’‘能’二字，《集注》盖合言之。觉，知也；为，能也。明善，知也；复初，能也。其间语意并合二意，而‘效先觉之所为’一居尤明备。夫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者，必自其所为而效之。盖于其言行制作而体认之也。段内皆合知能意。”②许谦（1270—1337），字益之，浙江金华人。自号白云山人，后人称白云先生。许谦生于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甫冠，父殁，由母教养。俄而宋亡，历经丧乱，然刻苦自励，博及群书，“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之说，亦靡不该贯”，“旁而释老之言，亦洞究其蕴”。③三十一岁，就学于金履祥，深受器重。学成而归，专事讲学，从者甚众。他教人“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以为己为立心之要，以分辨义利为处事之制，至诚谆悉，内外殚尽”④。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十月卒，年六十八。至正七年（1347），谥文懿。江浙行省请朝廷建四贤书院，得与何基、王柏、金履祥同列学宫。论者以之与元初理学宗师许衡并称南北二许。其著作主要有《读四书丛说》二十卷、《读书丛说》六卷、《诗集传名物钞》八卷、《白云集》四卷等。
  许谦被认为是朱学正宗嫡传：“圣贤不作，师道久废，逮二程子起，而倡圣学以淑诸人。朱子又溯流穷源，折衷群言而统一。由是，师道大备。文定何公基既得文公朱子之传于其高弟文肃黄公榦，而文宪王公柏于文定则师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学于文宪，而及登文定之门者也。三先生婺人。学者推原统绪，必以三先生为朱子之传，适文懿许公出于三先生之乡，克任其承传之重。三先生之学，卒以大显于世。然则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复明，朱子之道至许公而益尊，文懿许公之功大矣。”①朱子一传为黄榦，再传为何基，王柏与何基介于师友之间，金履祥学于王柏而登何基之门，实朱子三传。许谦又从金履祥学，是为朱子四传。
  许谦往兰溪听金履祥讲学时，后者年已七旬。虽然相遇甚晚，但相得甚欢，时人谓“君上承渊源之懿，虽见仁山甚晚，而契谊最深”②。履祥授以理一分殊之旨：“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③许谦终身奉信，尝与人书云：“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门，务为儱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小，延平皆不之许。既而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书立言，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两言，固学者求道之纲领。然所谓致知，当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谓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于分之殊也。朱子所著书盖数十万言，巨细精粗，本末隐显，无所不备，方将句而诵，字而求，竭吾之力，惟恐其不至。然则，举大纲弃万目者，几何不为释氏之空谈也？近日学者盖不免此失矣，吾侪其可踵而为之乎？”④黄宗羲即此评论说：“‘理一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谓朱子也。是时朱子好为儱侗之言，故延平因病发药耳。当仁山、白云之时，浙、河皆慈湖一派，求为本体，便为究竟，更不理会事物，不知本体未尝离物以为本体也，故仁山重举斯言以救时弊，此五世之血脉也。后之学者，昧却本体，而求之一事一物间，零星补凑，是谓无本之学，因药生病，又未尝不在斯言也。”⑤金华一系朱子学者莫不重视“四书”，对《四书章句集注》都下过很深功夫。据吴师道言：“盖自北山（按何基——编者注）取《语录》《精义》以为发挥，与《章句集注》相发。鲁斋（按王柏——编者注）为标注点抹，提挈开示。仁山（按金履祥——编者注）于《大学》有《疏义》《指义》，《论》《孟》有《考证》，《中庸》有标抹，又推所得于何、王者与其己意并载之。”①继金履祥之后，许谦对《集注》再行笺注，是为《读四书丛说》。盖许谦视“四书”为入道之门，而朱《注》又为“四书”必备，尝谓学者曰：“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圣贤之心具在‘四书’，而‘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辞约意广，读者安可易心求之乎？”②吴师道为《丛说》作序，推崇备至：“欲通《四书》之旨者，必读朱子之书；欲读朱子之书者，必由许君之说。兹非适道之津梁、示学者之标的欤！”③盖《丛说》于朱《注》，“奥者白之，约者畅之，要者提之，异者通之，画图以形其妙，析段以显其义。至于训诂名物之缺考证，补而未备者，又详著焉”④。但许谦并非一味盲从，他对朱《注》间亦有所讨论，书中不乏“异义微牾”之处，在这方面，他似乎继承了一些王柏疑经的精神。当然，许谦在本意上是为了完善朱《注》，他引用金履祥的话说：“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⑤总的来说，《丛说》断语平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黄溍称其“敷绎义理，惟务平实”，四库馆臣认为：“书中发挥义理皆言简意该，或有难晓，则为图以明之，务使无所疑滞而后已。其于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于朱子一家之学可谓有所发明矣。”⑥后人评价其“发明朱子之学，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⑦。
  许谦在名物训诂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诗集传名物钞》即是其证。此书于朱子《诗集传》着重“正其音释，考其名物度数，以备先儒之未备，仍存其逸义，旁采远搜，而以己意终之”①。四库馆臣也给予较高评价：“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遗。”②在理学上，许谦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主要继承了朱子的观点。他沿袭朱子关于理先气后、理气不离不杂的观点，提出在逻辑上理先于气，而在发生学上气至而后理才有所寄托：“虽曰有理然后有气，然生物之时，其气至而后理有所寓。气是载理之具也。”③这个说法在坚持理本论的同时又充分注意到理气不相离的特点：“天生人物，是气也，而理即在其中。理主乎气，气载乎理，二者未尝可离。”④“气是载理之具”的另一种表达是“理具于气中”：“夫太极，理也；阴阳，气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则形禀是气而理具于气中；析而言之，则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无别。”⑤而“天生人物，是气也，而理即在其中”已接近于“理在气中”的命题。
  程朱以气说鬼神，比较倾向于无人格化的鬼神观，许谦继承了这个思路，又试图对程朱的鬼神观与世俗鬼神观加以调停：“天地造化二气，一其言鬼神，是言鬼神之全，是大底鬼神。后所谓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示、人鬼及诸小祀，亦皆鬼神，却是从全体中指出祭祀者，是小底鬼神，使人因此识其大者。”⑥作为祭祀对象的鬼神通常都被想象为人格化的有形象的鬼神，而程朱则将鬼神理解为阴阳之气，理解为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二者相去甚远，许谦发明大小鬼神之说，使两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在心性问题上，许谦承袭程朱的“性即理”说：“性即理也。在天地事物间为理，天赋于人物为命，人物得之以生为性，只是一物。所为地头不同，故其名不同。”⑦由此而主张性善论。
  值得注意的是，许谦赞成遏欲、去欲，但反对息欲：“道在天地间，弘博精微，非可以操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气决眦，售其说而竞后息欲，以厌今人陵古人，则吾未之信也。”①许谦所理解的人性已超越抽象的范畴，而与客观社会条件联系，他在解释孟子的“富岁子弟多懒”时发挥出“人当尽养之道”的思想：“先以‘岁之丰凶致人之善暴’以明人性本善，有以陷溺则为恶。盖欲得食以养其生者，人之常情。故富岁得顺其心，则为善；凶年不足以养其生而逆其心，则为恶。次以麸麦为喻，谓人之性本同，当皆极于善。所以不善者，养之异，以勉人当尽养之之道也。”②元初许衡曾提出有关“治生”的思想：“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所致也。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③而许谦当元中叶，明确表示“人当尽养之之道”，即肯定学者为学须以基本的生活保障为前提，前后二说若合符节，这应当是元代儒学的一个特点，元儒对形下层面的经济利益公开加以申论。
  在知行问题上，许谦继承了朱子有关知行并进的理论：“人之于道，不过知行两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④同程朱一样，许谦也特别提倡读书，重视考索名物：“程先生教人格物有三事，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三事又当以读书为先。”⑤“一事一物，可为博闻多识之助者，心谨志之。”⑥在评论孟子“知言养气”之说时，许谦表达了知先行后的思想：“孟子之学是知言养气。知言即知道。知道属心为内，养气属事为外。格物致知以明心，遇事行义以养气。”⑦他因此主张“知言以开其先，养气以培其后”⑧，这是要求在道德修养中以道德意识为先导。许谦又主张“知行兼进”：“学以事言，不以理言。凡一事必有一理，有此理必有此事。但习其事而不思其理，则昏罔而无得；但思其理而不习其事，至于临事，其心又必危疑不安。欲学者知行兼进。”①他要求学者一边明理一边力行：“为学之道先立志，欲求至于圣贤，却随事只管低头做将去，明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边明理，一边力行，却不要计较功效。须要见得圣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学而至。学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明，行未力耳。长持此心，笃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头，却随人力量高下，见其成功浅深，最不可作界限。”②这就是所谓“致知力行并行不悖”：“致知力行，并行不悖。若曰必格尽天下之物然后谓之知至，心知无有不明然后可以诚意，则或者终身无可行之日矣。圣贤之意，盖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于此一理为至，及应此事便当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须一条一节逐旋理会，他日凑合将来，遂全其知，而足应天下之事矣。”③这与朱子的知行观已经有所不同，后者曾提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④强调明理而力行这一点，也是许谦用以反对佛老以及心学的一个口实：“古之立言者，诵于口而可以心存，存于心而可以身践而成天下之务，则圣人之道也。今口诵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识之，而不可施于事，是则老佛之说尔。为老佛之说者措之事，固不能行于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为善人？则好为异说者，其风又下于彼矣。”⑤许谦的学侣有张枢、吴师道等人，其谊在师友之间。黄百家说：“白云高第弟子虽众，皆隐约自修，非岩栖谷汲，则浮沉庠序州邑耳。如子长（即张枢——编者注）、正传（即吴师道——编者注），文采足以动众，为一世所指名者，则又在师友之间，非帖帖函丈之下者也。然白云非得子长、正传，其道又未必光显如是耳。”⑥张枢，字子长，金华人。从小饱读书卷，有过目不忘之能，对历代政治得失、礼乐兴废，乃至帝号官名、岁月后先，都能记忆无误。一次，许谦随口问到高帝取得天下的原因，他引证纪传，侃侃而谈，让前者大为惊奇。之后他要求做许谦的学生，许不同意，而以友待之。至正间，脱脱修三史，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编修官召之，行至半途，以病辞归而卒。
  吴师道，字正传，兰溪人。始为词章之学，后读真德秀的著作而有志于理学。他曾经写信向许谦请教持敬致知之学，后者以李侗用来教朱子的理一分殊之说作复。至治初，登进士第。后召为国子助教，明年升博士。在国子监三年，一遵朱子之训而守许衡之法。以奉议大夫礼部郎中致仕。虽然他对许谦不以老师相称，但从后者受教良多，其祭文曰：“小子托交殆三十年，指圣途而诱掖，极友道以磨镌，骨肉不足以俪其亲，金石不足以拟其坚。比居闲而处独，益共究于遗编，不鄙予以不肖，将叩谒于师传。”①许谦平生门人众多，著录者数以千计，现知姓名的有三十六人。其中，比较杰出的有范祖幹、欧阳玄、胡翰、朱震亨，还有一位色目学者哈剌不花。
  范祖幹，字景先，金华人。元至正中，为西湖书院山长，辞归养亲。后郡守王宗显上其孝行，立纯孝坊，后人因称纯孝先生。明洪武十八年（1385）卒。著作有《众经指要》《读诗记》《大学中庸发微》《柏轩集》。景先被许谦认为是使自己学术得以流传者：“吾得刘名叔而学知进，得李国凤而学日彰，得范景先而学有传。”②他曾自述为学宗旨：“为学之本，莫大乎正心修身。欲修其身，莫若理会君子之所谓道者三，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矣。若切己之实，归而求之，可也；心不在焉，而能自得其根本者，吾未之闻也。”③“君子之所谓道者三”，典出孔子：“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范氏将《大学》所说的正心与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联系起来，强调从不忧、不惑、不惧这些日常心理状态的培养上入手进行修身，反映了其学不尚思辨玄远而重切己用功的特点。欧阳玄，字原功，先世家庐陵，与欧阳修同所自出，曾祖始居浏阳。幼从母受《孝经》《论语》《小学》，八岁成诵，从乡先生张贯之学。年十四，益从南宋故老习辞章。弱冠，潜心读书，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源委，尤为淹贯。延祐科举，以《尚书》与贡。明年，赐进士出身，授官。文宗时设艺文监，署少监，奉诏纂修《经世大典》。拜翰林直学士，编修四朝实录，兼国子祭酒。诏修辽、金、宋三史，召为总裁官，发凡举例。晚年奉敕定国律。卒年八十五，谥曰文。其为人处己俭约，为政廉平，历官四十多年，在朝之日殆四分之三。三任成均而再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朝廷高文典册多出其手。其文章道德卓然名世。著作多佚，今存《圭斋集》十五卷、《拯荒事略》若干卷。
  胡翰，字仲申，金华人。从吴师道受经，从吴莱学古文，又登许谦之门，获闻朱学的绪。尝至京师，遍交当世名士，于余阙、贡师泰尤善。避地南华山中著书。入明，除衢州教授。聘修《元史》。居长山之阳，称长山先生。年七十五岁卒。胡翰留意经世之学，有《仲子文集》行世，内有“衡运论”推明天人之际、皇帝王霸之别，“正纪论”述人纪、地纪、天纪相因之理，“尚贤论”援引史传明人君当以求贤为治天下之要，“井牧论”考井田制沿革信其可行，“慎习论”谓历代明君所以成功者以其能自拔于流俗之习，“皇初论”申皇极之道绌王霸之说。
  朱震亨，字彦修，义乌人。初为声律之文，已而弃去任侠。既壮，又悔之，遂从许谦学于八华山。许谦为讲天命人心之秘，内圣外王之微，震亨闻之有省，自是用功专勤，数年大进。自度穷而在下，泽不能及远，随分可自致者惟医一途，于是从宋内官罗知悌得河间刘完素（字守真）之传，遂竟以医名。医家传之为丹溪先生。其学以躬行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为礼乐之原，积养既久，内外一致；其治人则以守本禁欲补阴泻火为主。著有《格致余论》一卷，盖以医为儒者格物致知之一事而名；《局方发挥》一卷，《金匮钩玄》三卷。
  哈剌不花，蒙古人，官浙江台州达鲁花赤，后移徽州。尝游许谦之门。其学以诚意不欺为主，喜挟书册并一羊皮，坐山颠水滨，歌咏终日，野老过者，辄问民间疾苦。其治民以德为化，以法为防奸而不可以赖。所治之郡几于无讼，考绩为天下最。元儒当中，惟元初许衡之门有蒙古从学者，像许谦这样地处江南而有蒙古从学者的，百不一见，这一方面反映许谦在世影响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到元中后期色目人汉化程度之深。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被称为“金华四先生”，他们传承的金华朱学一直延续到了明初，可谓影响深远。全祖望曾评论说，金华之学有三变，到许谦时“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远逊于金履祥，这是一变；到柳贯、黄溍这些人，“遂成文章之士”，这是再变；而到了宋濂那里，“渐流于佞佛者流”，这是三变。①究竟而言，柳贯、宋濂这些人以文章名世，是所谓“得朱子之文澜”者（黄百家语），本不以理学为擅场。许谦是金华朱学最后的干城，他在学术上已经暴露出支离烦琐的倾向，也许正是这一倾向导致金华朱学最后丧失了继续发展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