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吴澄生活的元代，时人已将“本心之学”的头衔加诸陆学之上，吴澄认为，这种观念基本上是一个误会，心学并不独指陆学，从尧舜直到周程诸子无不以心为学。他说：“以心为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然。故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也。”④吴澄的这一见解，从直接的意义上说，是为陆学做了辩护，而在更广的意义上，则是为心学正名。他所理解的心学已非陆学所能范围，陆学只是其心学的思想资源之一，他还大量吸收了从周敦颐到朱子等宋代其他理学家的心性思想，从他对“心学之妙”的如下理解可知：“心学之妙，自周子、程子发其秘，学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无欲故静’，程子云‘有主则虚’，此二言，万世心学之纲要也。”①吴澄在自己的著作中也使用了原属孟学的“本心”概念。众所周知，“本心”是陆学标志性的概念，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者据此认为吴澄的思想中有陆学成分。然而，吴澄所说的“本心”与陆九渊实有不同。吴澄将“本心”理解为“万理之所根”：“夫孟子言心而谓之本心者，以为万理之所根，犹草木之有本，而苗茎枝叶皆由是以生也。”②借助于生物学上“根”的意象，吴澄表达了如下思想：“本心”与“万理”是先起与后发的关系。“本心”之“本”，与孟子所说的“四端”之“端”用法相近，都是强调原初、起始之义。说本心为万理之所根，一方面是说“本心”先于万理而生；另一方面是说先起的本心对于后生的万理还有一种引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心具众理”。“心具众理”并不就是“心即众理”。前者强调心作为思维器官对理的一种统摄能力，而后者则强调心所包含的内容就是理。站在“心具众理”的角度看，心是认识理的主体，而理则是心所认识的对象。而站在“心即理”的角度看，心与理这种主客关系变成了同一关系。虽然从“心具众理”很容易推到“心即是理”，然而，其间的差异却不可不辨，朱子与象山的分野正在于此。象山不过在“心具理”的基础上往前多迈了一小步：“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③而朱子则谨守“万理具于一心”的命题。可以看出，吴澄坚守了朱子的这个界线，没有像象山那样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进一步推出“心即理”的结论。
  即使是在申述本心之说时，吴澄也始终没有忘记理的存在。对理所表现的这些关怀，更多地可以看出吴澄本心概念的朱学色彩。
  主敬以存仁（心）这一点被吴澄视为整个儒学之要：“（圣学之极）岂易至哉？期学而至之，惟当主敬以存吾心之仁，此其大概也。”①他还暗示，周、程之书对此有具体说明：“其悉，则有周子、程子之书在。”②吴澄对心学大要的如上理解，与其说是接近于陆学，倒不如说是承继了程、朱的主敬传统。
  相对于以本心概念为中心的陆九渊心学而言，本心理论只能说是吴澄心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本心之外，吴澄还广泛讨论了心的其他问题。“本心”是一个比较接近于“性”的概念，而“心”的一般意义则是作为知觉器官，它更多地与精神活动相关。如果说“本心”主要是一个道德范畴，那么，“心”所涉及的则是认识论、心理学领域。“本心”说主要讨论的是“本心”与天理以及德性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是性善论证明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有关“心”的各种说法涉及了“心”的属性、作用以及它的不同状态等问题。宋儒之中，以朱子论“心”最为详尽，吴澄对于“心”的见解基本上未出朱学范围。
  总之，吴澄的心学与其说是对陆学的继承，不如说它是对整个宋代乃至以前儒学心学思想的综合。
  吴澄弟子众多，《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著录有三十多人，元明善、虞集、贡师泰、揭傒斯等为其著者。
  元明善（？—1322），字复初，鲜卑拓跋氏后裔。著作有《清河集》。元仁宗未登基时，元明善曾任太子文学，后历官至翰林学士。曾参与编修《成宗实录》《顺宗实录》《武宗实录》《仁宗实录》。还做过科举考试主考官，“延祐二年，始会试天下进士，明善首充考试官，及廷试，又为读卷官，所取士后多为名臣”。③他曾上奏朝廷，“正孔氏宗法，以宣圣五十四世孙思晦袭封衍圣公，事上，制可之”。④明善“早以文章自豪”，主张文章当“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当时北方的一些文人儒士，以“复古”为旗号，元明善是其中之佼佼者。另一方面，元明善对经学也有浓厚兴趣，“读书过目辄记，诸经皆有师法”①。做江西省掾时，适逢吴澄在郡讲学，他“问以《易》《书》《诗》《春秋》奥义”，后者的回答令他折服，“遂执弟子礼终其身”。②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后人称邵庵先生。他祖籍四川，侨寓崇仁，自少师事吴澄。吴澄任国子监丞时，他是国子助教。吴澄去职后，不久他亦辞去。后累官集贤修撰、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读学士等职。曾领修《经世大典》，著作有《道园学古录》。元后期，虞集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四人被尊为海内文宗，明人评论说：“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硕、乌伤黄公晋卿及先生（指柳贯——编者注）四人而已。”③同时，虞集又与杨载、范梈、揭傒斯并称元诗四大家，自目其诗如“汉廷老吏”。由此可以想见其诗文在当时的知名程度。作为吴澄的入室弟子，虞集在理学方面亦有很深修养。其治经，一以朱子为尊，元明善曾评论说：“（虞）集治诸经，惟朱子所定者耳。”④他也自觉认同于儒家的道统：“今吾学之所讲，其书《易》《诗》《书》《春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其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颜、曾、思、孟、周、程、张、邵、朱之言也。”⑤对理学所重视的“四书”予以充分肯定：“夫‘四书’者，实道统之传，入德之要。学者由是而学焉，则诸经可得而治矣。”⑥同吴澄一样，出于对乡贤的敬仰，他对陆九渊的心学不乏好感。对于朱陆异同，他持论甚平，一方面肯定朱子对圣人之学有集大成之功，另一方面又指出陆九渊“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于斯文，互有发明，学者于焉可以见其全体大用之盛”⑦。他认为朱陆教学虽有小异，但不影响他们同为圣人之徒：“乃若陆先生之学，前代诸儒盖未之有也。朱氏之起，与之相望扶植斯文者，岂不重且远哉。然而入德之门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异，其皆圣人之徒也。”①后来黄宗羲说朱陆“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②。虞集已发其先声。像吴澄一样，虞集理解的心学也不是专指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而只是泛指古代的治心之学。
  贡师泰（1298—1362），字泰甫，号玩斋，少承其父贡奎家学，后又随吴澄受业，与虞集、揭傒斯等游，累官至礼部尚书、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户部尚书、秘书卿，卒于任上。著作有《玩斋集》。师泰以文学知名，而于政事尤长，“所至，绩效辄暴著”，任绍兴路总管府推官时，“治行为诸郡第一”③。由于政绩突出，他的官职累迁至监察御史，而在他以前，省台以上的官职，元廷不用南人：“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复旧制，于是南士复得居省台，自师泰始，时论以为得人。”④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号贞文，谥文安。累官翰林应奉、奎章阁授经郎、艺文监丞，翰林待制，集贤直学士兼经筵讲官，升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富于史才，先后参与修撰《经世大典》《明宗神御殿碑》等，而最有影响的则是至正三年（1343）元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他被任为总裁官。次年，《辽史》成，《金史》将竣，揭傒斯因积劳成疾，卒于任所。《辽史》在学者中评价很高。揭傒斯工诗文，是“元诗四大家”之一，其“为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诗尤清婉丽密”⑤。揭傒斯贯通经史百家，为“儒林四杰”之一。著作有《文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