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晚宋朱学由思想向学术化转型的过程中，北山一系与黄震的工作，思想上的诉求还是占着较大的分量，在王应麟那里，思想诉求的分量似乎要冲淡许多，而学术的色调则变得非常浓，甚至于在学术范式上也渐成形，垂范后世。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后人称厚斋先生，浙江鄞县人。淳祐元年（1241）举进士，却以为这只是“沽名誉”而己，必须进一步在“制度典故”上有真才实学，才是国家所望的“通儒”，故闭门发愤，于宝祐四年（1256）中博学宏辞科，被清儒目为宋代最为博洽者。据《宋史》与《宋元学案》本传，王应麟历官多次被贬，最后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但始终被权臣封杀，一无所用，最后东归故里。入元不出，后二十年而逝。
  从师承上讲，王应麟是真德秀的再传，但实际上与晚宋的大多数学者一样，其思想是在朱子时代的众家思想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只是对于王应麟这样博学的人而言，前辈学人中能在学术方法上让他效法者，朱子无疑是第一人。
  王应麟著述达六百余卷，所涉甚广，为窥其思想立场，以及他的学术化倾向及其成就，此处且摘录四库馆臣为所收王氏著述所作提要：（郑注）亡于南北宋之间，故晁说之、朱震尚能见其遗文，而淳熙以后诸儒即罕所称引也。应麟始旁摭诸书，裒为此帙，经文异字亦皆并存，其无经文可缀者，则总录于末简。又以元注多言互体，并取《左传》《礼记》《周礼正义》中论互体者八条，以类附焉。考元……实为传《易》之正脉……应麟能于散佚之余，蒐罗放失，以存汉《易》之一线，可谓笃志遗经，研心古义者矣。①《隋书·经籍志》云：“……三家诗惟《韩诗外传》仅存，所谓《韩故》《韩内传》《韩说》者，亦并佚矣。”应麟检诸书所引，集以成帙，以存三家逸文。又旁搜广讨，曰《诗异字异义》，曰《逸诗》，以附缀其后，每条各著其所出……卷末别为《补遗》，以掇拾所阙，其蒐辑颇为勤挚……古书散佚，蒐采为难。后人踵事增修，较创始易于为力，筚路蓝缕，终当以应麟为首庸也。②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中地名者，荟萃成编。然皆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①皆采之《困学纪闻》中，盖书肆作伪之本也。②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阨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例，厘订成编……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③是编因《汉书》《续汉书》诸志，于当日制度，多详于大端，略于细目，因摭采诸家经注，及《说文》诸书所载，钩稽排纂，以补其遗，颇足以资考证。又以唐时贾、孔诸疏，去古已远，方言土俗，时异名殊。所谓某物如今某物，某事如今某事者，往往循文笺释，于旧文不必悉符，亦一一详为订辨……要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据。较南宋末年诸人，侈空谈而鲜实征者，其分量相去远矣。④应麟始捃摭旧文，各为补注……未免间失之嗜奇，然论其该洽，究非他家之所及也。⑤以《通鉴答问》为名，而多涉于朱子《纲目》。盖《纲目》本因《通鉴》而作，故应麟所论，出入于二书之间……与应麟所著他书殊不相类，其真赝盖不可知。伯厚孙刻《玉海》时伪作此编，以附其祖于道学欤？然别无显证，无由确验其非。⑥此编虽以天文为名，而不专主于星象。凡阴阳、五行、风雨以及卦义，悉汇集之，采录先儒经说为多。义有未备，则旁涉史志以明之。亦推步家所当考证也。⑦是编乃其札记考证之文……应麟博洽多闻，……渊源亦出于朱子，然书中辨正朱子语误数条……皆考证是非，不相阿附。①是书分……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②（后世学者）虽采掇编辑，较为明备，而实皆以是书为蓝本。③虽以记录姓氏之主，而胪列名物，组织典故，意义融贯，亦可为小学之资。④所著《深宁集》，本一百卷，然《宋志》已不著录……盖捃拾残剩，非其真矣。⑤上引王应麟著述，共达十五部，除去他的文集《深宁集》，以及附于《玉海》的《辞学指南》，从《困学纪闻》中分出的《论语孟子考异》外，其余十三部都是有所建树的学术著述。
  就本书的主题而言，四库馆臣对王应麟著述所作的评论，有两点是有意义的。一是王应麟思想上对朱学的认同，以及学问渊源于朱子的论断。从王应麟最重要的考证札记性质的著作《困学纪闻》看，这部在“经传子史各有考据评证”的著作，其根本的方法正是前文黄震所概括的朱子集汉、宋学于一体的方法，因此清儒断其学问渊源于朱子，是非常公允的。只是王应麟思想上对朱学的认同，从王应麟考据为主的著作中，似乎难以完全看出。但是，从四库馆臣对王应麟《通鉴答问》的质疑，还是透露出了他在思想上的依归。清儒因《通鉴答问》的史评富有道学气，与其他的考据类著作有所不同，因此而有“真赝盖不可知”的说法。然而馆臣们一方面表示所疑终“无显证”，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王应麟此书所呈现的融义理于史事之中的方法，“多涉于朱子《纲目》”，实际上说明了王应麟思想上对朱学的认同与继承。
  二是王应麟在继承朱子学问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学术范式。在王应麟的思想上，经说部分，即经典的义理阐释，实际上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此由《困学纪闻》可得到印证。此书是王应麟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在共二十卷的篇幅中，前八卷都是经说。只是就王应麟整个著述，以及《困学纪闻》的方法来看，考据性质彰显得更为显著。因此，与朱子相比，王应麟构建了非常不同的学术范式。在朱子，尽管包括字义训诂在内的考据，是朱子思想建构的基本方法，但是朱子整个工作所显现出的是他的哲学思想，而主要不是考据方法；在王应麟，尽管思想的诠释仍然在他的思想上有不轻的比重，但是他的整个工作所显现出的不是他对朱学在思想上作的阐释，而主要是他的考证方法。因为这种考证方法的凸显，促使儒学在理解与阐释思想时，由思想本身的关注转向对思想表述方式的关注，博古通今、经史并重的学术范式，特别是其中的考证学成为摆脱空疏元本的思想论说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换言之，王应麟以他的涉猎广泛的工作，一方面维护与推进着朱学，并构成了晚宋朱学由思想向学术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因其推进而终结了朱学作为思想的存在，并以学术的客观展开解构了朱学，同时为后世以学术来呈现思想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即清儒所说的筚路蓝缕之功。①毫无疑问，整个晚宋时期的思想学术化，无论就其历史中的现实针对性（由晚宋朱学的流弊可知），还是思想建设本身的需要（由晚宋朱学从思想向学术转型中的非朱学思想的融入可知），都有它无可否认的意义。但是，学术（考证学更不必说）所具有的形态化及其要求，也不免易使思想迷失在维护形态化的论据搜寻，以及作业方式的计较之中，从而搁置了思想本身所针对的问题，乃至忘却或漠视了产生问题的生活本身。这种双重效应在晚宋思想的学术化转型中是兼而有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