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就学术的类型来看，朱学由思想向学术的转型，在北山一系中已基本上得到了呈现，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释在得到保持的前提下，经学更在文献与历史考证上得到推进，其中金履祥的历史研究更是溢出了经学的范围，而进入了史学的领域。但是，北山一系的学术化努力有明显的不足。在文献学上，他们的学术视野虽然集中在经典上，但只是限于一种或两种经典，譬如《诗经》与《书经》，没能推进到对整个经典的研究；对于宋代的思想文献，则关注得更少。在史学上，金履祥的研究在范围与形式上则都只能说是处在起始阶段。相比之下，晚于王柏、早于金履祥的黄震与王应麟，他们的工作对于朱学的学术化转型起到了更显著的作用，并且以其转型，一方面影响到朱学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影响到后世学术的形成。
  黄震（1213—1280），字东发，浙江慈溪人。宝祐四年（1256）登进士第，在其后晚宋的最后二十年中，黄震做过地方官，中间曾任史馆检阅。“宋亡，饿于宝幢而卒。”①在思想上，黄震强调“本朝理学阐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②，明确表达了他以朱学为宗的立场。而且，这种认同是建立在他对朱学思想核心的把握上的，“理学”概念的标示，即是一个最显著的证明。但是，思想上以朱学为宗，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思考，满足于照搬前贤往圣的话语。黄震认为，“古人发言，义各有主，学者宜审所躬行焉”③，即后世学者应当细审前人立言的现实依据及其针对性，从而真正把握儒家的精神。
  在黄震看来，这其实也正是朱子阐释思想的根本方法。黄震在比较汉学与宋学解经的基础上，对朱子的经学解释方法作有一个很好的说明。黄震说：圣人言语简易，而义理涵蓄无穷，凡人自通文义以上，读之无不犁然有当于心者，读之愈久，则其味愈深，程子所谓“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语解者，意便不足”。此说尽之矣。故汉、唐诸儒，不过诂训以释文义，而未尝敢赞一辞。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诂训，其说虽远过汉、唐，而不善学者求之过高，从而增衍新说，不特意味反浅，而失之远者或有矣。至晦庵为《集注》，复祖诂训，先明字义，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后择先儒议论之精者一二语附之，以发其指要。诸说不同，恐疑误后学者，又为《或问》以辩之。①按照这个说明，朱子解经，并不是只沿袭宋学的路子，而是将汉学与宋学的方法统一起来使用。整个经典的思想诠释经过三个步骤：一是字义训诂，以此作为理解本文的基础；二是引述前人议论，以呈现经典所涵思想的复杂性；三是发表自己的辨析，以使经典的诠释得到推进。
  但是，在后朱子时代，朱学的这种方法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黄震说：“近世辟晦庵字义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争欲以注解名家，浩浩长篇，多自为之辞，于经渐相远，甚者或凿为新奇，反欲求胜。”②因此，要真正维护朱学，克制这两种弊端，尤其是后者，只有将朱子的方法贯彻到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中去。这点在前论王柏时，曾已指出，只是在黄震这里，通过他对朱子经学解释理论的正面分析，以及对后朱子时代的批评，使得朱学由思想转向学术的原因呈现得更清楚。
  黄震使用朱子的方法对经典作出了全面的研究。《黄氏日抄》共九十七卷，第六十九卷以下，是黄震自己的作品，前六十八卷，是他读经史子集的札记。在这些札记中，前三十二卷是关于经的，包括《左传》一卷与《阙里谱系》一卷；第三十三卷至第四十一卷是关于本朝诸儒理学的；第四十二卷至第四十五卷是关于本朝诸儒的。实际上前四十五卷是围绕着朱子理学而构架的。第四十六卷至第五十四卷关于史书，第五十五卷至第五十八卷关于子书，第五十九卷至第六十八卷关于文集。从这个结构中不难看出，思想的诠释仍然是黄震关注的重点。
  依照上文引讲的关于朱学诠释经典的理论，黄震对经典的诠释显然需要遵守学术的严谨，即对思想的诠释必须建立在字义训诂、文本考订的基础上。譬如关于《孔子家语》的文本问题，黄震说：莫考纂述何人，相传为孔子遗书，观《相鲁》《儒行》及《论礼乐》等篇，揆诸圣经，若出一辙。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处，盖传闻异辞，述所传闻又异辞，其间记载之不同，亦无足怪。或有竟疑是书为汉人伪托，此又不然。然尽信为圣人之言，则亦泥古大甚。①面对疑窦丛生的文本，黄震并不轻易地由具体的问题而对整个文本作出结论，他强调文本的考订，不应该秉执疑古与泥古的主观臆断，而要“体任微言，阐扬奥旨，与庄、荀及诸子百家所传述，节而汇录之，别为一书”②，以为定本。显然这是非常严谨的态度，也是非常现实的方法。虽然黄震自己并没有做这样的工作，但他的这个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后来王应麟集佚《周易郑康成注》等，采用的方法也正是黄震之所示。至于字义训诂方面，黄震在整个经典的札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前人，包括朱子诠解的修正，黄百家说：“《日抄》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③，诚非虚语。
  可以想见，当思想阐释建立在严谨的学术考辨上以后，思想阐释便不能不受制于学术考辨，甚至因学术考辨而修正既有的思想本身。这实际上构成了黄震非常鲜明的思想特点，一方面他崇信朱学，对朱子的训诂与诠释高度肯定，认为朱子集汉宋学术之大成，发儒家思想之旨要，后人应该“敬受熟诵，体之躬行”④，另一方面他又本于学术之审慎与切己之自得，对朱子及其诠释作出修正。⑤虽然黄震的这种修正是局部的，但在宋末元初，通过学术，既呈现了朱学的精神与方法，使朱学呈以新的形态，又反过来以此学术形态纠正着朱学成为“正学”或“圣学”以后所暴露出来的流弊。
  实际上，黄震能够在将朱学由思想转化成学术的过程中，最终还能对朱学本身作出修正，除了依靠上述经学上的工作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他将学术视野由经学扩大到史部、子部与集部，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包括了宋代的学术思想。①联系到本书的主题，此处仅引黄震对陆学与永嘉学的议论以见之。
  作为朱学的认同者，黄震没有将有关陆九渊的札记归入《读本朝诸儒理学书》类中，而是归入《读本朝诸儒书》类中，至于叶适，则更在此外，仅归入《读文集》类中。这种归类表明了黄震的思想立场，以及对陆学与永嘉学持否定的基本看法，但是黄震并不因此简单地否定陆学与永嘉学。
  在读陆九渊的札记中，黄震先摘录了陆九渊攻击朱学的言论，概括了陆九渊以讲学穷理为异端邪说的观点。毫无疑问，黄震是不同意陆九渊的看法的，他认为“讲学本孔子之事，而穷理又大《易》之言也”，但他并不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谨录如右，以俟明者请焉”。然后，又摘录“象山心平气定时所言”，指出陆九渊的思想“未尝不与诸儒同也”。在经过反复的文献摘录后，黄震最终说明，“象山之学，虽谓此心自灵，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为言议，然亦未尝不读书，未尝不讲授，未尝不援经析理。凡其所业，未尝不与诸儒同”。而陆九渊之所以对援经析理的前辈与同道予以严斥，根本的原因是“恃才之高，信己之笃，疾人之己甚，必欲以明道自任”。②虽然黄震的这个议论有弱化思想性的倾向，但是由其整体而言，他的议论是以分析的方式展开的。对材料的处理也是正反面皆予考虑，不是仅根据自己的思想主张来摘录，因此论断比较公允，既指出了他所见的陆学之问题，又彰显了陆学的思想本身，还陆学以应有的地位。应该说，黄震在执守朱学的同时，也很好地以学术史的方法来处理与朱学相关的思想，从而使思想以学术的方式得到比较客观的表达。①关于永嘉学，黄震主要是指叶适。南宋对陈傅良与叶适都有永嘉先生之称，但黄震以为陈傅良与叶适有所不同。陈傅良“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与朱子、陆九渊、陈亮共同构成乾淳之际的思想学术，四家宗旨有别，但“皆能自白其说，皆足以使人易知，独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尝明言”。黄震进而分析，叶适的思想宗旨“似以礼为主”，但是这个“礼”又不是建立在道德主体自觉自愿的“敬”之上，而只是依靠国家的权威以外在的文物制度来对人进行约束。对此，黄震质疑道：礼不先于克己，礼将何自而复？学不先于敬，已私又何自而克？己且未知所以复礼，又何以使民俗之复礼？而公（即叶适——编者注）之言统绪，又将何所从始耶？②不仅于此，对于叶适所主张的经济制度，黄震在总体上也是否定的。但是，黄震在具体的问题上，譬如叶适对老、庄的排斥，对宋朝兵财靡弊天下而使国家削弱进行批评，以及叶适所主张的一些经济制度设想，则或予以肯定，以之为“正”，或予以称赞，认为是“皆熟于治体之言”“精于财用本末之言”，等等。③整个讨论基本上是学术史式的。
  总体而言，黄震对朱学的推进，是尽力在学术层面上展开的，虽然他有自己的思想立场，但学术唯真的客观性使他在极大的程度上克制住了主观性的过分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