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思想向学术的转型来看，在所谓嫡传朱学于浙江的北山四先生一支中，是从王柏（1197—1274）开始才呈现出端倪的。作为黄榦的弟子，何基（1188—1269）基本上是一位谨守师说的儒学践履者。尽管按照黄宗羲的分析，在“党禁”既开、朱学进而获得钦定，剽掠见闻以欺世盗名者四处应聘讲学的晚宋，何基执守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实是“介然独立于同门宿学”的行为，值得肯定，但是“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①，且何基以为，“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论”②，终究是有悖于宋代儒学所崇尚的强立思考之精神的，也根本无法望朱子之项背。至何基的弟子王柏，始在认同朱学的基础上，进行学术性的研究，王柏的学生金履祥（1232—1303），亦沿此而进，因此才真正呈现出朱学在晚宋由思想向文化转型的又一个重要面相，即思想的学术化。③在王柏与金履祥之间，浙江还有黄震（1213—1280）与王应麟（1223—1296）二人，他们同样在认同朱学的基础上，以学术的样式来呈现朱学。需要说明的是，从学统的谱系上讲，黄震、王应麟与王柏、金履祥有所不同，王柏与金履祥是由后朱子时代的朱学“掌门”黄榦所直传而来的，无论是本人还是别人，都是将他们作为朱子之嫡传看待的，因此说他们是朱学中人，决无疑义。而黄震、王应麟的师承便没有这么纯正，尤其是王应麟。
  思想向学术转型，不如思想的形态化、政治化那样容易说明。形态化与政治化，如前文所述，其指归还是比较明确的，前者是要将思想定型并落实于生活，后者是要成为政治的指导符号，彼此的边界是比较清晰的。但是，思想与学术有密切的关联。任何思想的阐释，都必须经过论证，不管论证取怎样的方法。因此，思想是以学术为支撑的。反之，任何学术的展开，都不自觉地会有思想上的预设。因此，学术是由思想来引导的。这意味着，当思想向学术转型时，思想本身会因为学术的展开而发生变化，作为思想支撑的学术一旦被修改，思想也等于被解构。当然，从比较极端的意义上说，思想的形态化、政治化也意味着思想本身的变化，只是相对来说，这种变化可以被锁定在应用的范围内，使之与原初的思想相区分，而学术与思想则难以拆解。正是有见于此，故此处拟以思想的学术化来指称晚宋朱学的面相时，希望呈现出晚宋朱学在认同朱学的前提下进行学术展开，而其主观诉求不在思想求变，客观效果上也没有导致思想变化的基本特征。
  王柏（1197—1274），字会之，婺州金华（今浙江省金华市）人。与其师何基一样，一生没有入仕。王柏少慕诸葛亮，自号长啸，而立以后，始接触朱学，以为“长啸非圣门持敬之道”，更号鲁斋。后从朱子门人游，知何基从黄榦得朱子之传，故往而师事之，由此而在思想上接受朱学。
  作为黄榦、何基的传人，追求朱学的形态化及其在生活中的落实之基本取向在王柏这里是得到充分贯彻的。王柏强调，平实古雅是为学第一义，他说：尝谓平实是躬行工夫，古雅是讲学工夫。躬行不可不平实，讲学然后能古雅。若论轻重，则躬行重；若论后先，则讲学先。……至于以寻乐，扁其读书之室，恐未合乎平实之训也。似觉求上达之意多，于下学之意少。窃谓苟无下学之工，决无上达之理。朱子于此一段公案，固曰“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以至于欲罢而不能，而既竭吾才，则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可易之教，而传之无弊者也。①所谓博文，是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将通过精读朱子及其弟子所努力完成的文本来达到。对此，王柏说得很清楚：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为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举世误认自得之意，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小。且《集注》之书，虽曰开示后学为甚明，其间包含无穷之味，益玩而益深求之于言意之内，尚未能得其仿佛，而欲求于言意之外，可乎？②至于约礼，即是指践履，如《宋史》称王柏，“夙兴见庙，治家严饬。当暑闭静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见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早丧，抚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③就儒家的本意，乃至朱子思想的确立本身看，博文固然强调对儒家的经典文本进行精密细读，以获旨趣，但是博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盲目接受、不求质疑的过程。后人之注疏需要质疑，即使经典本身也需要考论，然而，在后朱子时代，实际上流于两种情况：一是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按照全祖望《泽山书院记》中所言“朱徽公之学统，累传至双峰、北溪诸子，流入训诂派”④，可知这种风气主要是流行于闽中与江右。二是以标新立异为自得。上引王柏所言，针对的实是这点。这后一种情况，在浙江因为陆学的影响，似乎显得特别严重，黄百家说：“当宋季之时，吾东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极矣。”并指出黄震撰写《日抄》就是在克制这种流弊。⑤显然，面对着这样两种流弊，要使朱学真正得以传播与落实，王柏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来呈现出博文的过程。①这个正确的方法，就是用学术的方法来呈现儒家的思想。
  史载“柏高明绝识，序正诸经，弘论英辨，质问难疑，或一事至十往返”②，其中“序正诸经”即是对他的以学术呈现思想的很好概括。按照儒家传统，《经》是儒家思想的表达与传达，因此经学是理解与阐述儒学的根本性学术。汉唐诸儒注《经》，重在训诂，在宋儒看来，这充满着问题，误人于歧路，故疑传自不待言。即使是儒家的《经》，成书于上古，经秦火而错乱，理解极不容易，因此也要质疑地看待。落在具体上，首先就是序正经文，然后是诠释经义。朱子一生虽然以“四书”学来体系化地阐述其哲学，但经的序正与诠释仍是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并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当晚宋朱学成为“正学”时，由他及其门生所整理诠释的经典，已成为理解儒家思想的基本文本。但是王柏在高度肯定朱子的同时，进而指出这项工作仍需要进行。他说：紫阳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蕴，取圣经于晦蚀残毁之中，专以“四书”为义理之渊薮，于《易》则分还三圣之旧，于《诗》则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余年之惑，一旦汛扫平荡，其功过孟氏远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渐，盖非一日之积。集其成者不能无赖于其始，则前贤之功有不可废；正其大者不能无遗于其小，则后学之责有不可辞。大抵有探讨之实者不能无所疑，有是非之见者不容无所辨。苟轻于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学者之可罪，狃于旧而不知按理以复古，岂先儒所望于后之学者。虽后世皆破裂不完之经，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纵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破裂不完之经，何忍徇破裂不完之经以坏明白不磨之理乎！③这段话不仅表达了他对朱子功绩的认识，以及后人应取的态度，而且也表达了他对“不完之经”（文本）与“不磨之理”（思想）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按照这两个认识，经典的学术性研究是需要不断进行下去的，而正是这种不断进行下去的研究使思想得到呈现。
  王柏在经学上的考辨，最重要的是关于《诗经》《书经》，以及《大学》《中庸》，在形式上看，重在序正经文，而不是诠释经义。譬如主张删去《诗经》中的淫奔之诗，删改与重编《书经》。但实质上，这种序正是他的思想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比诠释更强烈的表达。这个强烈性表现在他将思想直接呈以学术化的文本考辨，从而以刚性的方式（文本重建）来呈现思想。这种以学术化来呈现思想的方法，由前论朱子，可知正是朱子确立思想的基本方法。
  当然，王柏的学术考辨工作似乎无法望朱子之项背。朱子编定文本，虽然贯彻着他的思想，但学术上仍是要妥当的；朱学虽然由经典的诠释而得以呈现，但朱子决不轻易用自己的思想反过去对经典随意删改，《大学》补传，实也是非常慎重的。王柏在思想上一本于朱学，进而希望用朱学为标准去重编经典，或者径凭自己的怀疑而窜改经文，甚至否定朱子的论断，学术上表现出较大的主观性，如四库馆臣所言，“柏好妄逞私臆，窜乱古经，《诗》三百篇重为删定，《书》之《周诰》《殷盘》，皆昌言排击，无所忌惮，殊不可以为训”①。但是，朱学被推向学术化的经学考辨，则因王柏而成为晚宋朱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