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如果说从“庆元党禁”至淳祐元年（1241），是朱学摆脱“伪学”而确立地位的四十余年，那么自淳祐元年的获钦定直至宋亡的晚宋近四十年间，朱学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无疑都已成为“正学”或“圣学”。黄震在《黄氏日抄》中直接将卷目称为“读本朝诸儒理学书”，用“理学”这个标示朱学精神的概念，取代以前所流行的指意不明确的“道学”概念，实质上也正是点出了晚宋儒学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以朱学为仰禄工具的士子且不必论，即使是那些还能真正进行思考，以担道义为己任的儒家学者，也很难突破朱学，整个晚宋思想界呈现出的，基本上是“大树底下不长草”的状态。
  另一方面，朱子一生讲学，门徒分布甚广，“在闽中者二百余，在吴越、江右、楚黔者亦二百余”①；其中著名者，分布也很广，“如闽中则潘谦之、杨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约、李公晦，江西则甘吉父、黄去私、张元德，江东则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则叶味道、潘子善、黄子洪，皆号高弟”。至晚宋朱学再传、三传时，朱学实已遍及南宋各地。政治上获得钦定以后，朱学无疑更是得到强化。在这种传播过程中，晚宋朱学实已分成各区域，并形成了各区域的特色。
  关于晚宋儒学的情况，全祖望尝云：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倦倦浙学之意也夫！②全祖望这个说法对后来讨论晚宋儒学有很大的影响，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后人把全祖望的这个评价性意见，不自觉地当成了一个事实性的意见，从而或多或少地确立起晚宋朱学在浙江的观点。实际上，全祖望并不否认朱学在各地区都得到传承的事实，即就上文所引，也可说明他承认朱学在晚宋时期的闽中与江右都有很大的影响。全祖望的评价，真正有意味的是在于他指出了，端平以后的朱学在各地的传承呈现出了各自的特点，其中唯有浙江的朱学表现出了有价值的内容。
  显然，无论是否认同全祖望的评价，讨论晚宋朱学，则不能不首先对全祖望的这个评价作出说明。
  全祖望对闽中与江右朱学（实际上以闽中朱学为代表）“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的评价，完全是负面性的。为什么有此评判，全祖望没有细述。但从《宋元学案》相关的许多案语中，大致能推出，所谓“支离”，当是指分章析句的训诂之学；所谓“舛戾”，或是指巍冠博带的仪式象征；所谓“固陋”，则是指谨守师说的家法传承。平实而论，这些特征只是流弊而已，并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闽中朱学。由这些流弊真正所能反映出的，是闽中朱学注重传承，以及思想的形态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在前文论及的黄榦、陈淳那里，事实上已显端倪，朱学获钦定以后，只不过浮现成显象而已。①只是，全祖望继承的是黄宗羲的思想史价值观，强调思想应以“自用得著者为真”，所以其论思想的演进时，重视创新，轻视因袭，更不必说由此而滋生的“支离、舛戾、固陋”。
  毫无疑问，就历史本身而言，不能因为“支离、舛戾、固陋”，就给予抹杀。②即便是就儒学本身发展的评判而言，创新与继承同样重要，并不能因为哪一方面的偏重便得到肯定或否定。儒学并不是托于空言的理论，经世致用的功能要求，正有赖于前文所讨论到的儒学在后朱子时代的形态化与政治化推进，因此思想转型为文化，是必需的环节。《易·责》讲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揭示的便是这个道理。由此出发，要使儒学真正有效并持续地进入生活，实现由“文”而“化”，必须着意于思想的传承，并使之呈现出有序的程式，以垂范世人。因此，就朱学对后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影响而言，闽中朱学无疑是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由此构成了其鲜明的特点。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闽中朱学的努力，不仅更能反映出南宋儒学最后阶段由思想向文化转型的特征，而且对后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当然，重视传承，重视思想的形式化表达，“支离、舛戾、固陋”的毛病也会相应而生。甚至思想发生异化，死的形式反噬活的精神，都是有可能发生的。真德秀、魏了翁之所以反复要求朝廷能真正贯彻儒学，以至于魏了翁后来对自己早年积极推动的立祠等活动提出质疑，也正是有见于此。实际上，黄榦生前也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①由此，足可相应地彰显出，在注重传承，促使思想向文化转型的同时，如何保持思想的源头活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创新与传承，真正构成了不可或缺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只是，思想的源头活水在哪里？从根源上讲，思想的源头活水无疑是在生活本身，因此，当思想转型为文化后，人们于现实中依旧能够缘其感受而不断产生思考。在此意义上，注重思想传承，无论是正向良性的还是反向恶性的，它所培植的文化仍然是促使新思想产生的土壤。后来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崛起，也正是有感于朱学的日渐僵化而作出的思想反弹。当然，源于生活的动力，并不能迅即造成思想的更新，生活有它的惰性，必到极端处才足以使或垫伏、或萌动的思想显山露水，且还要天时地利人和齐备。
  然而另一方面，不能不意识到，生活促成思考，但思考并不等于思想。思想不同于思考在于，思想要通过符号将思考加以分析综合，使之成为可表达的。符号可以是新的，但无论是引入的还是新创的，都不能不和已有的旧符号进行有效合并，通过指意互释、内涵扩容而形成新的符号体系。这意味着，思想的源头活水除了生活本身以外，必须还有另一个源头活水，即既有的思想（理）及其叙述方式（“言”或“路”）。必须使思想自身的理路保持畅通，亦即使思想理路的触须伸入现实的生活并产生感应，才足以使源于生活的思考与思想理路相碰撞而激发起思想的火花，并进而演成一个新时代的新的思想潮流。对于后朱子时代的儒学来说，这个思想理路的最前端，当然是在朱子，但这个最前端是由“四书”通过来的，而“四书”更是承接着“五经”。因此，不断地疏通这一思想理路，既是维系晚宋儒学活力的根本，也构成了晚宋儒学的重要内容，即促成思想向学术转型。
  这个方面的工作，相对来说，更多或更好地呈现在浙江的朱学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全祖望对浙江朱学的评判性意见，可以作为事实性意见来加以看待。本节所要讨论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当然，这并不构成本节只讨论思想向学术转型的全部理由。诚如上言，晚宋儒学呈现出了区域化的特征，各个区域又具有不同的朱学面相，思想向学术转型只是其中的一个面相。对于以思想分析为主题的本文而言，这个面相固然是晚宋儒学最重要的，但终究不是全部的。只是，其他的面相，譬如儒学由思想向形态化推进，其实晚宋的状况就思想的意义来看，并没有超出前文所尝试讨论过的内容，至于其推进中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效应，宜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来加以分析，本节显然无力也不必进行讨论。
  （一）王柏：回归经学的朱子学方法从思想向学术的转型来看，在所谓嫡传朱学于浙江的北山四先生一支中，是从王柏（1197—1274）开始才呈现出端倪的。作为黄榦的弟子，何基（1188—1269）基本上是一位谨守师说的儒学践履者。尽管按照黄宗羲的分析，在“党禁”既开、朱学进而获得钦定，剽掠见闻以欺世盗名者四处应聘讲学的晚宋，何基执守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实是“介然独立于同门宿学”的行为，值得肯定，但是“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①，且何基以为，“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论”②，终究是有悖于宋代儒学所崇尚的强立思考之精神的，也根本无法望朱子之项背。至何基的弟子王柏，始在认同朱学的基础上，进行学术性的研究，王柏的学生金履祥（1232—1303），亦沿此而进，因此才真正呈现出朱学在晚宋由思想向文化转型的又一个重要面相，即思想的学术化。③在王柏与金履祥之间，浙江还有黄震（1213—1280）与王应麟（1223—1296）二人，他们同样在认同朱学的基础上，以学术的样式来呈现朱学。需要说明的是，从学统的谱系上讲，黄震、王应麟与王柏、金履祥有所不同，王柏与金履祥是由后朱子时代的朱学“掌门”黄榦所直传而来的，无论是本人还是别人，都是将他们作为朱子之嫡传看待的，因此说他们是朱学中人，决无疑义。而黄震、王应麟的师承便没有这么纯正，尤其是王应麟。
  思想向学术转型，不如思想的形态化、政治化那样容易说明。形态化与政治化，如前文所述，其指归还是比较明确的，前者是要将思想定型并落实于生活，后者是要成为政治的指导符号，彼此的边界是比较清晰的。但是，思想与学术有密切的关联。任何思想的阐释，都必须经过论证，不管论证取怎样的方法。因此，思想是以学术为支撑的。反之，任何学术的展开，都不自觉地会有思想上的预设。因此，学术是由思想来引导的。这意味着，当思想向学术转型时，思想本身会因为学术的展开而发生变化，作为思想支撑的学术一旦被修改，思想也等于被解构。当然，从比较极端的意义上说，思想的形态化、政治化也意味着思想本身的变化，只是相对来说，这种变化可以被锁定在应用的范围内，使之与原初的思想相区分，而学术与思想则难以拆解。正是有见于此，故此处拟以思想的学术化来指称晚宋朱学的面相时，希望呈现出晚宋朱学在认同朱学的前提下进行学术展开，而其主观诉求不在思想求变，客观效果上也没有导致思想变化的基本特征。
  王柏（1197—1274），字会之，婺州金华（今浙江省金华市）人。与其师何基一样，一生没有入仕。王柏少慕诸葛亮，自号长啸，而立以后，始接触朱学，以为“长啸非圣门持敬之道”，更号鲁斋。后从朱子门人游，知何基从黄榦得朱子之传，故往而师事之，由此而在思想上接受朱学。
  作为黄榦、何基的传人，追求朱学的形态化及其在生活中的落实之基本取向在王柏这里是得到充分贯彻的。王柏强调，平实古雅是为学第一义，他说：尝谓平实是躬行工夫，古雅是讲学工夫。躬行不可不平实，讲学然后能古雅。若论轻重，则躬行重；若论后先，则讲学先。……至于以寻乐，扁其读书之室，恐未合乎平实之训也。似觉求上达之意多，于下学之意少。窃谓苟无下学之工，决无上达之理。朱子于此一段公案，固曰“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以至于欲罢而不能，而既竭吾才，则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可易之教，而传之无弊者也。①所谓博文，是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将通过精读朱子及其弟子所努力完成的文本来达到。对此，王柏说得很清楚：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为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举世误认自得之意，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小。且《集注》之书，虽曰开示后学为甚明，其间包含无穷之味，益玩而益深求之于言意之内，尚未能得其仿佛，而欲求于言意之外，可乎？②至于约礼，即是指践履，如《宋史》称王柏，“夙兴见庙，治家严饬。当暑闭静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见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早丧，抚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③就儒家的本意，乃至朱子思想的确立本身看，博文固然强调对儒家的经典文本进行精密细读，以获旨趣，但是博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盲目接受、不求质疑的过程。后人之注疏需要质疑，即使经典本身也需要考论，然而，在后朱子时代，实际上流于两种情况：一是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按照全祖望《泽山书院记》中所言“朱徽公之学统，累传至双峰、北溪诸子，流入训诂派”④，可知这种风气主要是流行于闽中与江右。二是以标新立异为自得。上引王柏所言，针对的实是这点。这后一种情况，在浙江因为陆学的影响，似乎显得特别严重，黄百家说：“当宋季之时，吾东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极矣。”并指出黄震撰写《日抄》就是在克制这种流弊。⑤显然，面对着这样两种流弊，要使朱学真正得以传播与落实，王柏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来呈现出博文的过程。①这个正确的方法，就是用学术的方法来呈现儒家的思想。
  史载“柏高明绝识，序正诸经，弘论英辨，质问难疑，或一事至十往返”②，其中“序正诸经”即是对他的以学术呈现思想的很好概括。按照儒家传统，《经》是儒家思想的表达与传达，因此经学是理解与阐述儒学的根本性学术。汉唐诸儒注《经》，重在训诂，在宋儒看来，这充满着问题，误人于歧路，故疑传自不待言。即使是儒家的《经》，成书于上古，经秦火而错乱，理解极不容易，因此也要质疑地看待。落在具体上，首先就是序正经文，然后是诠释经义。朱子一生虽然以“四书”学来体系化地阐述其哲学，但经的序正与诠释仍是其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并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当晚宋朱学成为“正学”时，由他及其门生所整理诠释的经典，已成为理解儒家思想的基本文本。但是王柏在高度肯定朱子的同时，进而指出这项工作仍需要进行。他说：紫阳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蕴，取圣经于晦蚀残毁之中，专以“四书”为义理之渊薮，于《易》则分还三圣之旧，于《诗》则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余年之惑，一旦汛扫平荡，其功过孟氏远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渐，盖非一日之积。集其成者不能无赖于其始，则前贤之功有不可废；正其大者不能无遗于其小，则后学之责有不可辞。大抵有探讨之实者不能无所疑，有是非之见者不容无所辨。苟轻于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学者之可罪，狃于旧而不知按理以复古，岂先儒所望于后之学者。虽后世皆破裂不完之经，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纵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破裂不完之经，何忍徇破裂不完之经以坏明白不磨之理乎！③这段话不仅表达了他对朱子功绩的认识，以及后人应取的态度，而且也表达了他对“不完之经”（文本）与“不磨之理”（思想）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按照这两个认识，经典的学术性研究是需要不断进行下去的，而正是这种不断进行下去的研究使思想得到呈现。
  王柏在经学上的考辨，最重要的是关于《诗经》《书经》，以及《大学》《中庸》，在形式上看，重在序正经文，而不是诠释经义。譬如主张删去《诗经》中的淫奔之诗，删改与重编《书经》。但实质上，这种序正是他的思想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比诠释更强烈的表达。这个强烈性表现在他将思想直接呈以学术化的文本考辨，从而以刚性的方式（文本重建）来呈现思想。这种以学术化来呈现思想的方法，由前论朱子，可知正是朱子确立思想的基本方法。
  当然，王柏的学术考辨工作似乎无法望朱子之项背。朱子编定文本，虽然贯彻着他的思想，但学术上仍是要妥当的；朱学虽然由经典的诠释而得以呈现，但朱子决不轻易用自己的思想反过去对经典随意删改，《大学》补传，实也是非常慎重的。王柏在思想上一本于朱学，进而希望用朱学为标准去重编经典，或者径凭自己的怀疑而窜改经文，甚至否定朱子的论断，学术上表现出较大的主观性，如四库馆臣所言，“柏好妄逞私臆，窜乱古经，《诗》三百篇重为删定，《书》之《周诰》《殷盘》，皆昌言排击，无所忌惮，殊不可以为训”①。但是，朱学被推向学术化的经学考辨，则因王柏而成为晚宋朱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向。
  （二）金履祥：对朱子学的史学引入如果说王柏对朱学学术化的推进主要是落实在经学上，那么他的学生金履祥则进一步落实在史学上。
  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浙江兰溪人。晚宋应举不中，未入仕。宋亡，屏居金华，以著述、讲学终其身。
  金履祥在思想上一本朱学，与其师王柏一样，对朱学的推进也同样落实在学术性的考辨上。但金履样的知识背景似乎要比王柏更坚实与广博，史称“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①。这种知识背景决定了金履祥在将朱学推向学术化的过程中，要比王柏做得更厚实一些，譬如他在《尚书》研究中所得到的一些结论，即得到了后出之卜辞的证实。
  从金履祥推进朱学的最重要著作《大学疏义》与《论语孟子集注考证》来看，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用学术性的工作来纠正晚宋元初的朱学理解上的混乱。《大学疏义》提要称：初，朱子定《大学章句》，复作《或问》，以由明之。其后《章句》屡改，而《或问》则不复改。故前后牴牾，学者犹有所疑。履祥因随其章第作疏义，以畅其旨。②金履祥的学生许谦在为《论语集注考证》作的序中，对此有更明白的说明，他说：其立言（指朱子《论语集注》——编者注）浑然，辞约意广，往往读之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义；或一得之致，自以为意出物表，曾不知初未离其范围。凡世之诋訾混乱务新奇以求名者，其弊正坐此。此《考证》所以不可无也。③在方法上，金履祥的《论语孟子集注考证》除了对朱子的注释作进一步的思想阐发以外，最重要的是引入了历史事实的考证，从而在朱学治经重在哲学的基础上，引入了史学。四库馆臣认为：其书（指《考证》——编者注）于朱子未定之说，但折衷归一。于事迹典故，考订尤多。盖《集注》以发明理道为主，于此类率沿袭旧文，未遑详核。故履祥拾遗补阙，以弥缝其隙，于朱子深为有功。④这种引史学于哲学之中的做法，非金履祥所新创。在湖湘学中，在朱学中，原都有此方法。而且引入哲学中的史学也不纯粹是历史的实证研究，主要仍是以历史事实来释证思想，金履祥所撰《资治通鉴前编》的性质与方法，与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大致也基本相通，即融史学与哲学于一体。但是，对于晚宋乃至元初的朱学来说，显然还是起着一种使思想阐发受到知识约束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改变空谈性命的现象，使朱学向学术化转型。
  （三）黄震：文本考订视阈下的朱子学就学术的类型来看，朱学由思想向学术的转型，在北山一系中已基本上得到了呈现，对儒家经典的义理阐释在得到保持的前提下，经学更在文献与历史考证上得到推进，其中金履祥的历史研究更是溢出了经学的范围，而进入了史学的领域。但是，北山一系的学术化努力有明显的不足。在文献学上，他们的学术视野虽然集中在经典上，但只是限于一种或两种经典，譬如《诗经》与《书经》，没能推进到对整个经典的研究；对于宋代的思想文献，则关注得更少。在史学上，金履祥的研究在范围与形式上则都只能说是处在起始阶段。相比之下，晚于王柏、早于金履祥的黄震与王应麟，他们的工作对于朱学的学术化转型起到了更显著的作用，并且以其转型，一方面影响到朱学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影响到后世学术的形成。
  黄震（1213—1280），字东发，浙江慈溪人。宝祐四年（1256）登进士第，在其后晚宋的最后二十年中，黄震做过地方官，中间曾任史馆检阅。“宋亡，饿于宝幢而卒。”①在思想上，黄震强调“本朝理学阐幽于周子，集成于晦翁”②，明确表达了他以朱学为宗的立场。而且，这种认同是建立在他对朱学思想核心的把握上的，“理学”概念的标示，即是一个最显著的证明。但是，思想上以朱学为宗，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思考，满足于照搬前贤往圣的话语。黄震认为，“古人发言，义各有主，学者宜审所躬行焉”③，即后世学者应当细审前人立言的现实依据及其针对性，从而真正把握儒家的精神。
  在黄震看来，这其实也正是朱子阐释思想的根本方法。黄震在比较汉学与宋学解经的基础上，对朱子的经学解释方法作有一个很好的说明。黄震说：圣人言语简易，而义理涵蓄无穷，凡人自通文义以上，读之无不犁然有当于心者，读之愈久，则其味愈深，程子所谓“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语解者，意便不足”。此说尽之矣。故汉、唐诸儒，不过诂训以释文义，而未尝敢赞一辞。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诂训，其说虽远过汉、唐，而不善学者求之过高，从而增衍新说，不特意味反浅，而失之远者或有矣。至晦庵为《集注》，复祖诂训，先明字义，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后择先儒议论之精者一二语附之，以发其指要。诸说不同，恐疑误后学者，又为《或问》以辩之。①按照这个说明，朱子解经，并不是只沿袭宋学的路子，而是将汉学与宋学的方法统一起来使用。整个经典的思想诠释经过三个步骤：一是字义训诂，以此作为理解本文的基础；二是引述前人议论，以呈现经典所涵思想的复杂性；三是发表自己的辨析，以使经典的诠释得到推进。
  但是，在后朱子时代，朱学的这种方法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黄震说：“近世辟晦庵字义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争欲以注解名家，浩浩长篇，多自为之辞，于经渐相远，甚者或凿为新奇，反欲求胜。”②因此，要真正维护朱学，克制这两种弊端，尤其是后者，只有将朱子的方法贯彻到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中去。这点在前论王柏时，曾已指出，只是在黄震这里，通过他对朱子经学解释理论的正面分析，以及对后朱子时代的批评，使得朱学由思想转向学术的原因呈现得更清楚。
  黄震使用朱子的方法对经典作出了全面的研究。《黄氏日抄》共九十七卷，第六十九卷以下，是黄震自己的作品，前六十八卷，是他读经史子集的札记。在这些札记中，前三十二卷是关于经的，包括《左传》一卷与《阙里谱系》一卷；第三十三卷至第四十一卷是关于本朝诸儒理学的；第四十二卷至第四十五卷是关于本朝诸儒的。实际上前四十五卷是围绕着朱子理学而构架的。第四十六卷至第五十四卷关于史书，第五十五卷至第五十八卷关于子书，第五十九卷至第六十八卷关于文集。从这个结构中不难看出，思想的诠释仍然是黄震关注的重点。
  依照上文引讲的关于朱学诠释经典的理论，黄震对经典的诠释显然需要遵守学术的严谨，即对思想的诠释必须建立在字义训诂、文本考订的基础上。譬如关于《孔子家语》的文本问题，黄震说：莫考纂述何人，相传为孔子遗书，观《相鲁》《儒行》及《论礼乐》等篇，揆诸圣经，若出一辙。乃各篇中似尚有可疑处，盖传闻异辞，述所传闻又异辞，其间记载之不同，亦无足怪。或有竟疑是书为汉人伪托，此又不然。然尽信为圣人之言，则亦泥古大甚。①面对疑窦丛生的文本，黄震并不轻易地由具体的问题而对整个文本作出结论，他强调文本的考订，不应该秉执疑古与泥古的主观臆断，而要“体任微言，阐扬奥旨，与庄、荀及诸子百家所传述，节而汇录之，别为一书”②，以为定本。显然这是非常严谨的态度，也是非常现实的方法。虽然黄震自己并没有做这样的工作，但他的这个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后来王应麟集佚《周易郑康成注》等，采用的方法也正是黄震之所示。至于字义训诂方面，黄震在整个经典的札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前人，包括朱子诠解的修正，黄百家说：“《日抄》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③，诚非虚语。
  可以想见，当思想阐释建立在严谨的学术考辨上以后，思想阐释便不能不受制于学术考辨，甚至因学术考辨而修正既有的思想本身。这实际上构成了黄震非常鲜明的思想特点，一方面他崇信朱学，对朱子的训诂与诠释高度肯定，认为朱子集汉宋学术之大成，发儒家思想之旨要，后人应该“敬受熟诵，体之躬行”④，另一方面他又本于学术之审慎与切己之自得，对朱子及其诠释作出修正。⑤虽然黄震的这种修正是局部的，但在宋末元初，通过学术，既呈现了朱学的精神与方法，使朱学呈以新的形态，又反过来以此学术形态纠正着朱学成为“正学”或“圣学”以后所暴露出来的流弊。
  实际上，黄震能够在将朱学由思想转化成学术的过程中，最终还能对朱学本身作出修正，除了依靠上述经学上的工作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得力于他将学术视野由经学扩大到史部、子部与集部，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包括了宋代的学术思想。①联系到本书的主题，此处仅引黄震对陆学与永嘉学的议论以见之。
  作为朱学的认同者，黄震没有将有关陆九渊的札记归入《读本朝诸儒理学书》类中，而是归入《读本朝诸儒书》类中，至于叶适，则更在此外，仅归入《读文集》类中。这种归类表明了黄震的思想立场，以及对陆学与永嘉学持否定的基本看法，但是黄震并不因此简单地否定陆学与永嘉学。
  在读陆九渊的札记中，黄震先摘录了陆九渊攻击朱学的言论，概括了陆九渊以讲学穷理为异端邪说的观点。毫无疑问，黄震是不同意陆九渊的看法的，他认为“讲学本孔子之事，而穷理又大《易》之言也”，但他并不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谨录如右，以俟明者请焉”。然后，又摘录“象山心平气定时所言”，指出陆九渊的思想“未尝不与诸儒同也”。在经过反复的文献摘录后，黄震最终说明，“象山之学，虽谓此心自灵，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为言议，然亦未尝不读书，未尝不讲授，未尝不援经析理。凡其所业，未尝不与诸儒同”。而陆九渊之所以对援经析理的前辈与同道予以严斥，根本的原因是“恃才之高，信己之笃，疾人之己甚，必欲以明道自任”。②虽然黄震的这个议论有弱化思想性的倾向，但是由其整体而言，他的议论是以分析的方式展开的。对材料的处理也是正反面皆予考虑，不是仅根据自己的思想主张来摘录，因此论断比较公允，既指出了他所见的陆学之问题，又彰显了陆学的思想本身，还陆学以应有的地位。应该说，黄震在执守朱学的同时，也很好地以学术史的方法来处理与朱学相关的思想，从而使思想以学术的方式得到比较客观的表达。①关于永嘉学，黄震主要是指叶适。南宋对陈傅良与叶适都有永嘉先生之称，但黄震以为陈傅良与叶适有所不同。陈傅良“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与朱子、陆九渊、陈亮共同构成乾淳之际的思想学术，四家宗旨有别，但“皆能自白其说，皆足以使人易知，独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尝明言”。黄震进而分析，叶适的思想宗旨“似以礼为主”，但是这个“礼”又不是建立在道德主体自觉自愿的“敬”之上，而只是依靠国家的权威以外在的文物制度来对人进行约束。对此，黄震质疑道：礼不先于克己，礼将何自而复？学不先于敬，已私又何自而克？己且未知所以复礼，又何以使民俗之复礼？而公（即叶适——编者注）之言统绪，又将何所从始耶？②不仅于此，对于叶适所主张的经济制度，黄震在总体上也是否定的。但是，黄震在具体的问题上，譬如叶适对老、庄的排斥，对宋朝兵财靡弊天下而使国家削弱进行批评，以及叶适所主张的一些经济制度设想，则或予以肯定，以之为“正”，或予以称赞，认为是“皆熟于治体之言”“精于财用本末之言”，等等。③整个讨论基本上是学术史式的。
  总体而言，黄震对朱学的推进，是尽力在学术层面上展开的，虽然他有自己的思想立场，但学术唯真的客观性使他在极大的程度上克制住了主观性的过分渗入。
  （四）王应麟：思想表达方式视阈下的朱子学在晚宋朱学由思想向学术化转型的过程中，北山一系与黄震的工作，思想上的诉求还是占着较大的分量，在王应麟那里，思想诉求的分量似乎要冲淡许多，而学术的色调则变得非常浓，甚至于在学术范式上也渐成形，垂范后世。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后人称厚斋先生，浙江鄞县人。淳祐元年（1241）举进士，却以为这只是“沽名誉”而己，必须进一步在“制度典故”上有真才实学，才是国家所望的“通儒”，故闭门发愤，于宝祐四年（1256）中博学宏辞科，被清儒目为宋代最为博洽者。据《宋史》与《宋元学案》本传，王应麟历官多次被贬，最后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但始终被权臣封杀，一无所用，最后东归故里。入元不出，后二十年而逝。
  从师承上讲，王应麟是真德秀的再传，但实际上与晚宋的大多数学者一样，其思想是在朱子时代的众家思想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只是对于王应麟这样博学的人而言，前辈学人中能在学术方法上让他效法者，朱子无疑是第一人。
  王应麟著述达六百余卷，所涉甚广，为窥其思想立场，以及他的学术化倾向及其成就，此处且摘录四库馆臣为所收王氏著述所作提要：（郑注）亡于南北宋之间，故晁说之、朱震尚能见其遗文，而淳熙以后诸儒即罕所称引也。应麟始旁摭诸书，裒为此帙，经文异字亦皆并存，其无经文可缀者，则总录于末简。又以元注多言互体，并取《左传》《礼记》《周礼正义》中论互体者八条，以类附焉。考元……实为传《易》之正脉……应麟能于散佚之余，蒐罗放失，以存汉《易》之一线，可谓笃志遗经，研心古义者矣。①《隋书·经籍志》云：“……三家诗惟《韩诗外传》仅存，所谓《韩故》《韩内传》《韩说》者，亦并佚矣。”应麟检诸书所引，集以成帙，以存三家逸文。又旁搜广讨，曰《诗异字异义》，曰《逸诗》，以附缀其后，每条各著其所出……卷末别为《补遗》，以掇拾所阙，其蒐辑颇为勤挚……古书散佚，蒐采为难。后人踵事增修，较创始易于为力，筚路蓝缕，终当以应麟为首庸也。②其书全录郑氏《诗谱》，又旁采《尔雅》《说文》《地志》《水经》，以及先儒之言，凡涉于诗中地名者，荟萃成编。然皆采录遗文，案而不断，故得失往往并存。①皆采之《困学纪闻》中，盖书肆作伪之本也。②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阨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例，厘订成编……征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③是编因《汉书》《续汉书》诸志，于当日制度，多详于大端，略于细目，因摭采诸家经注，及《说文》诸书所载，钩稽排纂，以补其遗，颇足以资考证。又以唐时贾、孔诸疏，去古已远，方言土俗，时异名殊。所谓某物如今某物，某事如今某事者，往往循文笺释，于旧文不必悉符，亦一一详为订辨……要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据。较南宋末年诸人，侈空谈而鲜实征者，其分量相去远矣。④应麟始捃摭旧文，各为补注……未免间失之嗜奇，然论其该洽，究非他家之所及也。⑤以《通鉴答问》为名，而多涉于朱子《纲目》。盖《纲目》本因《通鉴》而作，故应麟所论，出入于二书之间……与应麟所著他书殊不相类，其真赝盖不可知。伯厚孙刻《玉海》时伪作此编，以附其祖于道学欤？然别无显证，无由确验其非。⑥此编虽以天文为名，而不专主于星象。凡阴阳、五行、风雨以及卦义，悉汇集之，采录先儒经说为多。义有未备，则旁涉史志以明之。亦推步家所当考证也。⑦是编乃其札记考证之文……应麟博洽多闻，……渊源亦出于朱子，然书中辨正朱子语误数条……皆考证是非，不相阿附。①是书分……二十一门，每门各分子目，凡二百四十余类……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②（后世学者）虽采掇编辑，较为明备，而实皆以是书为蓝本。③虽以记录姓氏之主，而胪列名物，组织典故，意义融贯，亦可为小学之资。④所著《深宁集》，本一百卷，然《宋志》已不著录……盖捃拾残剩，非其真矣。⑤上引王应麟著述，共达十五部，除去他的文集《深宁集》，以及附于《玉海》的《辞学指南》，从《困学纪闻》中分出的《论语孟子考异》外，其余十三部都是有所建树的学术著述。
  就本书的主题而言，四库馆臣对王应麟著述所作的评论，有两点是有意义的。一是王应麟思想上对朱学的认同，以及学问渊源于朱子的论断。从王应麟最重要的考证札记性质的著作《困学纪闻》看，这部在“经传子史各有考据评证”的著作，其根本的方法正是前文黄震所概括的朱子集汉、宋学于一体的方法，因此清儒断其学问渊源于朱子，是非常公允的。只是王应麟思想上对朱学的认同，从王应麟考据为主的著作中，似乎难以完全看出。但是，从四库馆臣对王应麟《通鉴答问》的质疑，还是透露出了他在思想上的依归。清儒因《通鉴答问》的史评富有道学气，与其他的考据类著作有所不同，因此而有“真赝盖不可知”的说法。然而馆臣们一方面表示所疑终“无显证”，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王应麟此书所呈现的融义理于史事之中的方法，“多涉于朱子《纲目》”，实际上说明了王应麟思想上对朱学的认同与继承。
  二是王应麟在继承朱子学问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学术范式。在王应麟的思想上，经说部分，即经典的义理阐释，实际上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此由《困学纪闻》可得到印证。此书是王应麟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在共二十卷的篇幅中，前八卷都是经说。只是就王应麟整个著述，以及《困学纪闻》的方法来看，考据性质彰显得更为显著。因此，与朱子相比，王应麟构建了非常不同的学术范式。在朱子，尽管包括字义训诂在内的考据，是朱子思想建构的基本方法，但是朱子整个工作所显现出的是他的哲学思想，而主要不是考据方法；在王应麟，尽管思想的诠释仍然在他的思想上有不轻的比重，但是他的整个工作所显现出的不是他对朱学在思想上作的阐释，而主要是他的考证方法。因为这种考证方法的凸显，促使儒学在理解与阐释思想时，由思想本身的关注转向对思想表述方式的关注，博古通今、经史并重的学术范式，特别是其中的考证学成为摆脱空疏元本的思想论说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换言之，王应麟以他的涉猎广泛的工作，一方面维护与推进着朱学，并构成了晚宋朱学由思想向学术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因其推进而终结了朱学作为思想的存在，并以学术的客观展开解构了朱学，同时为后世以学术来呈现思想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即清儒所说的筚路蓝缕之功。①毫无疑问，整个晚宋时期的思想学术化，无论就其历史中的现实针对性（由晚宋朱学的流弊可知），还是思想建设本身的需要（由晚宋朱学从思想向学术转型中的非朱学思想的融入可知），都有它无可否认的意义。但是，学术（考证学更不必说）所具有的形态化及其要求，也不免易使思想迷失在维护形态化的论据搜寻，以及作业方式的计较之中，从而搁置了思想本身所针对的问题，乃至忘却或漠视了产生问题的生活本身。这种双重效应在晚宋思想的学术化转型中是兼而有之的。

①〔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十六《文肃黄勉斋先生榦学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第2884页。 ①李清馥在《闽中理学渊源考》对他自己所处的闽中理学传统的思想特点，即“衍翼宗派、崇守家法”的概括总结，实际上印证了《宋元学案》的评判。小岛毅也指出“笃师承谨”是李光地、李清馥祖孙的思想史价值观，与黄宗羲“自用得著”的价值观正好相反［见（日）小岛毅：《中国近世にむる礼の言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第181—182页］。 ②客观上看，《宋元学案》固然在叙述晚宋时，集中在浙江朱学上，对闽中朱学等其他区域没有列出专门学案来叙述，但由于体例上各学案都首列学案表，因此仅从朱子弟子的学案中已能反映出基本的史实。而细读之，则更可以看到，《宋元学案》的撰论者也没有全部否定其他地区的朱学，譬如黄百家讲“双峰（饶鲁）之后，有吴中行、朱公迁，亦铮铮一时”，就说明至少到宋末，江西朱学仍然有很不错的传承。 ③四库馆臣云：“宋儒讲学，盛于二程，其门人游、杨、吕、谢，号为高足，而杨时一派由罗从彦、李侗而及朱子，辗转授受，多在闽中。故清馥所述，断自杨时，而分别支流，下迄明末，凡某派传几人，某人又分为某派，四五百年之中，寻端竟委，若昭穆谱牒，秩然有序。”（〔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闽中理学渊源考》，第529页）这固然是对李清馥书的评价，但实也是对闽中理学贡献与特点的评价。实际上，清初大儒李光地出在福建，绝非偶然。 ①李清馥确信黄榦是“朱门嫡传”的依据，即是因为黄榦在崇守师传并使之向生活落实的同时，又能看到其流弊。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第2727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八《何基传》，第12980页。 ③至于北山四先生中的最后一位许谦（1270—1337年），虽与其师金履祥保持着一贯性，但入元时尚不到十岁，其思想正如元初的许多学者一样，都已有新的问题需要处理（参见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HokLamChan&WmYheodoredeBary(ed.）YuanThought.），不宜与南宋儒学混在一起，故本节至金履祥而止。 ①〔宋〕王柏：《鲁斋集》卷八《复吴太清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王柏：《鲁斋集》卷九《金吉甫管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八《王柏传》，第12980页④〔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第2886页。 ⑤〔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第2886页。黄百家讲的“慈湖之流弊”，不宜理解为陆学在晚宋浙东还是很成气候的学派。在朱学已成官学的晚宋，朱子集注的经典已是士林无法跳过的文本，但陆学的影响仍可以在解读朱学文本时产生出来。 ①由上引王柏所言，以及黄百家对黄震撰写《日抄》的分析，不难看出，虽然王柏对朱学的学术化呈现，客观上对晚宋儒学的两种流弊都有针对性，但直接的对象更多的是针对晚宋浙江朱学所承受的陆学强调“自得”的压力。这说明，陆学的影响是逼迫浙江朱学呈现出学术化形态的重要原因。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八《何基传》，第12979—12980页。 ③〔宋〕王柏：《鲁斋集》卷十六《诗十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鲁斋集》，第1409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学案》，第2737页。 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大学疏义》，第298页。 ③〔元〕许谦：《论语集注考证·序》，〔宋〕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论孟集注考证》，第298页。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第2885页。 ②〔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三十三《读周子太极通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一《读孝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二《读论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二《读论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第2897页。 ②〔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第2897—2898页。 ③〔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东发学案》，第2886页。 ④〔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二《读论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因此将黄震视为朱学的修正者，是适宜的。参见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第二十二章。 ①关于黄震学术的整个介绍，参见钱穆：《黄东发学述》，台湾编译馆《宋史研究集》第八辑；张伟：《黄震史学探微》，《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②〔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二《读陆象山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黄震的《读本朝诸儒理学书》《读本朝诸儒书》，以及《读文集》，在方法上对后世学案体的学术史是有启发意义的。参见吴怀祺：《宋代学术史著作和黄震对理学的总结》，《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②〔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八《读叶水心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八《读叶水心文集》《读水心外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周易郑康成注》，第2页。 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诗考》，第125—126页。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诗也理考》，第126页。 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七《论语孟子考异》，第308页。 ③〔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通鉴地理通释》，第421页。 ④〔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汉制考》，第696页。 ⑤〔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汉艺文志考证》，第730—731页。⑥〔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八《通鉴答问》，第754页。 ⑦〔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六经天文编》，第892页。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八《困学纪闻》，第1024页。 ②〔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玉海（附《辞学指南》）》，第1151页。 ③〔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小学绀珠》，第1152页。 ④〔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五《姓名急就篇》，第1152页。 ⑤〔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四明文献集》，第1411页。 ①正是在此意义上，王应麟对于明末清初顾炎武有着很大的影响，并进而由此而开清代乾嘉考证学之先河。王文华由《困学纪闻》的史学研究对此作有分析，详见王文华：《王应麟及其〈困学纪闻〉》，《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