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与真德秀相比，魏了翁在后朱子时代的贡献要相对复杂一些。魏了翁在为真德秀撰写的《神道碑》中说：尝观先正司马文正谓范忠文公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后死则志则墓。”了翁何敢以是自拟重。惟与公同生于淳熙，同举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而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③后人亦指出，“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④。这说明两人在后朱子时代的儒学推进中，有非常相似的一面。但是黄百家在讲了上引的这一传统评定后，又进而追述了其父黄宗羲的一段评价：“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四库馆臣更从思想与文风两个方面给予魏了翁很高的评价：南宋之衰，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了翁容与其间，独以穷经学古自为一家……所作醇正有法，而纡徐宕折，出乎自然，绝不染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亦不染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病。①因此，魏了翁在南宋儒学的推进中还有自己相异于真德秀的另一方面的贡献。
  在南宋后朱子时代的儒学发展中，从整体上讲，是呈现出由思想向文化的转型，但细加梳理，则可以分出三个明显的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上文所分析的将儒学向形态化推进并向世俗生活落实，第二个是本文所讨论的将儒学向现实政治的基础理论作转化，第三个则是下文要说明的将儒学向学术作延伸。这三个发展方向是晚宋儒学始终的努力，譬如，第三个发展方向固然在南宋的最后时期得到最明显的呈现，但在黄榦、陈淳那里，继承朱子诠释经典的治学方法，进一步发展出训诂学的特征已很明显；同样，第一个发展方向固然是黄榦在闽地传播朱学最重要的内容，但在南宋最后时期的闽、浙两地都仍然得到持续而重要的贯彻。至于第二个发展方向，则不仅见之于整个后朱子时代，而且实见之于整个宋代儒学的建设过程中。只是在北宋，儒学的建设在政治上的发展，最后呈现出的是王安石新学的失败；在南宋，因为承接了王学的失败，所以必须先经过一个儒学重新释证与重新阐发的思想过程。至后朱子时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之特定的历史际遇，终使朱学在此时被现实政治所认同并接受为理论上的指导，故使得朱学官学化呈现为一个显象。然而，尽管上述三个发展方向贯彻于晚宋儒学发展之全程，但终究还是有阶段性的重点的。这个阶段性就?第一个发展方向主要是由杨简、黄榦、陈淳奠定，第二个发展方向便是由真德秀与魏了翁促成，第三个发展方向则集中呈现在宋末元初的金履祥、黄震、王应麟身上。魏了翁自己评定与真德秀“志同气合”，时人也如此认定，正是指他在第二个方向的推进上与真德秀成为“双翼”“双轮”；而黄宗羲与清代学者将魏了翁与真德秀相区别对待，以为真德秀只是“墨守”朱学，而魏了翁独能“翛然于流俗外也”，则是点出了魏了翁“穷经学古”，实已超出黄榦、陈淳的诠释训诂和真德秀的敷衍推广，将儒学由思想转入学术，从而使晚宋儒学的发展由第二个方向转入第三个方向。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后人称鹤山先生。邛州蒲江（今四川省蒲江县）人。在科举与仕途上，如魏了翁自己所讲，“与公（即真德秀——编者注）同生于淳熙，同举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最后以资政殿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卒。
  在登进士第的策试中，魏了翁引用到当时已忌讳的道学，说明他早年读书备举时期，已对朱子一辈的思想有所了解。但据魏了翁后来自己说，由于受科举的压力，年轻时并不可能真正在思想上有自主的追求。入仕以后任学官国子正期间，在京城不仅得以读到大量的书，而且还得以与朱子门人辅广等交流，始根本上决定了他思想上对朱学的尊崇。但是必须指出，所谓对朱学的尊崇，实兼容了当时被涵盖于朱学大旗下的其他思想，譬如浙学。魏了翁曾有一信给叶适，信中详言自己思想的成长过程，从内容上看，这封信已是他读过程朱著作，并与辅广等朱门弟子交往以后写的，他在信的最后写道：于是乞归田以师立名，其所居斋拟求一语为志，侍郎方以道学正宗，倡明后进，几有以警诲之，俾得以循是而思所以立焉，不胜幸甚。①叶适早年的著作，因为是科场应试的重要参考书，流布是很广的，魏了翁虽远在四川，但到京城后必然是读过了，而他称叶适是“道学正宗”，固然是晚辈对前辈的尊语，甚至不免有官场上的应酬成分，但不能排除魏了翁思想上对“道学”的接受，是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来进行的。①强调魏了翁师承上的“自学”经历，对于理解魏了翁后来能够超越朱学，实是有帮助的。
  在思想上尊崇朱学以后，魏了翁对朱学的传播与推动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这些努力，与当时整个政治气候是有关的。朱学在政治上平反以后，既然尊崇朱学已是史弥远当政的一张招牌，自然各级官员都会借用这张招牌来做政治上的表态，乃至对权臣的阿附。因此嘉定年间表彰、倡导朱学实是蔚然成风。在理论的意义上说，魏了翁此时对朱学的政治化推进，并没有达到真德秀的水平，即还没有自觉到要将学术放在引为政治之指导的意义上考虑问题。魏了翁的工作更多的是树立朱学的典范性，从而以此来调整社会的评价体系，故魏了翁于尊崇朱学的同时，进而要求尊崇作为朱学渊源的周敦颐与二程，指出“臣切见朝廷近岁尝因中外臣僚奏请，如朱熹、张栻并蒙赐谥，然熹、栻之学实宗周、程。录其后而遗其先，恐于褒崇美意，犹有未尽”②。这可以说是魏了翁在嘉定年间所做的超出时风的一件事。虽然在魏了翁这也许只是由尊崇朱学而导出的一件事，但它对于后来朱子的道统观的钦定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理论上，魏了翁对朱学的政治化推进，是在理宗即位以后。此时，在经过宁宗朝后期的一番仕途沉浮之后，魏了翁与真德秀等人不仅已赢得了很大的声誉，而且更清醒地意识到了朱学的尊崇只是被当作政治上的一种摆设而已。因此他们在理宗即位以后，希望能够纠正这种状态。魏了翁在宝庆元年（1225）所上《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的论奏中，正面提出并论证了朱学应当成为政治的理论指导。魏了翁是以历史来进行论证的。他以自己“庆元进士、嘉泰学官、开禧馆职、嘉定史臣”的三十年仕历之所闻所见，为新皇帝比较了乾淳以来的历史。他指出，乾淳年间，由于大儒辈出，学者景从，因此虽也有“唱为道学之目者”，但“儒风鼎盛，正理常胜”；“庆元党禁”以来，由于压制儒学，致使“士习日浮”，造成“驱一世而纳诸近功浅利之域，以渔猎为学问，以缀缉为文章，以躁切为实才，以贪刻为奉公”的局面，一旦国家有事，权臣一呼，百官齐应，根本不问是非对错。因此学术不明，其害极大。而且，嘉定以来虽称平反，但“老师宿儒零替殆尽，后生晚学散漫亡依”，世所谓言学者，“不过以哗众取宠，惟官资、宫室、妻妾是计尔”。因此学术不明，其害无穷。在作了这样的比较后，魏了翁最后的结论就是要理宗“毋以书生为迂腐，毋以正论为阔疏，敷求硕儒，开阐正学”。尽管魏了翁所谓的正学，具体到“礼义廉耻”“君臣父子”，仍颇显“迂腐”与“阔疏”，但他将政治归落于学术的思想，终究是直接推动了朱学的政治化。换言之，在理宗即位初，魏了翁推动朱学向意识形态转化，是完全与真德秀匹配唱和的。①与真德秀一样，由于朝廷的人事斗争，魏了翁没能留在朝廷，被贬到靖州。在以后的几年中，真德秀完成了《大学衍义》，魏了翁亦完成了他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如《九经要义》《古今考》等。但真、魏的不同在于，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如前所述，是填补了朱学由哲学理论到现实政治的理论基础之间的空白，它的理论贡献是完成了朱学的转型；魏了翁的工作，固然在终极的意义上，即在学术是政治之理论基础的意义上，仍可以说是朝向现实政治的，但在形态上讲，其靖州期间的治学，终究是更多地呈以学术本身。正是这个不同，不仅使得魏了翁与真德秀的学术视野有所不同，使得后人对真德秀有墨守朱学、魏了翁穷经学古的评价，而且也决定了史弥远死后，魏了翁与真德秀回到朝廷，他们虽然同样推进朱学政治化，但却呈现出很大不同的结果。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个朱学政治化推进中的不同，此处宜先讨论魏了翁在靖州期间的学术变化。据魏了翁说：靖为天下穷处，其蕞陋，又在峡郡下，而士风不恶，民俗亦淳。时和岁丰，则物贱如土，颇便于羁旅之人。况山深日永，自应酬书问之外，尽有余力可以读书。肩吾相处，久益有味，而妻帑自长沙来后，数百指之聚无少不宁。凡此皆异时逐客之所罕有，亦可谓幸矣。①因此，魏了翁的心境是相当不错的。在此后的五年中，魏了翁“温寻旧读，时有新得”②，最终呈现出对朱学的超越。
  魏了翁对朱学的地位是完全肯定的，他在给真德秀的信中坦承，“朱氏诸儒之说，纵某言之，亦不过剿说，未敢容易言之”③。但是在目睹了朱学在政治上的流于形式，又感受着自己在仕途上的荣辱沉浮，魏了翁实已对徒具形式的儒学尊崇产生了怀疑与忧虑。他在应表兄高瞻叔请求而撰写的《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中，充分表达了他思想上的反思。魏了翁说：“学益久而忧益深，记益多而疑益甚”，这不仅是因为立祠造像于传统有出入，更重要的是在于“风气日异，去本愈远耳”。立祠固然是“扶世觉民”的一个手段，但“自比岁以来，不惟诸儒之祠布满郡国，而诸儒之书家藏人诵，乃有剽窃语言，袭义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为规取利禄计，此又余所甚惧焉者”。④魏了翁思想上的反思，除了现实的原因外，前文所讲的师承问题应该也是一个原因，毕竟魏了翁不像真德秀那样完全是在朱学的师承中形成思想的，其思想上所受的约束也会少许多。
  显然，思想上的反思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魏了翁由朱子一辈而上溯，“穷经学古”成为他思想上超越朱学的基础。魏了翁说：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辩文乘之资耳。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①魏了翁在这里实说明了他治学的两个方法：一个是读经，以获得认知；一个是实践，是获得亲证。二者相合，正可谓体认之法。魏了翁以为这个方法，并不是他的创造，而是宋代经学的根本方法。他指出，经书所载礼乐刑政，历经变化，至汉已尽亡，“汉去古未远，诸儒已是臆度悬料……往往一人之见，一时之意，遂定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训声韵、偏旁点画，往往诸儒所未及。今骤然理会，人亦惊怪不知。要作穷理格物工夫，无三代以前规模，胸次只在汉、晋诸儒脚迹下盘旋，终不济事。程、邵、张、朱诸公，亦皆由此而充者”②。因此，魏了翁在方法上主要是承袭了宋学，即跳出汉儒治经中所严守的师承家法，“参酌诸经，不一一袭其说，惟是之从”③；但同时又不满于停留在朱学，因为时论已将朱学限定在“四书”，而定要“再取诸经、《仪礼》注疏，重加温寻”④。换言之，用朱子的方法来超越朱子建立的“四书”学，正是魏了翁在晚宋儒学推进中的一个贡献。
  超越“四书”学而致力“穷经学古”，魏了翁的重点是落在《易》学与《礼》学，“某向来多作《易》与《三礼》功夫”⑤。《易》学是朱学的形上基础，魏了翁对《易》作功夫，实也表明他在根本的思想上仍是认同朱学的。魏了翁曾说：“《易》学则义理、象数俱当留意，合程、邵而贯之乃为尽善。”⑥而这个思想，他认为正是对朱子思想的贯彻，他说：大抵文公所为邵传羲易、程演周经者，盖于邵子多有取焉，而未尝显言之。兼东南学者亦罕得邵学。今正欲迨此暇日，合程、邵之异为一书。⑦由此可见魏了翁之《易》学，基本上是沿着朱子的思想展开的。魏了翁在《礼》学上花的功夫也许是最大的，因为“向看《三礼》，每叹后郑于《礼》学极有功，敬之而不敢议。近来再三玩绎，觉得碍处极多”①，“《仪礼》尤烦，其间要言精义，亦多先儒所未发”②。从魏了翁的许多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以《三礼》为中心，将诸经合串在一起来研读的。魏了翁如此重视《三礼》的原因，宜从他的现实关怀上来理解，而不应从学派渊源上找根据。在经典中独重《礼》学，这固然是永嘉学的最重要特征，但朱子晚年对《仪礼》同样给予高度重视。这些学派间的基本倾向，对于后朱子时代的魏了翁而言，显然是清楚的。因此很难说魏了翁在以《礼》学为研究重点时，一定有学派上的取舍。相反，从他“穷经学古”的愿望而言，其目的是弄清楚三代的礼乐刑政，然后从源头开始来考察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过程，以为当代政治作鉴诫，因此《三礼》的研究是根本性的。事实上，从后来魏了翁重返朝廷以后的奏论看，制度关怀确也是他推进儒学成为政治的理论指导的根本切入处。
  概言之，魏了翁谪居靖州期间，以经史并重的研究方法，跳出了后朱子时代所呈现出的以章句、讲学来阐发心性大义的论学范式，对于晚宋儒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转向作用。当然，在理宗时代，无论是儒学人士，如真德秀、魏了翁一辈人的思想取向，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推进朱学政治化，仍是主要趋势。加之魏了翁的政治地位，使得他的穷经学古与经史释证，基本上还是附着在他的现实政治关怀上的。因此，当魏了翁在史弥远死后重返朝廷后，推动朱学的政治化仍是他的一个基本努力方向。
  绍定四年（1231），诏魏了翁与真德秀“并叙复元官职祠禄”，五年，魏了翁“以集英殿修撰知遂宁府”，旋“以宝章阁待制、潼川安抚使知泸州”。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薨，十一月“礼部郎中洪咨夔进对：今日急务，进君子，退小人，如真德秀、魏了翁当聚之于朝。帝是其言”③。明年，即端平元年（1234），魏了翁应诏上章，以他在靖州山中的研究心得，针对现实政治中的问题，提出了他的一揽子改革设想。所论共十条，分别是：一曰复三省旧典以重六卿，二曰复二府旧典以集众思，三曰复都堂旧典以重省府，四曰复辟从旧典以求忠告，五曰复经筵旧典以熙圣学，六曰复台谏旧典以公黜陟，七曰复制诰旧典以谨命令，八曰复听言旧典以通下情，九曰复三卫旧典以强本朝，十曰复制阃旧典以黜私意。①由此奏论各条款，可以看到魏了翁一个非常强烈的思想倾向，即他与前述真德秀之论奏有很大的不同。真德秀是沿着朱学推重“四书”的路子，着力衍释《大学》，而魏了翁则强调“经”的作用，指出“《书》以明帝王经世之矩，《诗》以观王政废兴之由，《礼》以识世道污隆之变，《春秋》以别王伯义利之分”；真德秀着意于提高皇帝（也包括官员）的德性与能力，从而使政治得以善化，注重的是人的因素，魏了翁则希望整顿制度，使政治能在良性的制度下得到实施，注重的是制度的因素。无论是对儒家经典的选择，还是对改革政治切入处的认定，真德秀贯彻的无疑是朱学的精神，即重“四书”，尤重《大学》，依据道德主义的立场，同时追求实际政务能力的熟练；而魏了翁与永嘉学的精神相似，强调古经，特别是《礼》，依据的是历史主义的立场，要用在历史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制度来驾驭政治。由上文所论，这正是魏了翁在靖州穷经学古的结果。
  当然，魏了翁并没有彰显他与真德秀之间的这种区别，从他后来为真德秀所撰《神道碑》来看，他更强调两人的志同道合，而这实际上也反映了魏了翁的真实思想。魏了翁并没有刻意于区分朱学、陆学与永嘉学，此由前文及注释中已作说明。他实际上是在认同儒学的大前提下，来发展自己的思想。魏了翁认为朱学是当世最优秀的，这点不应有疑义。但他也认定朱学由儒家的源头活水所滋生，因此他不自限于当世之学术，更不自限于某一派之思想。惟此，魏了翁尽管在儒学发展上表现出与时风不同的趋向，在儒学的政治化努力上与真德秀有所不同，但他在阐发自己设想的同时，也认同并强调真德秀据《大学》而提出的主张。在此后魏了翁除礼部尚书时所上的另一次论奏中①，其第三札便是依据“治国之本始于正君”的思想，专门“力陈修身齐家之要”，完全是与真德秀的思想相呼应。
  毫无疑问，制度整顿只是魏了翁政治改革的具体切入处，理论上的根本诉求，仍然是推进儒学成为政治的理论指导。十款中的第五款即是专论此一问题的，而从其排序，便足见魏了翁思想上对此之重视。
  魏了翁在“复经筵旧典以熙圣学”中指出，“启于国初而岁增月益”的经筵制度，其功能是在理论上辅导皇帝治国，因此所入人选，固然有以资望而入者，但同样也有不拘一格而入选者，根本的条件是既精通儒家经典，同时又能博古通今。由于讲官的职责是通过儒家经典的解读与历史的讨论来指导皇帝治国，因此对时政的分析、批评必定是最基本的工作，而这种工作与实际施政者（魏了翁明指宰相，但实无疑也暗指皇帝）产生矛盾是自然而必然的。但是不能因此矛盾而废经筵之制，也不能徒具形式，“分章析句为诵说词章之资”。后来在《被召除授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一札中，魏了翁进一步坦言，“正论虽日闻而实未尽行，贤才虽日至而实非信任”，非常清楚而强烈地表达了其欲使儒学真正成为政治之指导的愿望。概言之，在推进儒学的政治化上，魏了翁是与真德秀一样贯彻始终的，纵观嘉定以来两人的努力，后人论他们是“双轮”“双翼”，实为确论。
  经过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在整个后朱子时代的各种历史因素的推动下，朱学终于获得钦定。宋理宗在《宋史》也因此而获得“身当季运，弗获大效，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的评价。但是，《宋史》同时指出，“理宗享国久长，与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贤相相继，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治效之不及庆历、嘉祐，宜也”。而且“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②后来四库馆臣说得更透彻：盖理宗虽浮慕道学之名，而内实多欲，权臣外戚，交煽为奸，卒之元气凋敝，阅五十余年而宋以亡。①后人的这些评价，实可由前引魏了翁所言“正论虽日闻而实未尽行，贤才虽日至而实非信任”得到印证。因此可见，理宗之钦定朱学，实出于政治上的权宜策略。
  思想与其在政治上的应用有所出入，本是情理中事。因为政治的原则，按照儒家“政者，正也”的界定，在其抽象的意义上与朱学所设定的以“理”为象征的价值标准固然一致，但是当正义的原则落在政治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所体现出的，终究只是各种力量的动态均衡，亦即权宜性的决策。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思想因政治上的权宜性决策而没有得到完整的贯彻，而在于政治赖于展开的程序、机制以及人，在多大的意义上能体现其指导思想。就晚宋看，如上所言，朱学之钦定，对于现实政治基本上是徒具形式而已。
  至于朱学本身，固然因政治的钦定而去掉了“伪学”的身份，摆脱了被封杀的厄运，但却也因为政治对它进行规范化了的符号运用，从而失去了思想上的活力。不仅是朱学失去了活力，而且对儒家精神作其他理解的学派，也因此受制于政治符号化了的朱学，而失去了自由思考与表达的权利。一言以蔽之，儒家的思想活力被儒学的政治文化所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