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至此再讨论《大学衍义》，始能对它的价值有一个中肯的认识。据真德秀《大学衍义序》称，《大学》一书虽存，但历来概以传记视之；唐韩愈、李翱虽于《原道》与《复性书》中予以发明，但也未能认识到是“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至朱子始对《大学》作了深入研究诠释，并尝作为进讲的教材。真德秀自己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了《大学》是使政治正本清源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方法，即所谓“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因此真德秀要穷十年之力对《大学》进行阐述，“秘之巾笥，以俟时而献焉”②。
  《大学衍义》共四十三卷，其结构是全书分二纲四目，纲相当于基本原理，目是基本方法，目下再设细目。《大学》本文很简单，而《大学衍义》能推衍为如此大的篇幅，是与真德秀的释证方法密切相关的。这个方法就是依据《大学》之义，“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发明之”③。从整个文本的体例来看，真德秀具体是将经文诠释与历史经验加以统合，力求使儒学的理论与现实政治相印证。这种经史互相释证，而重点在理论之应用的文本体例是比较有新意的。在以往的学者著述中，体例上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释义类著作，它们往往以诠释经义为主，并不着重此经义在应用上的推衍；另一类是札记类著作，它们往往是作者因材料而引发自己的心得。《大学衍义》则完全将重点放在了对理论作释证与应用性阐发上，尤其是通过具体的历史经验的征引加以说明。这种文体如果是以思想的创新来衡定，自然是有欠缺的，但就其理论的现实应用而言，则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实际上，后世非常流行的裒纂文体，正是《大学衍义》文体的更通俗化发展。
  《大学衍义》的文本体例当然由真德秀的思想内容决定。从章目上看，真德秀对《大学》作推衍，显然是针对南宋当时的政治。虽然所论整体上涉及了政治的基本方面，但南宋现实政治中存在问题较多的，他的讨论也就多。努力为现实政治提供一个思想读本，这是《大学衍义》最基本的特征。当然，从思想上看，更有意义的是由此所反映出的真德秀思想。显然，在真德秀看来，作为指导政治的理论，应该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揭示政治的价值基础。这一基础存在于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真德秀强调，一切良性的政治，“莫不自心身始也”，即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政治的呈现，故在此意义上，诚意正心修身无疑是政治的“纲”。在《大学衍义》前四卷中，真德秀分别以“帝王为治之序”与“帝王为学之本”的题目，从历史之经验与儒学之论述两方面对此给予了释证。其二是指出政治的运作方法。真德秀由自己的从政经验中体会到，只标示诚意正心修身，在价值层面上有所揭示，是不够的，因为良性的政治必须通过实际的操作来实现，这个操作不仅有政务的操作，而且也包括了诚意正心修身的践履。因此在指出了政治的价值基础之后，作为政治的理论指导的儒学，必须还要提供可操作的理性工具，即将价值转化成知识，从而使人由知识而真正实践与拥有价值。这第二个部分实际上既是真德秀思想的诉说重点，也构成了《大学衍义》的大部分内容。
  由此可见，在真德秀将朱学由哲学转化成政治理论的过程中，他是治心与格物、价值与工具并重的。由第一部分，即价值基础的强调，真德秀表明了他对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展开仍然是坚持道德主义立场，从而与陈亮、叶适等浙学的精神有所区别。这并不是说浙学的精神是非道德主义，或反道德主义。实际上浙学所主张的功利或事功，同样是放在道德的意味上加以释证的，只不过他们对什么是道德作了不同于朱学与陆学的解释。从大的概念来说，浙学仍属于道德的论域，正如功利本就是道德之一种价值体系一样。如果加以细分的话，或可将朱学、陆学的道德主义称为德性的道德主义，而浙学的道德主义是功利的道德主义。由第二部分，即理性工具的强调，真德秀又使他的政治理论牢牢地站在了朱学的立场，而废置了陆学。朱、陆两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要将价值降落到知识的层面上加以展开。陆学固然不完全否定读书，但决不同意将价值转化成知识，而朱学恰恰坚持这一点，并认为惟有这个转化，并在知识这个层面的充分展开，始足以保证价值的确立。相对而言，在真德秀的上述两部分中，后一部分又比前一部分更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以格物为治心之前提与保证的。真德秀在廷对中曾着意向理宗指出过这一点，他说：又读进书札，至《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
  上曰：“《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乃用处，须至诚意正心修身方得。”某奏：“上面更有格物致知工夫。人君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须是都讲究令透彻，方能诚意正心。”①如果将这段话与前引真德秀所言以往对权臣罔上的体会相联系起来看，实不难发现真德秀的基本思想是认为，价值的揭示并不等于价值的落实，落实是需要依赖于知识的，如果不具有知识，则价值便会因为知识上的蒙蔽而发生失落。这个思想，正是朱学与陆学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因此这多少也意味着，真德秀对陆学的否定要比对浙学的否定更有形、更实际。当然，平实而论，真德秀在将儒学推向政治的过程中，并没有非常刻意地抬高朱学、贬斥陆学与浙学，相反他在论奏中反复强调政治上必须保证言路之充分广开，但是在理论的敷衍上，他实也是真正把握住了朱子哲学之精髓，并作了有效贯彻。①另一方面，在“庆元党禁”以后的南宋思想界，朱学事实上也已成为儒学之当代代表，因此当真德秀将儒学由理论过渡到政治，客观上也就是将朱学由理论过渡到政治。换言之，作为对儒家精神作出了独立释证的形态化理论的陆学与浙学，无论是在真德秀的理论敷衍上，还是在理宗的客观理解上，都被排除了。
  概言之，真德秀对朱学的政治化，不仅是在舆论上作了极长久的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完成了这个转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