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史·理宗本纪》载：淳祐元年春正月……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制《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①朱学从此被正式钦定为正统。《道统十三赞》原作于绍定三年（1230），淳祐元年（1241）重书刻石。①但《十三赞》上自伏羲，下迄孟子，并没有论及宋儒；直到十一年后的淳祐元年诏，始确立周、张、二程，尤表彰朱子，标示《四书章句集注》，同时废黜王安石。这实际上说明，朱学之被钦定为正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大而言之，是南宋儒学之涓流成海；小而言之，则是“庆元党禁”以后儒家学者因势利导的结果。其中，真德秀与魏了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判定谁是促使理宗钦定朱学的关键人物，虽然是一件因标准不同而相异的事情，但田浩认为“乔行简是位资深干练的大臣，一定比真德秀或魏了翁更能改变朝廷的政策，何况真、魏两人去世的时间，道学获得正式承认的时间早了四年”②，这个论断与论据还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要论淳祐元年对朝政的实际操作，此时已是史嵩之专政，乔行简于嘉熙三年（1239）已告老。淳祐元年二月乔行简以八十六岁高龄卒于家③，对淳祐元年正月的诏书实际上也难有什么直接影响。朱学走向官学，实际上是从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为相起开始的。史弥远对以朱子为代表的“伪学”给予肯定，根本的目的固然是笼络人心，但客观上推动了朱学由民间走向官方。其中宁宗朝的十七年已渐成气候，此可由逐年所赐谥，朝廷用人，以及官员的自我标榜上见得。④理宗即位后，由于理宗有即位上的特殊问题，从而使得朱子被升格为徽国公，朱学也彻底官学化。淳祐元年的诏书，其实不过是一形式而已。至于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理宗即位以后，鼓吹朱学最有力，影响最大的，则无疑是真德秀与魏了翁，史称史弥远薨，理宗亲政，“臣庶封章多乞召还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并招之”①，即说明当时舆论对真德秀与魏了翁的推崇。而尤为重要的是，由下文讨论可知，真德秀所作《大学衍义》，实从理论上完成了朱学的政治化。从本书主要是思想分析，以及此处的论题而言，真德秀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更希元，后人称西山先生。建宁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从学于朱子弟子詹体仁。庆元五年（1199）进士，继中博学宏辞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任地方官。理宗即位后，召为中书舍人，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因史弥远惮之而落职。史弥远薨，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召为户部尚书，改翰林学士。不久患病，拜参知政事而卒。
  《宋史》称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②可知真德秀于当时的声誉来自他的政论与地方上的政绩。政绩因属事务，尚且不论。政论虽因事务而发，但往往反映了论者的思想倾向，同时在真德秀处更是涉及推动朝廷以朱学为政治之指导的努力，故宜首先作些讨论。③真德秀对“庆元党禁”以后宋廷政治的影响，因宁宗与理宗情况不同，因此所发议论的重心也有所不同。开禧三年（1207）底，韩侂胄伏诛，翌年，即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为相，号称更化。朱学开始得到朝廷承认，不仅朱子等人获谥，而且更主要是朱子著作被列于学官。但是，朝廷对朱学的褒扬，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策略，而不是思想上真的作为指导，故此时真德秀论奏之重心，是应对于这样的现实，希望朱学能真正成为现实政治的思想基础。真德秀将切入点选择在士风的整治上。他在讨论时事之中，着意指出“庆元党禁”对士风的败坏，“士大夫志于爵禄靡然从之者有年矣”的事实，其结果使言路不开，“正论不闻”。因此，真德秀强调更化之务，首在端正人心，破除尚同之习，使“士气伸而人心正，风俗美而治道成”。①这一思想取径，即强调通过士大夫的人心整治，从而使整个官僚组织得到善化，最终改造现实政治，实与朱子的主张一脉相承。当真德秀意识到他的这种意见不能为朝廷所接纳时，他慨然力请外出地方上仕职，直至理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
  本来，真德秀因其论奏已颇赢得士林声誉，“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②。真德秀此时的资历和声誉，无疑使他能够对理宗直率地发表意见。而理宗即位上的问题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理宗即位，是史弥远废除皇太子赵竑的结果，本有名不正的嫌疑。宝庆元年（1225）春，又发生了湖州盗仿陈桥驿黄袍加身之故事，谋立已为济王的赵竑的事变。尽管此变赵竑完全是无心被迫的，但事后仍被逼死。这件事对理宗来说，使本来就有些名不正的即位，变得更加于理有亏，因此舆论上有非常大的压力，致使“朕心终夕不安”。真德秀从同年六月所上的奏札起，便以此为切入，极力推动理宗对“圣学”的接受。
  真德秀向理宗指出，三纲五常是维系国家的根本原则，但是理宗在处理赵竑的问题上做得不好，引起了很不必要的非议，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从根本上加以纠正。真德秀说：臣来自远方，窃闻朝野之论，以谓陛下有承顺太母之孝，有忧悯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独不幸处天伦之变，有未尽其道者，虽棣华之爱方笃，而布粟之谣遽兴，流闻四方，所损非浅。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于理，害且随之。纲常大端，是谓人极。人极不立，国将奈何？且民无常情，惟上所导。③真德秀向理宗进一步讲解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道理，希望理宗能够在思想上真正认同并接受《大学》的道理，从自身做起，进而任用爱民廉吏，罢害民贪吏，使整个南宋政治走出权臣弄权的困境，使天下之事在庙堂之上于广开言路的讨论中得出政策，走向善化。
  从真德秀于上述《奏论》后所记录的《得圣语申省状》可以看到，真德秀与理宗之间的对话，还是很得尊重的。在真德秀引儒家思想批评理宗在处理济王一事上有亏以后，真德秀记道：圣上正色宣谕“朝廷之待济王亦可谓至矣”。某奏：“陛下友爱之心可谓无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若谓此事处置得尽善，臣实未敢仰承圣训。陛下不必看其他，只看舜之处象者如彼，陛下之处济王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为，当以二帝三王为师，秦汉以下人君举动不皆合理，难以为法。陛下所以待亲王者既有愧于舜，终是欠阙处。”蒙宣谕曰：“亦是一时仓猝。”某又奏：“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当言所以言者，只欲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阙处，自此益进圣学，益修圣德，凡处人伦之际，曲尽其至，庶可掩盖前失，异时为有宋盛德之君，此臣区区之心也。”①真德秀始终认定理宗在处置济王问题上有大的欠缺，但他终不是以揭伤疤为快事，而是由此推动理宗效法二帝三王，益进圣学，益修圣功。当然，理宗对真德秀优礼有加，不仅是因为真德秀有其个人的资历、政绩以及声誉，而且实也是迫于当时整个官僚群体的舆论。但是，所有的客观条件都必须借助于一个具体的主观努力，才可能使得一件事情由可能的转成现实的，而真德秀的论奏正是起到了使理宗钦定朱学这样的历史作用。②真德秀最后记录道，“读三札毕，蒙玉音温然赐谕：‘卿所陈三札，皆忠谠之论，当即为施行’”③。
  当然，事情远不会如此顺畅。真德秀屡进鲠言，理宗虽虚心接纳，但却遭史弥远忌惮，结果真德秀罢官归乡。以后虽复出，但只在地方上任职。直到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薨，次年，即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才以户部尚书的职务，在离开了十年后重返朝廷，理宗对真德秀不仅表达了久切的思贤之念，而且也反复问对，听取了真德秀对朝政的意见。在这次廷对中，真德秀共上四封论奏。其中第四封，也就是最后一札，真德秀专门提出了要将《大学》作为现实政治的理论基础，说明他自己已完成了《大学衍义》一书，并使理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与著作。这实际上标志了朱学正式在理论的意义上为现实政治所认同与接纳，从而开始了朱学作为中国现实政治的理论指导的历史，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宋儒表彰“四书”至朱子而集大成，然而作为朱子思想集中反映的《四书章句集注》，更多的仍是哲学理论上的一个建构。虽然追求这个理论的现实应用，包括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是朱子建构理论的根本目的，但是由哲学理论到成为现实政治的指导，中间无疑是有一个距离的。而真德秀告知理宗：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尧、舜、禹三王之为治，“六经”、《语》《孟》之为教，不出乎此。
  而《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故先儒谓于今得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盖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体也；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学，必以此为据依，然后体用之全可以默识矣。①便意味着他独将《大学》标出，使之成为指导政治（人主之学）的理论基础。并且真德秀在离朝十年中，更结合现实的政治，撰成《大学衍义》②，填补了朱学由哲学理论到现实政治的理论基础之间的空白。
  值得指出的是，真德秀在廷对到此札时，还对理宗细述了他撰写《大学衍义》的动机，这个述说不仅说明了真德秀所依据的是朱学，而且更解释了他欲使理论性的朱学转而成为政治的理论基础的原因。真德秀说：又读至明道术、辩人才处，某奏曰：“昨来权臣凡事皆是欺罔陛下，是时讲筵官亦为欺罔之言。臣记得一日讲官讲《易》，辄为奸言云云。
  臣是时深不能平，欲辟之，又恐纷争于陛下之前，有伤事体。退而自咎，若使程颐、朱熹当引，必是与之深辩。臣因自咎学力未到，故不当放过处放过了……臣于是时便欲编集此书，以献陛下。”①这也就是说，《大学衍义》的撰写，是直接要将程、朱的思想通过一个具体的文本，对现实政治构成直接的指导。
  因此，尽管真德秀很快得病，并于第二年去世，但他对宋廷确定以朱学为理论指导的政策，不仅在道理上已说动帝心，而且在技术上也构筑了条件。加之，朱学已成为士林的主流，理宗欲笼络人心，缘饰自己的政治形象，钦定朱学实不失为一件有益无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