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对朱子之学的政治理论化《宋史·理宗本纪》载：淳祐元年春正月……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制《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①朱学从此被正式钦定为正统。《道统十三赞》原作于绍定三年（1230），淳祐元年（1241）重书刻石。①但《十三赞》上自伏羲，下迄孟子，并没有论及宋儒；直到十一年后的淳祐元年诏，始确立周、张、二程，尤表彰朱子，标示《四书章句集注》，同时废黜王安石。这实际上说明，朱学之被钦定为正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大而言之，是南宋儒学之涓流成海；小而言之，则是“庆元党禁”以后儒家学者因势利导的结果。其中，真德秀与魏了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判定谁是促使理宗钦定朱学的关键人物，虽然是一件因标准不同而相异的事情，但田浩认为“乔行简是位资深干练的大臣，一定比真德秀或魏了翁更能改变朝廷的政策，何况真、魏两人去世的时间，道学获得正式承认的时间早了四年”②，这个论断与论据还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要论淳祐元年对朝政的实际操作，此时已是史嵩之专政，乔行简于嘉熙三年（1239）已告老。淳祐元年二月乔行简以八十六岁高龄卒于家③，对淳祐元年正月的诏书实际上也难有什么直接影响。朱学走向官学，实际上是从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为相起开始的。史弥远对以朱子为代表的“伪学”给予肯定，根本的目的固然是笼络人心，但客观上推动了朱学由民间走向官方。其中宁宗朝的十七年已渐成气候，此可由逐年所赐谥，朝廷用人，以及官员的自我标榜上见得。④理宗即位后，由于理宗有即位上的特殊问题，从而使得朱子被升格为徽国公，朱学也彻底官学化。淳祐元年的诏书，其实不过是一形式而已。至于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理宗即位以后，鼓吹朱学最有力，影响最大的，则无疑是真德秀与魏了翁，史称史弥远薨，理宗亲政，“臣庶封章多乞召还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并招之”①，即说明当时舆论对真德秀与魏了翁的推崇。而尤为重要的是，由下文讨论可知，真德秀所作《大学衍义》，实从理论上完成了朱学的政治化。从本书主要是思想分析，以及此处的论题而言，真德秀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更希元，后人称西山先生。建宁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从学于朱子弟子詹体仁。庆元五年（1199）进士，继中博学宏辞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任地方官。理宗即位后，召为中书舍人，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因史弥远惮之而落职。史弥远薨，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召为户部尚书，改翰林学士。不久患病，拜参知政事而卒。
  《宋史》称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②可知真德秀于当时的声誉来自他的政论与地方上的政绩。政绩因属事务，尚且不论。政论虽因事务而发，但往往反映了论者的思想倾向，同时在真德秀处更是涉及推动朝廷以朱学为政治之指导的努力，故宜首先作些讨论。③真德秀对“庆元党禁”以后宋廷政治的影响，因宁宗与理宗情况不同，因此所发议论的重心也有所不同。开禧三年（1207）底，韩侂胄伏诛，翌年，即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为相，号称更化。朱学开始得到朝廷承认，不仅朱子等人获谥，而且更主要是朱子著作被列于学官。但是，朝廷对朱学的褒扬，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策略，而不是思想上真的作为指导，故此时真德秀论奏之重心，是应对于这样的现实，希望朱学能真正成为现实政治的思想基础。真德秀将切入点选择在士风的整治上。他在讨论时事之中，着意指出“庆元党禁”对士风的败坏，“士大夫志于爵禄靡然从之者有年矣”的事实，其结果使言路不开，“正论不闻”。因此，真德秀强调更化之务，首在端正人心，破除尚同之习，使“士气伸而人心正，风俗美而治道成”。①这一思想取径，即强调通过士大夫的人心整治，从而使整个官僚组织得到善化，最终改造现实政治，实与朱子的主张一脉相承。当真德秀意识到他的这种意见不能为朝廷所接纳时，他慨然力请外出地方上仕职，直至理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
  本来，真德秀因其论奏已颇赢得士林声誉，“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②。真德秀此时的资历和声誉，无疑使他能够对理宗直率地发表意见。而理宗即位上的问题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理宗即位，是史弥远废除皇太子赵竑的结果，本有名不正的嫌疑。宝庆元年（1225）春，又发生了湖州盗仿陈桥驿黄袍加身之故事，谋立已为济王的赵竑的事变。尽管此变赵竑完全是无心被迫的，但事后仍被逼死。这件事对理宗来说，使本来就有些名不正的即位，变得更加于理有亏，因此舆论上有非常大的压力，致使“朕心终夕不安”。真德秀从同年六月所上的奏札起，便以此为切入，极力推动理宗对“圣学”的接受。
  真德秀向理宗指出，三纲五常是维系国家的根本原则，但是理宗在处理赵竑的问题上做得不好，引起了很不必要的非议，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从根本上加以纠正。真德秀说：臣来自远方，窃闻朝野之论，以谓陛下有承顺太母之孝，有忧悯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独不幸处天伦之变，有未尽其道者，虽棣华之爱方笃，而布粟之谣遽兴，流闻四方，所损非浅。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于理，害且随之。纲常大端，是谓人极。人极不立，国将奈何？且民无常情，惟上所导。③真德秀向理宗进一步讲解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道理，希望理宗能够在思想上真正认同并接受《大学》的道理，从自身做起，进而任用爱民廉吏，罢害民贪吏，使整个南宋政治走出权臣弄权的困境，使天下之事在庙堂之上于广开言路的讨论中得出政策，走向善化。
  从真德秀于上述《奏论》后所记录的《得圣语申省状》可以看到，真德秀与理宗之间的对话，还是很得尊重的。在真德秀引儒家思想批评理宗在处理济王一事上有亏以后，真德秀记道：圣上正色宣谕“朝廷之待济王亦可谓至矣”。某奏：“陛下友爱之心可谓无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若谓此事处置得尽善，臣实未敢仰承圣训。陛下不必看其他，只看舜之处象者如彼，陛下之处济王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为，当以二帝三王为师，秦汉以下人君举动不皆合理，难以为法。陛下所以待亲王者既有愧于舜，终是欠阙处。”蒙宣谕曰：“亦是一时仓猝。”某又奏：“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当言所以言者，只欲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阙处，自此益进圣学，益修圣德，凡处人伦之际，曲尽其至，庶可掩盖前失，异时为有宋盛德之君，此臣区区之心也。”①真德秀始终认定理宗在处置济王问题上有大的欠缺，但他终不是以揭伤疤为快事，而是由此推动理宗效法二帝三王，益进圣学，益修圣功。当然，理宗对真德秀优礼有加，不仅是因为真德秀有其个人的资历、政绩以及声誉，而且实也是迫于当时整个官僚群体的舆论。但是，所有的客观条件都必须借助于一个具体的主观努力，才可能使得一件事情由可能的转成现实的，而真德秀的论奏正是起到了使理宗钦定朱学这样的历史作用。②真德秀最后记录道，“读三札毕，蒙玉音温然赐谕：‘卿所陈三札，皆忠谠之论，当即为施行’”③。
  当然，事情远不会如此顺畅。真德秀屡进鲠言，理宗虽虚心接纳，但却遭史弥远忌惮，结果真德秀罢官归乡。以后虽复出，但只在地方上任职。直到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薨，次年，即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才以户部尚书的职务，在离开了十年后重返朝廷，理宗对真德秀不仅表达了久切的思贤之念，而且也反复问对，听取了真德秀对朝政的意见。在这次廷对中，真德秀共上四封论奏。其中第四封，也就是最后一札，真德秀专门提出了要将《大学》作为现实政治的理论基础，说明他自己已完成了《大学衍义》一书，并使理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与著作。这实际上标志了朱学正式在理论的意义上为现实政治所认同与接纳，从而开始了朱学作为中国现实政治的理论指导的历史，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宋儒表彰“四书”至朱子而集大成，然而作为朱子思想集中反映的《四书章句集注》，更多的仍是哲学理论上的一个建构。虽然追求这个理论的现实应用，包括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是朱子建构理论的根本目的，但是由哲学理论到成为现实政治的指导，中间无疑是有一个距离的。而真德秀告知理宗：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尧、舜、禹三王之为治，“六经”、《语》《孟》之为教，不出乎此。
  而《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故先儒谓于今得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盖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体也；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学，必以此为据依，然后体用之全可以默识矣。①便意味着他独将《大学》标出，使之成为指导政治（人主之学）的理论基础。并且真德秀在离朝十年中，更结合现实的政治，撰成《大学衍义》②，填补了朱学由哲学理论到现实政治的理论基础之间的空白。
  值得指出的是，真德秀在廷对到此札时，还对理宗细述了他撰写《大学衍义》的动机，这个述说不仅说明了真德秀所依据的是朱学，而且更解释了他欲使理论性的朱学转而成为政治的理论基础的原因。真德秀说：又读至明道术、辩人才处，某奏曰：“昨来权臣凡事皆是欺罔陛下，是时讲筵官亦为欺罔之言。臣记得一日讲官讲《易》，辄为奸言云云。
  臣是时深不能平，欲辟之，又恐纷争于陛下之前，有伤事体。退而自咎，若使程颐、朱熹当引，必是与之深辩。臣因自咎学力未到，故不当放过处放过了……臣于是时便欲编集此书，以献陛下。”①这也就是说，《大学衍义》的撰写，是直接要将程、朱的思想通过一个具体的文本，对现实政治构成直接的指导。
  因此，尽管真德秀很快得病，并于第二年去世，但他对宋廷确定以朱学为理论指导的政策，不仅在道理上已说动帝心，而且在技术上也构筑了条件。加之，朱学已成为士林的主流，理宗欲笼络人心，缘饰自己的政治形象，钦定朱学实不失为一件有益无害的事。
  2．《大学衍义》至此再讨论《大学衍义》，始能对它的价值有一个中肯的认识。据真德秀《大学衍义序》称，《大学》一书虽存，但历来概以传记视之；唐韩愈、李翱虽于《原道》与《复性书》中予以发明，但也未能认识到是“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至朱子始对《大学》作了深入研究诠释，并尝作为进讲的教材。真德秀自己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了《大学》是使政治正本清源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方法，即所谓“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因此真德秀要穷十年之力对《大学》进行阐述，“秘之巾笥，以俟时而献焉”②。
  《大学衍义》共四十三卷，其结构是全书分二纲四目，纲相当于基本原理，目是基本方法，目下再设细目。《大学》本文很简单，而《大学衍义》能推衍为如此大的篇幅，是与真德秀的释证方法密切相关的。这个方法就是依据《大学》之义，“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发明之”③。从整个文本的体例来看，真德秀具体是将经文诠释与历史经验加以统合，力求使儒学的理论与现实政治相印证。这种经史互相释证，而重点在理论之应用的文本体例是比较有新意的。在以往的学者著述中，体例上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释义类著作，它们往往以诠释经义为主，并不着重此经义在应用上的推衍；另一类是札记类著作，它们往往是作者因材料而引发自己的心得。《大学衍义》则完全将重点放在了对理论作释证与应用性阐发上，尤其是通过具体的历史经验的征引加以说明。这种文体如果是以思想的创新来衡定，自然是有欠缺的，但就其理论的现实应用而言，则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实际上，后世非常流行的裒纂文体，正是《大学衍义》文体的更通俗化发展。
  《大学衍义》的文本体例当然由真德秀的思想内容决定。从章目上看，真德秀对《大学》作推衍，显然是针对南宋当时的政治。虽然所论整体上涉及了政治的基本方面，但南宋现实政治中存在问题较多的，他的讨论也就多。努力为现实政治提供一个思想读本，这是《大学衍义》最基本的特征。当然，从思想上看，更有意义的是由此所反映出的真德秀思想。显然，在真德秀看来，作为指导政治的理论，应该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揭示政治的价值基础。这一基础存在于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真德秀强调，一切良性的政治，“莫不自心身始也”，即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政治的呈现，故在此意义上，诚意正心修身无疑是政治的“纲”。在《大学衍义》前四卷中，真德秀分别以“帝王为治之序”与“帝王为学之本”的题目，从历史之经验与儒学之论述两方面对此给予了释证。其二是指出政治的运作方法。真德秀由自己的从政经验中体会到，只标示诚意正心修身，在价值层面上有所揭示，是不够的，因为良性的政治必须通过实际的操作来实现，这个操作不仅有政务的操作，而且也包括了诚意正心修身的践履。因此在指出了政治的价值基础之后，作为政治的理论指导的儒学，必须还要提供可操作的理性工具，即将价值转化成知识，从而使人由知识而真正实践与拥有价值。这第二个部分实际上既是真德秀思想的诉说重点，也构成了《大学衍义》的大部分内容。
  由此可见，在真德秀将朱学由哲学转化成政治理论的过程中，他是治心与格物、价值与工具并重的。由第一部分，即价值基础的强调，真德秀表明了他对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展开仍然是坚持道德主义立场，从而与陈亮、叶适等浙学的精神有所区别。这并不是说浙学的精神是非道德主义，或反道德主义。实际上浙学所主张的功利或事功，同样是放在道德的意味上加以释证的，只不过他们对什么是道德作了不同于朱学与陆学的解释。从大的概念来说，浙学仍属于道德的论域，正如功利本就是道德之一种价值体系一样。如果加以细分的话，或可将朱学、陆学的道德主义称为德性的道德主义，而浙学的道德主义是功利的道德主义。由第二部分，即理性工具的强调，真德秀又使他的政治理论牢牢地站在了朱学的立场，而废置了陆学。朱、陆两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要将价值降落到知识的层面上加以展开。陆学固然不完全否定读书，但决不同意将价值转化成知识，而朱学恰恰坚持这一点，并认为惟有这个转化，并在知识这个层面的充分展开，始足以保证价值的确立。相对而言，在真德秀的上述两部分中，后一部分又比前一部分更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以格物为治心之前提与保证的。真德秀在廷对中曾着意向理宗指出过这一点，他说：又读进书札，至《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
  上曰：“《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乃用处，须至诚意正心修身方得。”某奏：“上面更有格物致知工夫。人君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须是都讲究令透彻，方能诚意正心。”①如果将这段话与前引真德秀所言以往对权臣罔上的体会相联系起来看，实不难发现真德秀的基本思想是认为，价值的揭示并不等于价值的落实，落实是需要依赖于知识的，如果不具有知识，则价值便会因为知识上的蒙蔽而发生失落。这个思想，正是朱学与陆学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因此这多少也意味着，真德秀对陆学的否定要比对浙学的否定更有形、更实际。当然，平实而论，真德秀在将儒学推向政治的过程中，并没有非常刻意地抬高朱学、贬斥陆学与浙学，相反他在论奏中反复强调政治上必须保证言路之充分广开，但是在理论的敷衍上，他实也是真正把握住了朱子哲学之精髓，并作了有效贯彻。①另一方面，在“庆元党禁”以后的南宋思想界，朱学事实上也已成为儒学之当代代表，因此当真德秀将儒学由理论过渡到政治，客观上也就是将朱学由理论过渡到政治。换言之，作为对儒家精神作出了独立释证的形态化理论的陆学与浙学，无论是在真德秀的理论敷衍上，还是在理宗的客观理解上，都被排除了。
  概言之，真德秀对朱学的政治化，不仅是在舆论上作了极长久的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完成了这个转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