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真德秀1．对朱子之学的政治理论化《宋史·理宗本纪》载：淳祐元年春正月……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寻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制《道统十三赞》，就赐国子监宣示诸生。①朱学从此被正式钦定为正统。《道统十三赞》原作于绍定三年（1230），淳祐元年（1241）重书刻石。①但《十三赞》上自伏羲，下迄孟子，并没有论及宋儒；直到十一年后的淳祐元年诏，始确立周、张、二程，尤表彰朱子，标示《四书章句集注》，同时废黜王安石。这实际上说明，朱学之被钦定为正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大而言之，是南宋儒学之涓流成海；小而言之，则是“庆元党禁”以后儒家学者因势利导的结果。其中，真德秀与魏了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判定谁是促使理宗钦定朱学的关键人物，虽然是一件因标准不同而相异的事情，但田浩认为“乔行简是位资深干练的大臣，一定比真德秀或魏了翁更能改变朝廷的政策，何况真、魏两人去世的时间，道学获得正式承认的时间早了四年”②，这个论断与论据还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要论淳祐元年对朝政的实际操作，此时已是史嵩之专政，乔行简于嘉熙三年（1239）已告老。淳祐元年二月乔行简以八十六岁高龄卒于家③，对淳祐元年正月的诏书实际上也难有什么直接影响。朱学走向官学，实际上是从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为相起开始的。史弥远对以朱子为代表的“伪学”给予肯定，根本的目的固然是笼络人心，但客观上推动了朱学由民间走向官方。其中宁宗朝的十七年已渐成气候，此可由逐年所赐谥，朝廷用人，以及官员的自我标榜上见得。④理宗即位后，由于理宗有即位上的特殊问题，从而使得朱子被升格为徽国公，朱学也彻底官学化。淳祐元年的诏书，其实不过是一形式而已。至于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理宗即位以后，鼓吹朱学最有力，影响最大的，则无疑是真德秀与魏了翁，史称史弥远薨，理宗亲政，“臣庶封章多乞召还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并招之”①，即说明当时舆论对真德秀与魏了翁的推崇。而尤为重要的是，由下文讨论可知，真德秀所作《大学衍义》，实从理论上完成了朱学的政治化。从本书主要是思想分析，以及此处的论题而言，真德秀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更希元，后人称西山先生。建宁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从学于朱子弟子詹体仁。庆元五年（1199）进士，继中博学宏辞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任地方官。理宗即位后，召为中书舍人，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因史弥远惮之而落职。史弥远薨，以显谟阁待制知福州，召为户部尚书，改翰林学士。不久患病，拜参知政事而卒。
  《宋史》称真德秀：“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四方人士诵其文，想见其风采。”②可知真德秀于当时的声誉来自他的政论与地方上的政绩。政绩因属事务，尚且不论。政论虽因事务而发，但往往反映了论者的思想倾向，同时在真德秀处更是涉及推动朝廷以朱学为政治之指导的努力，故宜首先作些讨论。③真德秀对“庆元党禁”以后宋廷政治的影响，因宁宗与理宗情况不同，因此所发议论的重心也有所不同。开禧三年（1207）底，韩侂胄伏诛，翌年，即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为相，号称更化。朱学开始得到朝廷承认，不仅朱子等人获谥，而且更主要是朱子著作被列于学官。但是，朝廷对朱学的褒扬，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策略，而不是思想上真的作为指导，故此时真德秀论奏之重心，是应对于这样的现实，希望朱学能真正成为现实政治的思想基础。真德秀将切入点选择在士风的整治上。他在讨论时事之中，着意指出“庆元党禁”对士风的败坏，“士大夫志于爵禄靡然从之者有年矣”的事实，其结果使言路不开，“正论不闻”。因此，真德秀强调更化之务，首在端正人心，破除尚同之习，使“士气伸而人心正，风俗美而治道成”。①这一思想取径，即强调通过士大夫的人心整治，从而使整个官僚组织得到善化，最终改造现实政治，实与朱子的主张一脉相承。当真德秀意识到他的这种意见不能为朝廷所接纳时，他慨然力请外出地方上仕职，直至理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院。
  本来，真德秀因其论奏已颇赢得士林声誉，“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颂。都城人时惊传倾洞，奔拥出关曰：‘真直院至矣！’”②。真德秀此时的资历和声誉，无疑使他能够对理宗直率地发表意见。而理宗即位上的问题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理宗即位，是史弥远废除皇太子赵竑的结果，本有名不正的嫌疑。宝庆元年（1225）春，又发生了湖州盗仿陈桥驿黄袍加身之故事，谋立已为济王的赵竑的事变。尽管此变赵竑完全是无心被迫的，但事后仍被逼死。这件事对理宗来说，使本来就有些名不正的即位，变得更加于理有亏，因此舆论上有非常大的压力，致使“朕心终夕不安”。真德秀从同年六月所上的奏札起，便以此为切入，极力推动理宗对“圣学”的接受。
  真德秀向理宗指出，三纲五常是维系国家的根本原则，但是理宗在处理赵竑的问题上做得不好，引起了很不必要的非议，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从根本上加以纠正。真德秀说：臣来自远方，窃闻朝野之论，以谓陛下有承顺太母之孝，有忧悯元元之仁。苟推是心，何往非善。独不幸处天伦之变，有未尽其道者，虽棣华之爱方笃，而布粟之谣遽兴，流闻四方，所损非浅。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于理，害且随之。纲常大端，是谓人极。人极不立，国将奈何？且民无常情，惟上所导。③真德秀向理宗进一步讲解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道理，希望理宗能够在思想上真正认同并接受《大学》的道理，从自身做起，进而任用爱民廉吏，罢害民贪吏，使整个南宋政治走出权臣弄权的困境，使天下之事在庙堂之上于广开言路的讨论中得出政策，走向善化。
  从真德秀于上述《奏论》后所记录的《得圣语申省状》可以看到，真德秀与理宗之间的对话，还是很得尊重的。在真德秀引儒家思想批评理宗在处理济王一事上有亏以后，真德秀记道：圣上正色宣谕“朝廷之待济王亦可谓至矣”。某奏：“陛下友爱之心可谓无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若谓此事处置得尽善，臣实未敢仰承圣训。陛下不必看其他，只看舜之处象者如彼，陛下之处济王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为，当以二帝三王为师，秦汉以下人君举动不皆合理，难以为法。陛下所以待亲王者既有愧于舜，终是欠阙处。”蒙宣谕曰：“亦是一时仓猝。”某又奏：“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当言所以言者，只欲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阙处，自此益进圣学，益修圣德，凡处人伦之际，曲尽其至，庶可掩盖前失，异时为有宋盛德之君，此臣区区之心也。”①真德秀始终认定理宗在处置济王问题上有大的欠缺，但他终不是以揭伤疤为快事，而是由此推动理宗效法二帝三王，益进圣学，益修圣功。当然，理宗对真德秀优礼有加，不仅是因为真德秀有其个人的资历、政绩以及声誉，而且实也是迫于当时整个官僚群体的舆论。但是，所有的客观条件都必须借助于一个具体的主观努力，才可能使得一件事情由可能的转成现实的，而真德秀的论奏正是起到了使理宗钦定朱学这样的历史作用。②真德秀最后记录道，“读三札毕，蒙玉音温然赐谕：‘卿所陈三札，皆忠谠之论，当即为施行’”③。
  当然，事情远不会如此顺畅。真德秀屡进鲠言，理宗虽虚心接纳，但却遭史弥远忌惮，结果真德秀罢官归乡。以后虽复出，但只在地方上任职。直到绍定六年（1233）史弥远薨，次年，即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才以户部尚书的职务，在离开了十年后重返朝廷，理宗对真德秀不仅表达了久切的思贤之念，而且也反复问对，听取了真德秀对朝政的意见。在这次廷对中，真德秀共上四封论奏。其中第四封，也就是最后一札，真德秀专门提出了要将《大学》作为现实政治的理论基础，说明他自己已完成了《大学衍义》一书，并使理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与著作。这实际上标志了朱学正式在理论的意义上为现实政治所认同与接纳，从而开始了朱学作为中国现实政治的理论指导的历史，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宋儒表彰“四书”至朱子而集大成，然而作为朱子思想集中反映的《四书章句集注》，更多的仍是哲学理论上的一个建构。虽然追求这个理论的现实应用，包括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是朱子建构理论的根本目的，但是由哲学理论到成为现实政治的指导，中间无疑是有一个距离的。而真德秀告知理宗：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本之一身者，体也；达之天下者，用也。尧、舜、禹三王之为治，“六经”、《语》《孟》之为教，不出乎此。
  而《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故先儒谓于今得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盖其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体也；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学，必以此为据依，然后体用之全可以默识矣。①便意味着他独将《大学》标出，使之成为指导政治（人主之学）的理论基础。并且真德秀在离朝十年中，更结合现实的政治，撰成《大学衍义》②，填补了朱学由哲学理论到现实政治的理论基础之间的空白。
  值得指出的是，真德秀在廷对到此札时，还对理宗细述了他撰写《大学衍义》的动机，这个述说不仅说明了真德秀所依据的是朱学，而且更解释了他欲使理论性的朱学转而成为政治的理论基础的原因。真德秀说：又读至明道术、辩人才处，某奏曰：“昨来权臣凡事皆是欺罔陛下，是时讲筵官亦为欺罔之言。臣记得一日讲官讲《易》，辄为奸言云云。
  臣是时深不能平，欲辟之，又恐纷争于陛下之前，有伤事体。退而自咎，若使程颐、朱熹当引，必是与之深辩。臣因自咎学力未到，故不当放过处放过了……臣于是时便欲编集此书，以献陛下。”①这也就是说，《大学衍义》的撰写，是直接要将程、朱的思想通过一个具体的文本，对现实政治构成直接的指导。
  因此，尽管真德秀很快得病，并于第二年去世，但他对宋廷确定以朱学为理论指导的政策，不仅在道理上已说动帝心，而且在技术上也构筑了条件。加之，朱学已成为士林的主流，理宗欲笼络人心，缘饰自己的政治形象，钦定朱学实不失为一件有益无害的事。
  2．《大学衍义》至此再讨论《大学衍义》，始能对它的价值有一个中肯的认识。据真德秀《大学衍义序》称，《大学》一书虽存，但历来概以传记视之；唐韩愈、李翱虽于《原道》与《复性书》中予以发明，但也未能认识到是“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至朱子始对《大学》作了深入研究诠释，并尝作为进讲的教材。真德秀自己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深刻体会到了《大学》是使政治正本清源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方法，即所谓“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因此真德秀要穷十年之力对《大学》进行阐述，“秘之巾笥，以俟时而献焉”②。
  《大学衍义》共四十三卷，其结构是全书分二纲四目，纲相当于基本原理，目是基本方法，目下再设细目。《大学》本文很简单，而《大学衍义》能推衍为如此大的篇幅，是与真德秀的释证方法密切相关的。这个方法就是依据《大学》之义，“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发明之”③。从整个文本的体例来看，真德秀具体是将经文诠释与历史经验加以统合，力求使儒学的理论与现实政治相印证。这种经史互相释证，而重点在理论之应用的文本体例是比较有新意的。在以往的学者著述中，体例上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释义类著作，它们往往以诠释经义为主，并不着重此经义在应用上的推衍；另一类是札记类著作，它们往往是作者因材料而引发自己的心得。《大学衍义》则完全将重点放在了对理论作释证与应用性阐发上，尤其是通过具体的历史经验的征引加以说明。这种文体如果是以思想的创新来衡定，自然是有欠缺的，但就其理论的现实应用而言，则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实际上，后世非常流行的裒纂文体，正是《大学衍义》文体的更通俗化发展。
  《大学衍义》的文本体例当然由真德秀的思想内容决定。从章目上看，真德秀对《大学》作推衍，显然是针对南宋当时的政治。虽然所论整体上涉及了政治的基本方面，但南宋现实政治中存在问题较多的，他的讨论也就多。努力为现实政治提供一个思想读本，这是《大学衍义》最基本的特征。当然，从思想上看，更有意义的是由此所反映出的真德秀思想。显然，在真德秀看来，作为指导政治的理论，应该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揭示政治的价值基础。这一基础存在于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真德秀强调，一切良性的政治，“莫不自心身始也”，即政治主体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政治的呈现，故在此意义上，诚意正心修身无疑是政治的“纲”。在《大学衍义》前四卷中，真德秀分别以“帝王为治之序”与“帝王为学之本”的题目，从历史之经验与儒学之论述两方面对此给予了释证。其二是指出政治的运作方法。真德秀由自己的从政经验中体会到，只标示诚意正心修身，在价值层面上有所揭示，是不够的，因为良性的政治必须通过实际的操作来实现，这个操作不仅有政务的操作，而且也包括了诚意正心修身的践履。因此在指出了政治的价值基础之后，作为政治的理论指导的儒学，必须还要提供可操作的理性工具，即将价值转化成知识，从而使人由知识而真正实践与拥有价值。这第二个部分实际上既是真德秀思想的诉说重点，也构成了《大学衍义》的大部分内容。
  由此可见，在真德秀将朱学由哲学转化成政治理论的过程中，他是治心与格物、价值与工具并重的。由第一部分，即价值基础的强调，真德秀表明了他对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展开仍然是坚持道德主义立场，从而与陈亮、叶适等浙学的精神有所区别。这并不是说浙学的精神是非道德主义，或反道德主义。实际上浙学所主张的功利或事功，同样是放在道德的意味上加以释证的，只不过他们对什么是道德作了不同于朱学与陆学的解释。从大的概念来说，浙学仍属于道德的论域，正如功利本就是道德之一种价值体系一样。如果加以细分的话，或可将朱学、陆学的道德主义称为德性的道德主义，而浙学的道德主义是功利的道德主义。由第二部分，即理性工具的强调，真德秀又使他的政治理论牢牢地站在了朱学的立场，而废置了陆学。朱、陆两家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要将价值降落到知识的层面上加以展开。陆学固然不完全否定读书，但决不同意将价值转化成知识，而朱学恰恰坚持这一点，并认为惟有这个转化，并在知识这个层面的充分展开，始足以保证价值的确立。相对而言，在真德秀的上述两部分中，后一部分又比前一部分更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以格物为治心之前提与保证的。真德秀在廷对中曾着意向理宗指出过这一点，他说：又读进书札，至《大学》一书，由体而用，本末先后，尤明且备。
  上曰：“《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乃用处，须至诚意正心修身方得。”某奏：“上面更有格物致知工夫。人君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须是都讲究令透彻，方能诚意正心。”①如果将这段话与前引真德秀所言以往对权臣罔上的体会相联系起来看，实不难发现真德秀的基本思想是认为，价值的揭示并不等于价值的落实，落实是需要依赖于知识的，如果不具有知识，则价值便会因为知识上的蒙蔽而发生失落。这个思想，正是朱学与陆学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因此这多少也意味着，真德秀对陆学的否定要比对浙学的否定更有形、更实际。当然，平实而论，真德秀在将儒学推向政治的过程中，并没有非常刻意地抬高朱学、贬斥陆学与浙学，相反他在论奏中反复强调政治上必须保证言路之充分广开，但是在理论的敷衍上，他实也是真正把握住了朱子哲学之精髓，并作了有效贯彻。①另一方面，在“庆元党禁”以后的南宋思想界，朱学事实上也已成为儒学之当代代表，因此当真德秀将儒学由理论过渡到政治，客观上也就是将朱学由理论过渡到政治。换言之，作为对儒家精神作出了独立释证的形态化理论的陆学与浙学，无论是在真德秀的理论敷衍上，还是在理宗的客观理解上，都被排除了。
  概言之，真德秀对朱学的政治化，不仅是在舆论上作了极长久的努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完成了这个转化。②（二）魏了翁与真德秀相比，魏了翁在后朱子时代的贡献要相对复杂一些。魏了翁在为真德秀撰写的《神道碑》中说：尝观先正司马文正谓范忠文公曰：“吾与子生同志，死当同传，而天下之人亦无敢优劣之者，后死则志则墓。”了翁何敢以是自拟重。惟与公同生于淳熙，同举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而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③后人亦指出，“从来西山、鹤山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④。这说明两人在后朱子时代的儒学推进中，有非常相似的一面。但是黄百家在讲了上引的这一传统评定后，又进而追述了其父黄宗羲的一段评价：“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而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四库馆臣更从思想与文风两个方面给予魏了翁很高的评价：南宋之衰，学派变为门户，诗派变为江湖。了翁容与其间，独以穷经学古自为一家……所作醇正有法，而纡徐宕折，出乎自然，绝不染江湖游士叫嚣狂诞之风，亦不染讲学诸儒空疏拘腐之病。①因此，魏了翁在南宋儒学的推进中还有自己相异于真德秀的另一方面的贡献。
  在南宋后朱子时代的儒学发展中，从整体上讲，是呈现出由思想向文化的转型，但细加梳理，则可以分出三个明显的发展方向。第一个就是上文所分析的将儒学向形态化推进并向世俗生活落实，第二个是本文所讨论的将儒学向现实政治的基础理论作转化，第三个则是下文要说明的将儒学向学术作延伸。这三个发展方向是晚宋儒学始终的努力，譬如，第三个发展方向固然在南宋的最后时期得到最明显的呈现，但在黄榦、陈淳那里，继承朱子诠释经典的治学方法，进一步发展出训诂学的特征已很明显；同样，第一个发展方向固然是黄榦在闽地传播朱学最重要的内容，但在南宋最后时期的闽、浙两地都仍然得到持续而重要的贯彻。至于第二个发展方向，则不仅见之于整个后朱子时代，而且实见之于整个宋代儒学的建设过程中。只是在北宋，儒学的建设在政治上的发展，最后呈现出的是王安石新学的失败；在南宋，因为承接了王学的失败，所以必须先经过一个儒学重新释证与重新阐发的思想过程。至后朱子时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之特定的历史际遇，终使朱学在此时被现实政治所认同并接受为理论上的指导，故使得朱学官学化呈现为一个显象。然而，尽管上述三个发展方向贯彻于晚宋儒学发展之全程，但终究还是有阶段性的重点的。这个阶段性就?第一个发展方向主要是由杨简、黄榦、陈淳奠定，第二个发展方向便是由真德秀与魏了翁促成，第三个发展方向则集中呈现在宋末元初的金履祥、黄震、王应麟身上。魏了翁自己评定与真德秀“志同气合”，时人也如此认定，正是指他在第二个方向的推进上与真德秀成为“双翼”“双轮”；而黄宗羲与清代学者将魏了翁与真德秀相区别对待，以为真德秀只是“墨守”朱学，而魏了翁独能“翛然于流俗外也”，则是点出了魏了翁“穷经学古”，实已超出黄榦、陈淳的诠释训诂和真德秀的敷衍推广，将儒学由思想转入学术，从而使晚宋儒学的发展由第二个方向转入第三个方向。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后人称鹤山先生。邛州蒲江（今四川省蒲江县）人。在科举与仕途上，如魏了翁自己所讲，“与公（即真德秀——编者注）同生于淳熙，同举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最后以资政殿学士、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卒。
  在登进士第的策试中，魏了翁引用到当时已忌讳的道学，说明他早年读书备举时期，已对朱子一辈的思想有所了解。但据魏了翁后来自己说，由于受科举的压力，年轻时并不可能真正在思想上有自主的追求。入仕以后任学官国子正期间，在京城不仅得以读到大量的书，而且还得以与朱子门人辅广等交流，始根本上决定了他思想上对朱学的尊崇。但是必须指出，所谓对朱学的尊崇，实兼容了当时被涵盖于朱学大旗下的其他思想，譬如浙学。魏了翁曾有一信给叶适，信中详言自己思想的成长过程，从内容上看，这封信已是他读过程朱著作，并与辅广等朱门弟子交往以后写的，他在信的最后写道：于是乞归田以师立名，其所居斋拟求一语为志，侍郎方以道学正宗，倡明后进，几有以警诲之，俾得以循是而思所以立焉，不胜幸甚。①叶适早年的著作，因为是科场应试的重要参考书，流布是很广的，魏了翁虽远在四川，但到京城后必然是读过了，而他称叶适是“道学正宗”，固然是晚辈对前辈的尊语，甚至不免有官场上的应酬成分，但不能排除魏了翁思想上对“道学”的接受，是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来进行的。①强调魏了翁师承上的“自学”经历，对于理解魏了翁后来能够超越朱学，实是有帮助的。
  在思想上尊崇朱学以后，魏了翁对朱学的传播与推动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这些努力，与当时整个政治气候是有关的。朱学在政治上平反以后，既然尊崇朱学已是史弥远当政的一张招牌，自然各级官员都会借用这张招牌来做政治上的表态，乃至对权臣的阿附。因此嘉定年间表彰、倡导朱学实是蔚然成风。在理论的意义上说，魏了翁此时对朱学的政治化推进，并没有达到真德秀的水平，即还没有自觉到要将学术放在引为政治之指导的意义上考虑问题。魏了翁的工作更多的是树立朱学的典范性，从而以此来调整社会的评价体系，故魏了翁于尊崇朱学的同时，进而要求尊崇作为朱学渊源的周敦颐与二程，指出“臣切见朝廷近岁尝因中外臣僚奏请，如朱熹、张栻并蒙赐谥，然熹、栻之学实宗周、程。录其后而遗其先，恐于褒崇美意，犹有未尽”②。这可以说是魏了翁在嘉定年间所做的超出时风的一件事。虽然在魏了翁这也许只是由尊崇朱学而导出的一件事，但它对于后来朱子的道统观的钦定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理论上，魏了翁对朱学的政治化推进，是在理宗即位以后。此时，在经过宁宗朝后期的一番仕途沉浮之后，魏了翁与真德秀等人不仅已赢得了很大的声誉，而且更清醒地意识到了朱学的尊崇只是被当作政治上的一种摆设而已。因此他们在理宗即位以后，希望能够纠正这种状态。魏了翁在宝庆元年（1225）所上《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的论奏中，正面提出并论证了朱学应当成为政治的理论指导。魏了翁是以历史来进行论证的。他以自己“庆元进士、嘉泰学官、开禧馆职、嘉定史臣”的三十年仕历之所闻所见，为新皇帝比较了乾淳以来的历史。他指出，乾淳年间，由于大儒辈出，学者景从，因此虽也有“唱为道学之目者”，但“儒风鼎盛，正理常胜”；“庆元党禁”以来，由于压制儒学，致使“士习日浮”，造成“驱一世而纳诸近功浅利之域，以渔猎为学问，以缀缉为文章，以躁切为实才，以贪刻为奉公”的局面，一旦国家有事，权臣一呼，百官齐应，根本不问是非对错。因此学术不明，其害极大。而且，嘉定以来虽称平反，但“老师宿儒零替殆尽，后生晚学散漫亡依”，世所谓言学者，“不过以哗众取宠，惟官资、宫室、妻妾是计尔”。因此学术不明，其害无穷。在作了这样的比较后，魏了翁最后的结论就是要理宗“毋以书生为迂腐，毋以正论为阔疏，敷求硕儒，开阐正学”。尽管魏了翁所谓的正学，具体到“礼义廉耻”“君臣父子”，仍颇显“迂腐”与“阔疏”，但他将政治归落于学术的思想，终究是直接推动了朱学的政治化。换言之，在理宗即位初，魏了翁推动朱学向意识形态转化，是完全与真德秀匹配唱和的。①与真德秀一样，由于朝廷的人事斗争，魏了翁没能留在朝廷，被贬到靖州。在以后的几年中，真德秀完成了《大学衍义》，魏了翁亦完成了他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如《九经要义》《古今考》等。但真、魏的不同在于，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如前所述，是填补了朱学由哲学理论到现实政治的理论基础之间的空白，它的理论贡献是完成了朱学的转型；魏了翁的工作，固然在终极的意义上，即在学术是政治之理论基础的意义上，仍可以说是朝向现实政治的，但在形态上讲，其靖州期间的治学，终究是更多地呈以学术本身。正是这个不同，不仅使得魏了翁与真德秀的学术视野有所不同，使得后人对真德秀有墨守朱学、魏了翁穷经学古的评价，而且也决定了史弥远死后，魏了翁与真德秀回到朝廷，他们虽然同样推进朱学政治化，但却呈现出很大不同的结果。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个朱学政治化推进中的不同，此处宜先讨论魏了翁在靖州期间的学术变化。据魏了翁说：靖为天下穷处，其蕞陋，又在峡郡下，而士风不恶，民俗亦淳。时和岁丰，则物贱如土，颇便于羁旅之人。况山深日永，自应酬书问之外，尽有余力可以读书。肩吾相处，久益有味，而妻帑自长沙来后，数百指之聚无少不宁。凡此皆异时逐客之所罕有，亦可谓幸矣。①因此，魏了翁的心境是相当不错的。在此后的五年中，魏了翁“温寻旧读，时有新得”②，最终呈现出对朱学的超越。
  魏了翁对朱学的地位是完全肯定的，他在给真德秀的信中坦承，“朱氏诸儒之说，纵某言之，亦不过剿说，未敢容易言之”③。但是在目睹了朱学在政治上的流于形式，又感受着自己在仕途上的荣辱沉浮，魏了翁实已对徒具形式的儒学尊崇产生了怀疑与忧虑。他在应表兄高瞻叔请求而撰写的《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中，充分表达了他思想上的反思。魏了翁说：“学益久而忧益深，记益多而疑益甚”，这不仅是因为立祠造像于传统有出入，更重要的是在于“风气日异，去本愈远耳”。立祠固然是“扶世觉民”的一个手段，但“自比岁以来，不惟诸儒之祠布满郡国，而诸儒之书家藏人诵，乃有剽窃语言，袭义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为规取利禄计，此又余所甚惧焉者”。④魏了翁思想上的反思，除了现实的原因外，前文所讲的师承问题应该也是一个原因，毕竟魏了翁不像真德秀那样完全是在朱学的师承中形成思想的，其思想上所受的约束也会少许多。
  显然，思想上的反思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魏了翁由朱子一辈而上溯，“穷经学古”成为他思想上超越朱学的基础。魏了翁说：向来多看先儒解说，不如一一从圣经看来。盖不到地头亲自涉历一番，终是见得不真；又非一一精体实践，则徒为谈辩文乘之资耳。来书乃谓只须祖述朱文公诸书。文公诸书读之久矣，正缘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也。①魏了翁在这里实说明了他治学的两个方法：一个是读经，以获得认知；一个是实践，是获得亲证。二者相合，正可谓体认之法。魏了翁以为这个方法，并不是他的创造，而是宋代经学的根本方法。他指出，经书所载礼乐刑政，历经变化，至汉已尽亡，“汉去古未远，诸儒已是臆度悬料……往往一人之见，一时之意，遂定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训声韵、偏旁点画，往往诸儒所未及。今骤然理会，人亦惊怪不知。要作穷理格物工夫，无三代以前规模，胸次只在汉、晋诸儒脚迹下盘旋，终不济事。程、邵、张、朱诸公，亦皆由此而充者”②。因此，魏了翁在方法上主要是承袭了宋学，即跳出汉儒治经中所严守的师承家法，“参酌诸经，不一一袭其说，惟是之从”③；但同时又不满于停留在朱学，因为时论已将朱学限定在“四书”，而定要“再取诸经、《仪礼》注疏，重加温寻”④。换言之，用朱子的方法来超越朱子建立的“四书”学，正是魏了翁在晚宋儒学推进中的一个贡献。
  超越“四书”学而致力“穷经学古”，魏了翁的重点是落在《易》学与《礼》学，“某向来多作《易》与《三礼》功夫”⑤。《易》学是朱学的形上基础，魏了翁对《易》作功夫，实也表明他在根本的思想上仍是认同朱学的。魏了翁曾说：“《易》学则义理、象数俱当留意，合程、邵而贯之乃为尽善。”⑥而这个思想，他认为正是对朱子思想的贯彻，他说：大抵文公所为邵传羲易、程演周经者，盖于邵子多有取焉，而未尝显言之。兼东南学者亦罕得邵学。今正欲迨此暇日，合程、邵之异为一书。⑦由此可见魏了翁之《易》学，基本上是沿着朱子的思想展开的。魏了翁在《礼》学上花的功夫也许是最大的，因为“向看《三礼》，每叹后郑于《礼》学极有功，敬之而不敢议。近来再三玩绎，觉得碍处极多”①，“《仪礼》尤烦，其间要言精义，亦多先儒所未发”②。从魏了翁的许多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以《三礼》为中心，将诸经合串在一起来研读的。魏了翁如此重视《三礼》的原因，宜从他的现实关怀上来理解，而不应从学派渊源上找根据。在经典中独重《礼》学，这固然是永嘉学的最重要特征，但朱子晚年对《仪礼》同样给予高度重视。这些学派间的基本倾向，对于后朱子时代的魏了翁而言，显然是清楚的。因此很难说魏了翁在以《礼》学为研究重点时，一定有学派上的取舍。相反，从他“穷经学古”的愿望而言，其目的是弄清楚三代的礼乐刑政，然后从源头开始来考察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过程，以为当代政治作鉴诫，因此《三礼》的研究是根本性的。事实上，从后来魏了翁重返朝廷以后的奏论看，制度关怀确也是他推进儒学成为政治的理论指导的根本切入处。
  概言之，魏了翁谪居靖州期间，以经史并重的研究方法，跳出了后朱子时代所呈现出的以章句、讲学来阐发心性大义的论学范式，对于晚宋儒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转向作用。当然，在理宗时代，无论是儒学人士，如真德秀、魏了翁一辈人的思想取向，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推进朱学政治化，仍是主要趋势。加之魏了翁的政治地位，使得他的穷经学古与经史释证，基本上还是附着在他的现实政治关怀上的。因此，当魏了翁在史弥远死后重返朝廷后，推动朱学的政治化仍是他的一个基本努力方向。
  绍定四年（1231），诏魏了翁与真德秀“并叙复元官职祠禄”，五年，魏了翁“以集英殿修撰知遂宁府”，旋“以宝章阁待制、潼川安抚使知泸州”。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薨，十一月“礼部郎中洪咨夔进对：今日急务，进君子，退小人，如真德秀、魏了翁当聚之于朝。帝是其言”③。明年，即端平元年（1234），魏了翁应诏上章，以他在靖州山中的研究心得，针对现实政治中的问题，提出了他的一揽子改革设想。所论共十条，分别是：一曰复三省旧典以重六卿，二曰复二府旧典以集众思，三曰复都堂旧典以重省府，四曰复辟从旧典以求忠告，五曰复经筵旧典以熙圣学，六曰复台谏旧典以公黜陟，七曰复制诰旧典以谨命令，八曰复听言旧典以通下情，九曰复三卫旧典以强本朝，十曰复制阃旧典以黜私意。①由此奏论各条款，可以看到魏了翁一个非常强烈的思想倾向，即他与前述真德秀之论奏有很大的不同。真德秀是沿着朱学推重“四书”的路子，着力衍释《大学》，而魏了翁则强调“经”的作用，指出“《书》以明帝王经世之矩，《诗》以观王政废兴之由，《礼》以识世道污隆之变，《春秋》以别王伯义利之分”；真德秀着意于提高皇帝（也包括官员）的德性与能力，从而使政治得以善化，注重的是人的因素，魏了翁则希望整顿制度，使政治能在良性的制度下得到实施，注重的是制度的因素。无论是对儒家经典的选择，还是对改革政治切入处的认定，真德秀贯彻的无疑是朱学的精神，即重“四书”，尤重《大学》，依据道德主义的立场，同时追求实际政务能力的熟练；而魏了翁与永嘉学的精神相似，强调古经，特别是《礼》，依据的是历史主义的立场，要用在历史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制度来驾驭政治。由上文所论，这正是魏了翁在靖州穷经学古的结果。
  当然，魏了翁并没有彰显他与真德秀之间的这种区别，从他后来为真德秀所撰《神道碑》来看，他更强调两人的志同道合，而这实际上也反映了魏了翁的真实思想。魏了翁并没有刻意于区分朱学、陆学与永嘉学，此由前文及注释中已作说明。他实际上是在认同儒学的大前提下，来发展自己的思想。魏了翁认为朱学是当世最优秀的，这点不应有疑义。但他也认定朱学由儒家的源头活水所滋生，因此他不自限于当世之学术，更不自限于某一派之思想。惟此，魏了翁尽管在儒学发展上表现出与时风不同的趋向，在儒学的政治化努力上与真德秀有所不同，但他在阐发自己设想的同时，也认同并强调真德秀据《大学》而提出的主张。在此后魏了翁除礼部尚书时所上的另一次论奏中①，其第三札便是依据“治国之本始于正君”的思想，专门“力陈修身齐家之要”，完全是与真德秀的思想相呼应。
  毫无疑问，制度整顿只是魏了翁政治改革的具体切入处，理论上的根本诉求，仍然是推进儒学成为政治的理论指导。十款中的第五款即是专论此一问题的，而从其排序，便足见魏了翁思想上对此之重视。
  魏了翁在“复经筵旧典以熙圣学”中指出，“启于国初而岁增月益”的经筵制度，其功能是在理论上辅导皇帝治国，因此所入人选，固然有以资望而入者，但同样也有不拘一格而入选者，根本的条件是既精通儒家经典，同时又能博古通今。由于讲官的职责是通过儒家经典的解读与历史的讨论来指导皇帝治国，因此对时政的分析、批评必定是最基本的工作，而这种工作与实际施政者（魏了翁明指宰相，但实无疑也暗指皇帝）产生矛盾是自然而必然的。但是不能因此矛盾而废经筵之制，也不能徒具形式，“分章析句为诵说词章之资”。后来在《被召除授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一札中，魏了翁进一步坦言，“正论虽日闻而实未尽行，贤才虽日至而实非信任”，非常清楚而强烈地表达了其欲使儒学真正成为政治之指导的愿望。概言之，在推进儒学的政治化上，魏了翁是与真德秀一样贯彻始终的，纵观嘉定以来两人的努力，后人论他们是“双轮”“双翼”，实为确论。
  经过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在整个后朱子时代的各种历史因素的推动下，朱学终于获得钦定。宋理宗在《宋史》也因此而获得“身当季运，弗获大效，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的评价。但是，《宋史》同时指出，“理宗享国久长，与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贤相相继，理宗四十年之间，若李宗勉、崔与之、吴潜之贤，皆弗究于用；而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治效之不及庆历、嘉祐，宜也”。而且“其中年嗜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经筵性命之讲，徒资虚谈，固无益也”。②后来四库馆臣说得更透彻：盖理宗虽浮慕道学之名，而内实多欲，权臣外戚，交煽为奸，卒之元气凋敝，阅五十余年而宋以亡。①后人的这些评价，实可由前引魏了翁所言“正论虽日闻而实未尽行，贤才虽日至而实非信任”得到印证。因此可见，理宗之钦定朱学，实出于政治上的权宜策略。
  思想与其在政治上的应用有所出入，本是情理中事。因为政治的原则，按照儒家“政者，正也”的界定，在其抽象的意义上与朱学所设定的以“理”为象征的价值标准固然一致，但是当正义的原则落在政治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所体现出的，终究只是各种力量的动态均衡，亦即权宜性的决策。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思想因政治上的权宜性决策而没有得到完整的贯彻，而在于政治赖于展开的程序、机制以及人，在多大的意义上能体现其指导思想。就晚宋看，如上所言，朱学之钦定，对于现实政治基本上是徒具形式而已。
  至于朱学本身，固然因政治的钦定而去掉了“伪学”的身份，摆脱了被封杀的厄运，但却也因为政治对它进行规范化了的符号运用，从而失去了思想上的活力。不仅是朱学失去了活力，而且对儒家精神作其他理解的学派，也因此受制于政治符号化了的朱学，而失去了自由思考与表达的权利。一言以蔽之，儒家的思想活力被儒学的政治文化所吞没。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二《理宗纪二》，第821—822页。 ①〔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五十二《理宗道统赞》跋尾云：“碑惟阙三行，是文王赞，余俱完好。前有庚寅御书印，后有辛丑御书之宝印。庚寅是绍定三年，辛丑是淳祐元年，然则此赞是辛丑重书上石矣。”十三赞“自伏羲迄于孟子”，即伏羲、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 ②（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第300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七《乔行简传》，第12495页。 ④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嘉定十七年（1224）程颐后人的启用。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洛学”条云：“程源为伊川嫡孙，无聊殊甚，尝鬻米于临安新门之草桥。后有教之以干当路者，著为《道学正统图》，自考亭之后，剿入当路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轮对改合入官，迁寺监丞。伊川、考亭扫地矣。”〔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洛学》，沈锡麟、冯惠民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8页。另参《宋史》卷四十《宁宗本纪》、《宋元学案》卷九十七《庆元党禁》。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七《魏了翁传》，第12969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七《真德秀传》，第12964页。 ③此处讨论限于真德秀的思想，至于其他方面，魏了翁有一个很好的评论，他说：“大抵公（指真德秀——编者注）前后论奏，诚积而气和，辞平而理畅，其于是非邪正之辨，言人所难而闻者不敢怨。至于敌情之真伪，疆场之虚实，盖出于素讲夙定，非剽袭流闻之比。故自嘉定以来，凡所论建，至端平后，炳知蓍蔡之先机，故一言之出，天下望而信之。”（〔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十九《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①〔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二《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七《真德秀传》，第12964页。 ③〔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召除礼侍上殿奏札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得圣语申省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真德秀虽然没有明言“圣学”即是朱学，而且他向理宗推荐“华发旧德之臣”以为“朝列新进之士”之榜样，以及理宗“留心典学”的顾问时，特别提出了年过八十的陆学弟子杨简，但可以确定，无论是真德秀还是理宗，在当时的背景中所谓的圣学，所指的无疑就是朱学。何况，尽管在思想上，朱学、陆学，甚至是浙学对儒家精神各有理解上的不同，但并不因此影响他们在政治上的团结。而杨简本人在立身上又是众口皆碑的。 ③〔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得圣语申省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十三《召除户书内引札子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四库馆臣于《大学衍义》提要中称：“德秀此书成于绍定二年，而进于端平元年，皆阴切时事以立言，先去其有妨于治平者以为治平之基。”（〔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大学衍义》，第785页）①〔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十三《得圣语申省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大学衍义》，第785页。 ①〔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十三《得圣语申省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全祖望在《题真西山集》中讲到，乾、淳诸老之后，公认真德秀为“正学大宗”，但后人认为实沉溺于二氏之学（〔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第2708页）。四库馆臣也指出了这个事实，称《西山文集》中“吹嘘释老之焰者，不一而足”，尽管认为对此“不必持门户之见”（〔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二《西山文集》，第1392页）。全祖望以为“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入于佛老”，不足为怪，关键在立身如何，而真德秀自受史弥远打击后，晚年乃阿时相郑清之，实有负“正学大宗”的称誉。窃以为，关于宋儒，包括四库馆臣提到的韩愈，与佛老之关系，乃至其政治上的操持如何，都是儒学研究中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它们关涉到思想与践履两方面，而儒家又主张听其言观其行、言与行并重的原则；同时又是极不易说清的问题，因为它们涉及的层面错综复杂、相互交叠，诚非亲历者能真正体会。此处点出这个问题，则仅在希望呈现真德秀历史形象之一斑而已。 ②四库馆臣在肯定《大学衍义》的基础上，进而指出“若夫宰驭百职，综理万端，常变经权，因机而应，利弊情伪，随事而求，其理虽相贯通，而为之有节次，行之有实际，非空谈心性即可坐而致者，故邱濬又续补其阙也”。虽然指出了《大学衍义》尚不完备，但实际上也承认了真德秀的工作是富于开创价值的。 ③〔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六十九《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学案》，第2696页。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二《鹤山全集》，第1391页。 ①〔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二《上建康留守叶侍郎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全祖望于《鹤山学案》案语中指出魏了翁“私淑朱、张”，“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根据是否就是这封信，不得而知，但全祖望此语点出了魏了翁的思想背景的复杂性。《鹤山学案》附录有刘漫堂给魏了翁的一封信，云：“张、朱、吕三先生之亡，学者伥伥然无所归。叶水心之博，而未免误学者于有；杨慈湖之淳，而未免诱学者于无，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是正之！”（〔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八十《鹤山学案》，第2671页。）实际上魏了翁不仅对永嘉学有所钦慕，对杨简、袁燮为代表的甬上陆学也很亲近（参见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五《答袁提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魏了翁除侍郎已是理宗即位以后，故刘漫堂此信说明在嘉定十余年中，浙学与陆学仍有影响，但朱学显然已胜出。 ②〔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十五《奏乞为周濂溪赐谥·又小贴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十六《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四《答任总干》，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四《答长沙李县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六《答真侍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四十八《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六《答周监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六《答巴州郭通判》，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六《答夔路赵运判》，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五《答朱择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六《答周监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六《答杨次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五《答池州张通判》，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六《答杨次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宋〕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六《答真侍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一《理宗纪一》，第799页。 ①〔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十八《奏议·应诏封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论十弊条目，《宋史》本传文字上略有出入，四库本唯缺第五款，此引第五款据上海涵芬楼据嘉业堂宋刊景印本《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①〔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十九《被召除授礼部尚书内引奏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②〔元〕脱脱：《宋史》卷四十五《理宗纪五》，第888—889页。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二《大学衍义》，第7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