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总而言之，在南宋文化建设可虑及的层面上，从文本、仪礼到组织建设，黄榦都做了非常踏实的工作，使朱学成功地由思想向文化转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黄榦在思想建设上没有自己的阐述。黄榦在努力推进思想向文化转型的同时，对朱子思想也同样是作了进一步的展开。
  关于黄榦对朱子思想的推进，上引吴昌裔所言，“惟文公发明致知主敬之义，每使学者互进功程，其说固已内外兼该。而先生体帖居敬集义之旨，专欲教人点检身心，其功尤为近里亲切，实是一个最恰当的概括。如果说黄榦在使朱学由思想向文化发生转型方面的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形态化的建设上，那么其在对朱子思想所作的进一步诠释上，则主要是向“心”里作内省性的工夫。
  作为朱子最重要的弟子，黄榦对于朱、陆之争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其将朱子思想诠释成内省性的心上工夫，表面上似有违背师说的嫌疑，但实质上黄榦是作有前提性的设定的。这个设定就是贯彻朱子“理一分殊”的本体论。黄榦说：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岂不自博而反约哉？①按照黄榦的阐释，如果在抽象的意义上“但存此心”，固然可以在知性层面上对事物之理有一个清晰而完备的认知，但这还并不足以进入践履的层面，知性所把握的“理”与个人生命仍是相分离的。这其实便是后来王阳明力主“知行合一”的关键。为什么知性层面上的义理认知不足以保证践履层面上的生命展开呢？黄榦有一段自我剖析的话，颇值玩味，他说：榦老矣，未能忘禄。非禄之不可忘也，不仰禄则又须别求，所以糊其口而劳心害义，反甚于仰禄。以是东西南北，惟命是从何去就出处之敢言，何功名事业之敢望！特汩没世俗，学问尽废，大为师门之罪人,不敢自文也。②黄榦当然不是“汩没世俗，学问尽废，大为师门之罪人”之人，他所以如此自责，是想说明，在现实的层面上，人生实受制于许多东西，轻者是生存，重者是名利，极不自由。要能完全地按照知性层面上所认知的义理来践履，必须从制约人生的这些束缚中挣脱出来才可以。但是这个挣脱，又并不是真的彻底地将生命加以封闭起来，否则即如黄榦所言，“害义反甚于仰禄”，陈义过高，流于自欺欺人，直使道德蜕为虚伪。因此，仰禄而担道,生命在世俗的展开中来求得道德精神的成就，这中间便有一个现实性的把握问题，即必须使生命融入世俗的生活，同时又不因为世俗的生活而使道德精神汩没于其中。只是，生命在世俗中的展开，所面对的境遇时时不同，“物各是一样”，如果徒恃知性层面对义理的认知，这个认知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把握，只有“穷理致知，使知性之所认知的“理一”，见证于生命展开中的“分殊”，始足以真正使“理”得以贯通，生命始成其为“活泼泼”的存在。因此“自博而反约”是一个不可跳过的环节，“道问学”是“尊德性”不可舍弃的基础。可以说，黄榦对师说是予以坚定维护的。
  但是，尽管黄榦强调“主敬、致知两事，相为经纬”①，但不可否认,黄榦在对朱子思想的进一步推进上，是以“主敬”，即内省性的心上工夫为向度的，即所谓“持守之方，无出主敬”②。黄榦说：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须默认实体，方见端的。不然，则只是讲说文字，终日说说，而真实体段，无不曾识。故其说易差,而其见不实，动静表里，有未能合一，则虽曰为善，而卒不免于自欺也。莫若一切将就自身上体著，许多义理名字就自身上见得是如何，则统之有宗，不至于支离外驰也。③所言与陆九渊批评朱子，实是很相似了。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通过对朱子所确认的儒家道统的诠释，最后撮其要旨而申明为：“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④尽管仍然是恪守着朱子的思想，但其内倾化是显见的。
  黄榦的这种思想取向，是由朱子对儒家精神的确认所导致的。当朱子将儒家精神确认为道德精神的认知与培养以后，除了使同道中人认同或接受他的确认以外，最重要的是使整个社会按照他的确认来生活。其中，文本、仪式、组织等形态化系统的建设使整体意义上的社群在这个系统中建立起集体无意识，而对于个体意义上的个人道德践履来说，最终只能仰赖于道德主体自我精神上的自觉与自律。其中，自觉并不难，至少在表面上，在认知的层面上，每个人都可以说懂得义理；但自律决不容易。因此黄榦将内省性的心上见得分明，加以着意的标示，这确是对朱子思想应然而必然的理论归结。黄榦讲得很清楚，他说：惟于世间利害得丧，及一切好乐，见得分明，则此心亦自然不为之动，而所为持守者始易为力。若利欲为此心之主，则虽是强加控制，此心随所动而发，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压草，石去而草复生矣。此不可不察也。①这在形式上，至少是在话语上，真仿佛是将朱子思想最终定位为“心学气钱穆对朱子思想曾有一个很精辟的论断：后人言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因分别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一分别亦非不是，然最能发挥心与理之异同分合及其相互间之密切关系者盖莫如朱子。故纵谓朱子之学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亦无不可。②故可知黄榦的努力是深得朱子思想之精髓的。只是思想一旦被推进到个体意识的自我整肃上，正如思想的形态化促成其向文化转型一样，思想便基本上销熄了，践履成为根本的，乃至唯一的事情，正如后来明初的薛瑄所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③这对朱子思想来说，可谓是喜；但对于儒学思想来说，则也是悲。
  还需要指出的是，黄榦对朱子思想的推进是对的，但是从思想的形式上看，黄榦对朱子思想的推进实也呈现出与陆九渊思想相一致的特征。这在黄榦固然非主观所愿，更谈不上是对陆学的引入，但是在客观现象上，则意味着从最忠于朱子思想的学生开始，朱、陆思想调和在形式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实际上，由下文的讨论还可以看到，朱学于南宋最后的发展同样呈现出与浙学（以史学为形式特征）相调和的现象。因此不妨说，在南宋晚期儒学的最后发展阶段，一方面是以朱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向文化转型，在这种转型中，思想获得了落实，实现其社会功能，同时也失去了活力；另一方面是曾与朱学相论争的思想，呈现出与朱学的合流，正是这种合流，使得这些不同于朱学的思想所表达的对儒家精神的理解，得以潜伏存活，并在后来适应的际遇中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形态化了的朱学重新被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