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黄榦并不只是满足于在书本上作仪式的游戏，而是致力于将知识的考古学转化成实践的考古学，通过生活中的现实操作来推广朱学所确认的礼仪。《黄谱》嘉定十二年(1219)条“门人张元简以古昏礼归其女弟，请于先生。为之正其仪法行之。”这是师门中的实践。“乡人有欲行古婚者，独以奠雁恐为人骇笑，来质于公，公曰：‘今人家子弟斗鸡走马，不以为怪，而巍冠博带以行礼，顾虑人之非笑？'其人遂决意行之。”这是向社群作推广。《黄谱》中的各条记载，足以说明黄榦这样的礼仪操演与推广是经常性的、全方位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学生才能够掌握得很好，在他去世后的丧葬中，“门人弟子执绑者二百余人，皆衰经菅屦，引柩三十余里至山间，丧仪如礼。乡人叹息，以为前此未之见”①。
  如果说文本建设作用的发挥需要长时段来呈现，那么仪礼推广的影响足以迅速地产生教化效用。所谓“乡人叹息，以为前此未之见”，正意味着百姓由现场的感触而生发出对规范化仪礼的欣赏，而有身份、有钱的人也正可以借此来证明自己的地位或附庸风雅，尤其是当朱学转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但是，当一种思想呈现为一种形式化了的仪式以后，虽然足以使浸淫于仪式的人们不自觉地接受并认同仪式所传递出的价值信息，但同时也存在着价值因仪式而消解，从而使形式成为无意义的形式的可能。后人在评论黄榦时，虽然真实地指出他是一位以经世济民为职志的儒家，②以证明“洛、闽设教之初，尚具有实际，不徒以峨冠博带刻画圣贤”，③但这种世相的形成，并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正是朱子所希望、黄榦所努力的结果。
  此外，通过形式化的仪礼来实现儒学教化的目的，这个过程是一个以牺牲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的集体无意识的培养过程。④尽管无论是孔、孟，还是朱子、黄榦，在理论上都高度强调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在仪式化活动中的觉醒，但对于社群中的普通人来说，这个要求显然是过高的。而且事实上，朱学刻意于礼制的社会运用所着眼的，与其说是培养具有自觉质疑特性的自我意识，毋宁说是培养呈现在社会习俗中的集体无意识。这便意味着，黄榦在致力于朱学由思想向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思想也因此失落了它的活力。⑤其实，不仅仪礼对于朱学具有这样的作用，标准化的文本对思想的形态化建设固然有益，但对思想的活力同样具有无形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