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子的众多弟子中，黄榦无疑是最重要的。②这不仅是因为朱子将女儿嫁给了他，晚年更具象征性地将“深衣及平生所著书授之”，以及临终有“勉学及修正遗书”的遗言，③为朱子生前所倚重，而且更因为是他在朱子逝世后，为朱学的形态化建设以及传播作出了重要的努力。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后人称勉斋先生。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父亲是监察御史。宁宗朝恩补将仕郎，主要是在地方上任职，历知汉阳军、安庆府。奉祠致仕，归里讲学。一生的主要精力是在朱子思想的建设与传播上。
  黄榦自淳熙三年（1176）见朱子于五夫后，“学精思苦，久而益笃”④，成为朱子最称心如意的弟子。朱子此时的思想已经确立，许多著作也已成形，但朱子的主要著作，即对“四书”“五经”的诠释，是终其一生的工作。黄榦师事朱子时，朱子正在以前所完成的《论孟精义》的基础上撰写《论孟集注》《或问》与《周易本义》等重要的著作，黄榦与其他主要弟子，如蔡元定，都直接参加了讨论与撰写工作。其中，黄榦主要是参与《论孟》方面的工作。朱子《答吕伯恭》云：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方为折中，尚且如此。渠昨日又闻兄丧归去，此事益难就绪矣。① 可见黄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朱子甚为倚重。
  朱子在建构思想的过程中，文本的建设是始终贯彻、相辅相成的工作。 朱子对文本的建设是从北宋诸儒入手，以清理南宋前期洛学传衍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混乱；进而便进入“四书”的诠释；最后是以“四书”为阶梯，进入 “五经二经的诠释虽然仍是朱子的最终目标，但“四书”显然被强烈地凸现出来。
  黄榦对朱子的思想显然具有清晰而准确的理解，因此当他晚年时，便希望将朱子关于“四书”的诠释，作一个系统而有次序的编次，并进一步加以解释，使之呈以更完备且具普及性的文本。
  《黄谱》嘉定十二年(1219)条记“始通释文公《论语》二所附门人陈宓《题叙通释》曰：先生合文公《集注》《集义》《或问》三书而通释之。盖《集注》之辞简而严，学者未能遽晓。于是作《或问》一书，设为问答，以尽其详，且明去取诸家之意。先生恐学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辞而列之于后，以便观览。然《集注》《或问》间有去取之不同、发挥之未尽，先生追忆向日亲炙之语，附以己意，名曰《通释》，于是始无遗憾矣。②黄榦撰写《通释》时，虽然是有所发挥，附以己意，但他完全是依照着朱子的注释本来谈的，因此后人完全可将《通释》与《集注》《集义》《或问》进行对比。这种做法，足以使朱子的思想在得到普及的同时，仍最大程度上忠实地保持其思想本身。
  实际上按照黄榦的原意，对朱子关于“四书”的整个思想进行整理时，“欲合《集注》《集义》《或问》《语录》四记而通释之，其后《语录》未果入也”①。黄榦晚年时，已看到朱子《语录》开始流行的情况。“开禁”以后，朱子思想得到官方承认而渐成时尚，这些《语录》纷纷现世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些《语录》为朱子各时期的不同身份的弟子所记，对朱子思想的反映无疑是混乱的，其中甚至不免有将朱子思想过分主观化的解读，或者信息严重漏损，正如南宋初期二程《语录》的情况相同。黄榦在为当时一刊刻的朱子《语录》作跋时即指出：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门人退而私窃记之。先生殁，其书始出。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其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②因此，黄榦于晚年执意做《通释》这样的文本建设，显然与当年朱子整理二程的著作，具有相似的性质，是希望将思想呈以形态化以便于传播，同时防止误读。
  虽然黄榦只完成了《论语通释》，没有来得及将朱子关于“四书”的诠释与论说加以整理，但正如吴昌裔的请谥文中所说，“《语》有通释，《大学》有经解，《中庸》《孟子》有讲义，尤足以发明师传未发之言”③。
  在朱学的文本建设上，黄榦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对《礼书》的诠释。朱子固然是推崇“四书”，但绝非是要用“四书”来取代“五经”。后来因朱学的意识形态化，“四书”与科举的联姻，使得“四书”有取代“五经”的历史现象，但这并不代表朱子对儒家学术典籍层次的认识与确认。朱子自始至终是将“四书”作为“五经”之阶梯来看待的。因此为“五经”作诠释，是朱子建构思想所必须做的事情。“朱子治经，《易》《诗》皆有成书。晚年刻意修《礼书》，以《书传》嘱付蔡沈。独于《春秋》未有撰述，并戒学者勿治。”④朱子对《礼》的诠释，最后之成书是《仪礼经传通解》。此书不仅朱子生前未完成，而且黄榦生前也未完成，最终成书于杨复，但诚如四库馆臣所言，“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①。这中间，黄榦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黄谱》庆元二年(1196)条载：初，文公虽以《丧》《祭》二礼分畀先生，其实全帙自《冠》《昏》《家》《乡》《邦国》《王朝》等类，皆与先生平章之……明年三月乙亥朔，竹林精舍编次《仪礼》集传、集注书成。条理经传，写成定本，文公当之；而分经类传，则归其功于先生焉。
  此说明，朱子生前对《礼》的诠释，除了专门分《丧》《祭》二门给黄榦外，整个工作也是让黄榦作重要助手的。《黄谱》引多条资料说明了这点。
  黄榦致仕以后，即开始对《丧礼》稿本精修。至嘉定十三年(1220)夏完成。②《祭礼》部分虽然没有脱稿，但黄榦自称“某于《祭礼》用力甚久，规模已定。每取其书翻阅而推明之，间一二条尚欠修正。”③张虑于嘉定十五年(1222)刊刻《仪礼经传通解》时所撰序文，也说明《祭礼》基本上是根据黄榦稿本整理而成的。
  《仪礼经传通解》的完成，对于朱学而言，决不仅有文本建设的意义，而是更具实践的意义。钱穆指出：朱子治经，最知重考据，于礼最多涉及。清儒考礼，其所用心，仅在故纸堆中。朱子治礼，则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此不同也。④这是非常重要而正确的论断。宋代儒家在追求实现自己的经世致用的目标上，至朱子始高度自觉与始终如一地将政治的切入改为社会的切入，通过社会的改造来逐步影响于改造政治。这个社会的改造，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愿望，而是可落实的践履。这个践履的起点当然是在个人的修身上，这属于心性之学的范畴。而由个人的独自修身进入社会关系，固然心性之学仍是实践主体的内在依据，但实践主体终需要有可遵循的外在规范，这个规范即是礼。朱子诠释《仪礼》正着眼于为社会提供这样的规范。他循着实践主体的践履所涉社群范围的外展，将《仪礼》按《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依次展开。正是因为朱子诠释《仪礼》具有这样的实践性，所以他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作了相应的调整，即四库馆臣所谓“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厘析”①。而如上所言，朱子的这个思想，正是由黄榦来加以落实的。
  尤为重要的是，在家庭与一般社群的仪式化活动中，最显著的是丧、祭二礼。而在南宋的丧、祭二礼中，主要已由佛教仪式来主导，因此，诠释《仪礼》，最具实践意义的就是《丧》《祭》。杨信斋说：《礼》莫重于《丧》《祭》，文公以二书属之先生，其责盖不轻也。先生于是书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诸儒同异之论，剖击世俗蠹坏人心之邪说，以示天下后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远也。先生之心，忧天下后世为心，夫岂以著述为一己之书哉？②这正指出了黄榦在诠释《仪礼》方面对朱学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