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要分析南宋后期儒学思想的倾向与特性，必须先了解“庆元党禁”的结果。
  在“伪党”名单中可以看到，朱学、陆学、浙学三系的人员都在，这意味着关于儒家思想的论证并不是“党禁”的根本原因。“党禁”更主要是一个政治上的派系斗争，朱学、陆学、浙学三系尽管思想不同，但在政治上大体属同一派系。这意味着，政治上的气候变化虽然对南宋的儒家学者有政治上的打击，但对于儒家学者彼此之间的思想论辩并无很大影响。
  田浩认为，（“庆元党禁”带来的）政治的冲突加强了道学群体内部的团结。①这个“团结”如果只是指政治上的，是对的，但却毫无意义，因为“党禁”前，儒家学者在政治上便是十分的团结。如果说这个“团结”是指思想上的，则错了。朱子并没有因为“党禁”将思想不同的儒家学者聚合在一起，便含糊了思想上的原则而放弃了对江西之学与浙东之学的批判。对江西之学，朱子在陆九渊去世后，实际上更加毫无顾忌地给予了批判，并没有因“党禁”而改变。对浙东之学，“庆元党禁”中，叶适与陈傅良的著述被毁版，朱子即拍手称快。至于朱、陆的学生辈，更是不遗余力地卫护师门，彼此攻击。
  事实上还需要提出的是，所谓政治上的打击，似乎也仅限于仕途上的罢黜，并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进行什么清算。确实，“党禁”期间，有许多攻击朱子以及“伪党”“伪学”的奏文，诸如“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悉见黜落”②等，但事实上儒学的活动及思想建设并没有因此停止。蔡元定流放，朱子率众人相送；以及朱子卒，“诸生近者奔讣，远者为位而哭”③，葬礼虽声称被监视，但会丧者仍有几千人，实际上都是很招摇的事情。朱子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即修《仪礼经传通解》、集《书传》，都于此开始；其他学者从事儒学活动也依旧进行。“党禁”起后，之所以有众多攻击“伪党”“伪学”的奏文，其主要原因是大批列入党籍中人被削罢以后,其余官员们或表态，或希望取悦韩胄以图仕进。
  “庆元党禁”对朱学真正的影响，除了当时中人在仕途上遭到挫折，以及受此压迫而在精神上承受苦闷外，从长时段来看，与其说是打击，毋宁说是助长。如上所言，“庆元党禁”在理论上并没有对儒家学者的思想进行有力量的否定，充其量只是些表态或取媚性质的攻击，在学术活动上也谈不上封杀。而“庆元党禁”对儒家学者在政治上的清理，滋生出了仕风的腐化，韩侂胄执政期间使整个官僚阶层的风气被毒化，这种毒化对后来的“开禁”，以及以后的儒学兴起，乃至最终的朱学被官方化，又可谓有着极大的助益。
  当乾淳年间(1165—1189)儒家思想建设与活动处于高峰时期，儒家学者，尤其是朱学，因其陈义与标举，实已令人反感；而浙学中人对科场的左右，更不免为天下人厌恨。后来在“党禁”中所表达出来的看法，其实正是这种反感与厌恨的集中反映。但是经过“党禁”以后，仕风的腐败极大地从反面凸显出了修身有节的儒家学者的品质，而其思想的价值，尤其是强调道德主义立场的朱、陆思想的价值，更是随时而增。后来宋理宗在真德秀、魏了翁的推动下褒崇朱学，重要的切入处便在对这个仕风的整治上。
  “庆元党禁”带给后来儒学发展的另一个结果，是“党禁”以后的政治变化对浙学的影响。浙学在乾淳时期的兴起，从吕祖谦到永嘉学派，很大的原因是凭借着场屋中的成功，尽管浙学中的领袖人物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也不是完全同意这种取向，但浙东的仕风也不能不让他们妥协。“庆元党禁”在科举上实行封杀，实际上最受损伤的不是朱学与陆学，而是浙学。尽管“开禁”以后，健在的陈傅良与叶适官复原职，但浙学来自场屋决战的风头却已失去。
  更严重的是，韩侂胄执政以后不得人心，为求改变，决定北伐，从而对事功学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从思想的立场上说，北伐是持功利哲学立场的陈亮、叶适的基本政治主张，因此思想与言论上主张北伐对叶适来说是一贯的事。但是，韩侂胄的不良动机，叶适当然是知道的，尤其是目睹此时南宋的实力，叶适也清楚地意识到北伐并不是一件可轻易谈的事情。现实的状况与自己立场之间存在的冲突，对叶适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因此一方面他上书宋宁宗，希望朝廷改开边为修边，整兵而不用兵，增强实力以待来时；当韩侂胄欲借其名起草出师诏书时，他拒绝了。但另一方面当北伐启动后，尤其是出现危机时，他又积极投身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活动，甚至进入前线，而他个人的仕宦生涯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但是随着北伐失败，韩侂胄被诛，叶适不仅退出政治舞台，而且他所主张的思想，也因此遭到攻击，因为已有的实践似乎证伪了浙学。全祖望在《水心学案》案语中说：许及之、雷孝友之劾先生也，当时无以为然者。自方回始据之以诋先生，其意特以先生论学有所异同于朱子，遂拾小人之说以毁之。①此后，叶适息影于水心村。虽然他继续讲学，但其实已经少有士子关心他的思想，他们感兴趣的大多是请教场屋决胜的本领。叶适自己就说：“余久居水心村落，弄蓑圃笠，共谈陇亩间。有士人来，多言场屋利害破题工拙而已。”②尽管叶适没有停止理论思考，依然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思想，回应朱子的批判，其理论上的诉求也诚如全祖望于《水心学案》中所指出：乾、淳诸老即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③但是这个“鼎足”，不过是后人理论上的总结，其实并没有在“庆元党禁”以后的思想场中呈现出来。尽管叶适的实际年龄与朱、陆的弟子同辈，他去世于1223年，朱、陆的重要弟子也差不多同时去世，如黄1221年卒，陈淳1223年卒，蔡沈1230年卒，杨简1226年卒，袁燮1224年卒，但是叶适的思想是不属于这代人的，他的思想在南宋儒学的谱系上是属于朱子、陆九渊、陈亮那个辈分的。④换言之，在经过“庆元党禁”以及开禧北伐后，对儒家精神作功利哲学诠释与政治制度建构的浙学，在形态上已趋于销熄，而对儒家精神作道德之学诠释与人心社会改造的朱学与陆学则得以荣进。
  此亦可以由乾淳诸家在南宋后期弟子的数据来加以说明，《宋元学案》与《儒林宗派》作有详细的排列。今取方便，据万斯同《儒林宗派》将诸家弟子数据列表如下：此表中之第五代已是明代的人物，尽可不考虑，事实上明代依附朱学的人数远不止于此，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足以说明这一点。此外，万斯同对于师承认定与其他学者的看法也有出入。譬如宋末元初重要的学者王应麟，万斯同将他归于朱子弟子詹体仁之三传，而《宋元学案》则强调他兼治众家、不名一师，以吕祖谦为主。古人求学，转益多师是非常正常的，大师逝后，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对于弟子、再传弟子师承的任何考证，都难免会有值得商榷之处。譬如叶适再传弟子至少还有吴子良，万斯同则没有将他列入叶适门下，但是这种细节，并不足以影响由《儒林宗派》来分析“庆元党禁”后的学派大势，万斯同的师承谱系基本上反映出了“庆元党禁”以后学派的盛衰概貌。吕祖谦、张栻去世较早，他们的弟子事实上无法在乾淳之际儒学回旋冲撞的巨流中自立，吕祖谦还有少数二代传人和一个三传弟子，实已难得。实际上，考虑到这个三传弟子只是家学，说明这个传承实乏影响力。陈亮二代、三代的单线传承，也是家学，与吕祖谦一样。可见，真正于“庆元党禁”后仍有影响力的，只有朱、陆两家。南宋儒学的最后发展，也主要是由朱、陆两家门人弟子的活动构成。
  但是，也必须看到，南宋后期的思想传承，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禁”以后，各家著作都得到刊刻传播，学者们并不是只读一家之书；二是即使是师承有统，往往也是不名一师。因此作为形态化了的浙学固然销熄，但其思想影响仍然会曲折地保留下来。何佑森在《两宋学风之地理分布》中，根据《宋元学案》对浙东学者进行统计后指出：浙东的学者可以分为三期研究：南宋初年高宗孝宗两朝为前期，这一期有艮斋、止斋、水心、龙川、说斋五个学派；宁宗一朝为中期，有木钟、南湖、丽泽、慈湖、絮斋、广平、定川六个学派；理宗度宗为末期，有北山、深宁、东发三个学派。①在中期的六个学派中，后三个是陆学，前三个是朱学，但朱学中的木钟（陈埴）少师叶适，丽泽诸儒渊源于吕祖谦，②实是在接受朱学的同时融入了浙学的因素。至于末期的深宁（王应麟）与东发（黄震），后来学者如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将他们归属于朱学，但王应麟的史学，全祖望强调师法于吕祖谦，③何佑森在上引论文中则断言渊源于永嘉之学；而黄震，侯外庐等则因其是朱子门下而兼学于吕祖谦的辅广的再传，故强调其与婺学有渊源。④王应麟与黄震皆重史学，是否因此就一定在学统上认定是对婺学或永嘉学的传承，这是可商榷的。因为在朱子的学术中，也承接了湖湘学理学与史学相融的传统，并发展出了他的理学化的史学，⑤但是，以永嘉学、婺学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传统，乃至甬上四先生的陆学传统，一定也在浙江学者接受朱学过程中产生出潜在的影响。这点从元、明、清浙江学者编辑的《敬乡录》《金华丛书》《四明丛书》《永嘉丛书》便足以得到反映。相反，若固执于学统或理论中来梳理彼此的关联，则会或陷入师承门户式的窠臼，或流于断章取义式的肢解，并不足取。而四库馆臣论王应麟的说法，“博洽多闻，……渊源亦出于朱子”⑥，是比较适用于晚宋儒学的整个基本面貌的。
  就朱、陆两家而言，由上表看，陆学门楣显然不如朱学，尤其是到三传弟子。南宋儒学在“开禁”以后，从政治的平反到逐渐发展成意识形态，是在理宗(1224—1264年在位)早期完成的，即大约在1220-1240年的二十年间。而这差不多是朱、陆第一代弟子相继去世，如黄榦、陈淳、杨简、袁燮，第二代弟子，如真德秀(1178—1235)、魏了翁(1178—1237)、何基(1188-1269)开展活动的时期。从前表中可看到，陆学弟子的锐减是在第三代，也就是在政治上儒学得到肯定的时候。从正常情况看，在政治上得到肯定后，朱、陆两家的外部条件是一样的，虽然朱子作为“党魁”，政治上平反当然是将其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的，加之陆九渊去世也已多年，两人的影响定会有所差别，如嘉定二年(1209)朱子即赐谥“文，而陆九渊则迟到嘉定十年(1217)始谥“文安”。但是，在此期间，陆学思想的影响与弟子们卫护师门的活动都是非常强烈的，这从陈淳对陆九渊、张九成、王思想在浙江活动的感叹①即可想见。因此，朱、陆两家盛衰的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自身学术资源的差别上。
  首先是著述问题。朱子在思想形成与展开的过程中，思想的文本建设是始终作为一个重要基础来铺设的，而陆九渊则极不重视这项工作。在大师已逝的情况下，虽然各自的弟子们仍努力维护师说，但在当时谁也难有像大师们那样的左右力，留给后辈学者们的思想空间，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们自己的阅读，尤其是那些真正有力量的后辈。因此朱子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这里尤为关键的还不是读大师们的一般文集或语录，而主要是读“四书五经”。经过多年的思想推动，“四书”正如朱子所希望的那样，已成为士人进入儒学的阶梯。而“五经”的诠释或由朱子、或由朱子与其弟子完成。尽管人们仍然可以找到汉、唐的本子，如《五经正义》来读，但一则读本不如朱子的注释本容易找到，二则是朱子的注释本在语言文字上显然更具有“现代性二朱子的注释本，无疑是非常自然的首选。这便意味着学人首先易受朱子思想的影响。魏了翁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魏了翁名义上系朱子再传，实际上是私淑。②魏了翁在回忆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时说：某少时只喜记问词章，所以无书不记。甲子、乙丑年间［即嘉泰四年(1204)与开禧元年(1205)间——编者注］,与辅汉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时时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觉得记览词章皆不足以为学，于是取“六经”、《语》《孟》，字字读过，胸次愈觉开豁。①魏了翁在谱系上还算是再传弟子，他对儒学的接受已是如此，更可想象三传的弟子当更是依赖于朱子的著述，甚至是朱子弟子们的著述。
  其次便是弟子们的工作。朱、陆主要的亲传弟子固然都能维护师说，但努力方向却绝不相同。朱子的弟子，或在伦理的践履上严格按照朱子的精神来贯彻，如黄榦在福建的工作；或继承朱子的未竟事业，从事经典的文本建设，如黄榦、蔡沈对经的集注；或主要阐述朱子的思想，并落实在文本上，如陈淳晚年诠释朱子思想的《北溪字义》，呈以词典的形式，就是针对人们对朱子思想可能的误读，而借此来规范、引导后辈学者对朱子思想的理解。概言之，朱子弟子大都是祖述师说，这点在后文还会具体讨论。陆九渊的弟子，对师门的卫护，则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请谥与道统上的争执，如槐堂弟子所为；对师说的维护，则并不是满足于阐述，而主要是将自己的体会融入并加以发挥，其结果往往是凸现出陆学所包含着的问题，如杨简。本来，这些问题在陆九渊的思想上，只是他的思想整体中的一部分，并不一定成为问题，而在其弟子处，则被单向度地予以彰显，其结果反而失去了陆学的精神。因此，相形之下，朱、陆之彼此消长，实不待言。但是，尽管在南宋后期，朱、陆两家呈现出了明显的彼长此消，甚至可以说，作为形态化的陆学与浙学一样，最后也销熄了，②但是，无论如何，如同浙学的思想融入了朱学一样，陆学的精神实也合流于朱学。而且，相比之下，浙学的融入是悄无声息的，而陆学的合流则是有形有声的。不仅陆学中有人对朱学认同，而且更有朱学中人对陆学作引入。③由上文朱、陆两家盛衰情况的讨论，可知影响朱、陆思想的后来发展的，主要是朱、陆的第一代弟子。朱子第一代弟子虽然众多，但有些已先他过世。在“庆元党禁”后仍然活动并影响到后世的主要是黄榦与陈淳。事实上他们的工作也决定了朱学的转型。陆九渊的第一代弟子实际上并不少，只是列入学统中的却有限。从哲学思想的传承讲，甬上学者无疑是重要的弟子，其代表人物即杨简。杨简的思想固然是彰显了陆学的问题，但他的思想实也反映了南宋晚期儒学由思想向文化转型的趋势，同时也为南宋儒学的最后发展注入了复杂的影响。
  只有在分析了朱、陆的亲传弟子们情况的基础上，再来讨论属于再传弟子的真德秀与魏了翁的儒学意识形态化的努力，才显出其意义，以及看到他们的思想所呈现出的特征。
  此外，在讨论到南宋最后阶段融会了陆学、浙学的朱学发展时，往往将朱学的重点移到浙江。这是由《宋元学案》带给后来学者的重要信息。①但是，这个信息是需要加以说明的。将朱学在南宋最后阶段的发展，聚焦于浙江，是因为金华的北山四先生，以及王应麟和黄震。其中北山四先生是由黄榦所派生，向被视作朱学中的嫡传、道统正宗。然事实上，黄榦的弟子，“其传之著者，在闽则宓斋陈氏、信斋杨氏，在浙则北山何氏，江以西则临川黄氏，江以东则双峰饶氏”②。其中无疑以闽中人士居多。《宋元学案》的看法是带着论著者的特定历史价值观的，只有在作出说明以后，才宜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来加以讨论。这个说明将在后文中进行。这里只粗略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闽中朱学的努力，不仅更能反映出南宋儒学最后阶段由思想向文化转型的特征，而且对后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概言之，在朱学得到官方认同并开始向意识形态转型以后，朱学在南宋最后阶段的发展，实是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类型得到推进的，而且正是这种推进，既给南宋儒学划上句号，也使南宋儒学传至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