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代儒学的发展从未剥离于政治，甚至可以说，宋代儒学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无论各派的具体哲学理论如何不同，儒家的终极目标都是要经世致用的，而这也决定了宋代儒学与政治始终有着全方位立体的关联。
  从朱子与张杭、吕祖谦论学起，他们关心的就不纯粹是学术，而始终是将学术的讨论联系到人心世道的整治上。乾淳期间(1165—1189),以及绍熙年间(1190—1194),当朱子由与张杭、吕祖谦探讨，转到与陆九渊、陈亮、叶适的论辩时，南宋儒家的发展不仅在理论上被推向高潮，而且在形式上也推进到了一个高度清晰化的程度。这个高度清晰化的形式绝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在称谓上，“道学”之名被创生；思想上的共同关注者,亦即同道、同志者(尽管观点有所相同)，渐成政治上的同党;①至于讲学、刻书、立祠等，更是不一而足。
  毫无疑问，南宋儒学的这种形式化推进，对于现实的政治与社会而言,具有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力。一方面，这种推进使南宋儒学的发展成为南宋社会的主要力量。绍熙五年(1194)秋，作为“党魁”的朱子被召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是这种影响的结果，也是这种力量的集中象征；另一方面，这种推进刺激了被排斥在外，特别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其他官员的反弹心理，一旦出现转机，这种反弹心理便会发作为事实。朱子立朝四十六日即被罢免，并旋即演成“庆元党禁”，即是这种结果的表现。
  “庆元党禁”直至嘉泰二年(1202)开禁，历时八年。“党禁”前，陆九渊与陈亮已分别于绍熙三年十二月(1193年1月)、绍熙五年(1194)去世。“党禁”期间，朱子也于庆元六年(1200)去世。在学术谱系上与朱子、陆九渊、陈亮同辈分的重要学者中，陈傅良与叶适度过了“党禁”的日子，并于“开禁”后官复原职。只是陈傅良不久即卒(嘉泰三年，1203),只有叶适一直活到了嘉定十六年(1223)。
  南宋儒学便是在经历了这样一段政治风波以后，完成了最后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南宋儒学经过了渡江后的王学与洛学的艰难转手、洛学的众说分歧、朱子的集大成，以及由此引来的挑战及其进一步的回应，使南宋儒学在围绕着“什么是儒家精神”这一问题上作了充分的展开，那么，在“庆元党禁”以后南宋儒学的最后阶段，南宋儒学得到了极好的归落。这个归落就是南宋儒学完成了由思想向文化的转型。显然，这个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思想原创性的活力消退。正如一条长河，从源头的细流开始，中间经过分流与汇入，形成了在两岸紧迫中回旋冲撞的巨流，最终它将两岸冲开，使跳跃咆哮着的流水趋于舒缓，直至融入大海。这个融入，是河的生命的终结。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即在文化的意义上、在海的意义上说，南宋儒学的河流也是获得了新的生命，在这个新生命中，将涌动、培植、迸发出新的活力。南宋儒学正是在与政治的互动之中，得到了发展与最终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