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集中代表，至南宋时，苏轼的文学艺术早已蜚声国内，出现“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的盛况，甚至孝宗皇帝也特赠“太师”，亲制赞文，称苏轼为“一代文章之宗”，有“雄视百代，自作一家”“跨唐越汉，自我师模”之论。
  朱子却站在时代学术的高峰，以纵览古今、涵盖千古的气概，论苏轼之学，辨苏轼之文，褒贬论定，极具眼光。首先，朱子对苏轼学术提出了最严厉的批评：其一，指明苏氏学术的实质是“儒名而释学”。他说 ：“苏氏兄弟乃以仪、秦、老、佛合为一人”，④是“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⑤，也即杂合了纵横家、佛家、道家思想。其二，对苏氏之学害道的性质，看得比王学更为严重。因为苏氏之学“高者出入有无而曲成义理；下者指陈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识才辨、谋为气概，又足以震耀而张皇之，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⑥其三，指出苏氏蜀学之弊的原因是“学不知道”，即不能将圣人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通过学习而内化为自己的行动，以保证设心造事、学问文章永远立于正道。其次，朱子对苏轼文学成就的高度肯定，也包含有不同程度的批评。《朱子语类》云：“（东） 坡文雄健有余”①“东坡文说得透。”②“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③，“东坡天资高明 ，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④。其褒贬兼有处亦可从三方面看：其一，发明义理与抒写性情。朱子认为“ 治经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⑤，“东坡一生读尽天下书”⑥，“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⑦，按照“发明义理”的标准，他赞同苏轼《富公神道碑》能发明己意，也批评《峻灵王庙碑》《伏波庙碑》全无发明。 其二，批评苏轼语言风格“华艳处多”，“伤于巧”。《朱子语类》说：“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到得东坡，便伤于巧。”⑧“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⑨就影响一代文风而言，此说有针砭时弊之用； 而就苏轼驰骋不羁的创作风格言，则未中肯綮。其三，对东坡文“初无布置”“里面有法”的肯定。《朱子语类》载朱子与游道夫论苏氏《温公神道碑》，“问：‘大凡作这般文字，不知还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据他一直恁地说将去，初无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说起头时，自未知后面说甚么在。’”⑩“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这是对苏轼创作上的自由境界和法极无迹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