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楚辞》最早的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本十六卷，东汉王逸增订注释，为《楚辞章句》十七卷。北宋晁补之删《九思》篇，成《重定楚辞》十六卷，又选历代受屈氏影响较大之文，编《 续楚辞》《变离骚》各二十卷（均佚）。复有洪兴祖对王逸本修订，成《楚辞补注》十七卷，所补虽间有新义，亦未能有所突破。至南宋时，朱子编成《楚辞集注》，又撰《楚辞辩证》《楚辞后语》，成为《楚辞》 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朱注《楚辞集注》的动机，或谓“朱子作牧于楚”，或谓“庆元党禁”，或谓赵汝愚被贬暴死，或谓“ 纠王逸、洪兴祖之失”，都有很充分的理由。今人莫砺锋据朱子自序，认为，朱子“不满于旧注只注意到屈赋的训诂名物，而没有能发明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所以，“纠王、洪之失”是不错的。但周密、陈振孙 、赵希弁、王应麟都有“寄意汝愚”之说，且朱注《楚辞集注》的直接触发因素是“庆元党禁”，而从其更深广的时代背景来看，重视《楚辞》的思想意义也有其时代背景。因而，我们可以综合以上各说：“作牧于楚”是朱子《楚辞》整理的最初动因；“寄意汝愚”则是整理过程中进一步推动朱子集注的强大动力；“庆元党禁”乃《楚辞》文献整理的历史脉络；“纠王、洪之失”才是朱子在《楚辞》文献整理过程发现的纯粹的学术依据。
  我们认为，朱子《楚辞集注》的思想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揭示屈原忠君爱国的思想情怀。蕴藏在《离骚》之《九章》《九歌》中的是屈原高尚的人格和“忠君爱国之诚心”，朱子致力于“发明屈子之微意”， 是以屈原高尚的人格，自抒怀抱，寄寓他对无端遭受的政治迫害的抗争情绪。二是在注释过程中把自己遭谗被逐和对时事的感慨寓于注义、题解、辩证和序文之中，从而丰富了《集注》一书的时代内容。朱子实以屈原人格精神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从“发愤著书”的角度来理解朱子的《楚辞集注》，这是十分精当的。
  朱注《楚辞》在文学艺术上的功绩不可磨灭，他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从“露才扬己”到“ 忠君爱国”，这是对屈原人格评价上的一个飞跃，是朱子《楚辞》研究的最大功绩。
  朱注《楚辞》对比兴手法的分析也大大超越前人：一是纠正旧注逐句作注的做法，改以一章为单位来解析，无王逸附会穿凿之弊；二是注意到屈原笔下的比喻用得轻虚空灵，具有多层次关系，不能死板实在，否则，就会直致而太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