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文体是文章的语言存在体。《尚书》与《诗经》的出现，标志着文体的正式确立。至战国时，各种文体已基本完备。《汉书·艺文志》已有诸子各家及小说、诗、赋之分，晋代开始出现论文体的专著，如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至南朝即有文体集大成之作——刘勰的《文心雕龙》。隋唐以后，新文体陆续出现，文体论著作也不断出现。朱子虽无文体论专著，但他却有丰富的文体学思想，散见于其所作之序、跋、答问、语录及《韩文考异》《楚辞集注》之中。
  1．朱子论文强调识体，并进而详析历代文体衍变，推尊雄健英伟的文章体格，贬斥体气卑弱之作，以求转变一代文风。朱子认为：“古人作文，亦须有个格样递相祖述。”①如圣人作六经教后世，其用自不相同，“《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严，《礼》以正行，《乐》以和心。”②因此，他提出“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乡背”③的问题。他历述先秦以下诗文体格，提出“文三世”“诗三变”说，认为文有三世，有治世之文、衰世之文、乱世之文。“六经”圣贤之文精明纯粹，自然平正，是治世之文，当居上品；战国之文虽出乱世，然其卓越英伟之气，仍可居中品；只有衰世之文萎靡烦絮，支离漫衍，只能居于下品。“诗三变”即诗三等。朱子认为，诗三百、《楚辞》下及魏晋之诗自然高远，可为一等，成为诗之根本准则；自晋宋下及唐初之诗自为一等，虽有高下，其法犹未变，可为学诗者之羽翼舆卫；至陋者则自沈、宋以后下及今日之诗亦为一等，法皆大变，无复古人之风。可知朱子推尊古体，而卑视近世俗体，即此亦可见宋人论诗辨体之风气。
  2．对韩愈新体散文的认识。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包含了对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等方面的革新。韩愈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反对骈文、发展新体散文的号召，而且在实践中创作了新体散文。朱子晚年校勘韩文，对韩愈的新体散文有新的认识。朱子认为，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他认为韩文议论正规模阔大，他对韩愈“文气笔力之盛，关键纪律之严”有充分的把握，又对今人于韩文“知其力去陈言之工，而不知其文从字顺之为贵”甚为不满，因而他把这种认识运用到韩文校勘之中，一方面指出韩文在形式结构、文势、文气、格律及语言等方面的 “布置”，一方面强调其“文从字顺”的特点，对时人追求生新瘦硬、险僻艰涩之风，试图用“深厚朴素矫之”。朱子还注意到韩文的总体风格与韩愈各体文章风格的不同，如将议体与诗体、戏剧体以及铭体、记体作了比较区分，探讨了文体对语言的要求和作者语言个性风格的关系问题。
  3．对骚赋体的论述。朱子晚年更注《楚辞》，确立骚体，用“变风”“变雅”之说，来肯定楚人之辞，让骚体上承风、雅，进入《诗经》体变的正统行列；继而用“六艺”说理论，来区分骚体与诗体的形式内涵，指出骚体兴少而比、赋多的特征。他在集注《楚辞》的过程中发现以注《诗》之法注《骚》的束缚与限制，因而中途抛弃原有方法，在《九歌》注出“全篇为比”的方法，继而进一步认识到，骚体的比兴形象远较诗体的比兴形象丰富深刻得多。朱子在《楚辞辩证》中说，楚俗祠祭之歌，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区区忠君爱国之意。以其君臣之义而言，则其篇内又或自为赋、为比、为兴，而各有当也。发现了骚体中比兴形象的多层次结构。这些，都是朱子在文体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