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文道论文与道，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一般而言，文指文学形式，道指文学内容。文与道的关系也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历史上，人们多从重道轻文、重文轻道、文道并重，以及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等思维角度来分析、总结文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到了朱子，则打破了千百年来论文道关系的旧思维模式，不再置文、道于两端，而合文道于一体，指出了“道文一贯”“道本文末”的认识和“积道成文”的过程。可从三个层次的结合上来理解。
  其一，道文一贯。朱子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①，“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②。又说：“道无适而不存在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③道文一贯，或云文道合一，二者不可分离。这是朱子文学理论的核心。
  其二，道本文末。朱子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④这就是说，文与道如同一棵树，道是根干，文是枝叶。所以，不能离道言文。
  其三，学文之途，根本在修身学道。朱子奉孔子“有德者必有言”为信条，坚持认为，“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⑤。他在《读唐志》一文中说：“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圣贤之心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⑥意思是说，不是说学道为文，也不是从学道走向学文，而是说学道修养，积累久之，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达此境界，则发于事业，便德业至盛而不可加；发于文章，则华实相副而不可掩。这就是“积道成文”的意思，所以学道修身才是为文之根本。
  （二）文体论文体是文章的语言存在体。《尚书》与《诗经》的出现，标志着文体的正式确立。至战国时，各种文体已基本完备。《汉书·艺文志》已有诸子各家及小说、诗、赋之分，晋代开始出现论文体的专著，如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至南朝即有文体集大成之作——刘勰的《文心雕龙》。隋唐以后，新文体陆续出现，文体论著作也不断出现。朱子虽无文体论专著，但他却有丰富的文体学思想，散见于其所作之序、跋、答问、语录及《韩文考异》《楚辞集注》之中。
  1．朱子论文强调识体，并进而详析历代文体衍变，推尊雄健英伟的文章体格，贬斥体气卑弱之作，以求转变一代文风。朱子认为：“古人作文，亦须有个格样递相祖述。”①如圣人作六经教后世，其用自不相同，“《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严，《礼》以正行，《乐》以和心。”②因此，他提出“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乡背”③的问题。他历述先秦以下诗文体格，提出“文三世”“诗三变”说，认为文有三世，有治世之文、衰世之文、乱世之文。“六经”圣贤之文精明纯粹，自然平正，是治世之文，当居上品；战国之文虽出乱世，然其卓越英伟之气，仍可居中品；只有衰世之文萎靡烦絮，支离漫衍，只能居于下品。“诗三变”即诗三等。朱子认为，诗三百、《楚辞》下及魏晋之诗自然高远，可为一等，成为诗之根本准则；自晋宋下及唐初之诗自为一等，虽有高下，其法犹未变，可为学诗者之羽翼舆卫；至陋者则自沈、宋以后下及今日之诗亦为一等，法皆大变，无复古人之风。可知朱子推尊古体，而卑视近世俗体，即此亦可见宋人论诗辨体之风气。
  2．对韩愈新体散文的认识。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包含了对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等方面的革新。韩愈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反对骈文、发展新体散文的号召，而且在实践中创作了新体散文。朱子晚年校勘韩文，对韩愈的新体散文有新的认识。朱子认为，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他认为韩文议论正规模阔大，他对韩愈“文气笔力之盛，关键纪律之严”有充分的把握，又对今人于韩文“知其力去陈言之工，而不知其文从字顺之为贵”甚为不满，因而他把这种认识运用到韩文校勘之中，一方面指出韩文在形式结构、文势、文气、格律及语言等方面的 “布置”，一方面强调其“文从字顺”的特点，对时人追求生新瘦硬、险僻艰涩之风，试图用“深厚朴素矫之”。朱子还注意到韩文的总体风格与韩愈各体文章风格的不同，如将议体与诗体、戏剧体以及铭体、记体作了比较区分，探讨了文体对语言的要求和作者语言个性风格的关系问题。
  3．对骚赋体的论述。朱子晚年更注《楚辞》，确立骚体，用“变风”“变雅”之说，来肯定楚人之辞，让骚体上承风、雅，进入《诗经》体变的正统行列；继而用“六艺”说理论，来区分骚体与诗体的形式内涵，指出骚体兴少而比、赋多的特征。他在集注《楚辞》的过程中发现以注《诗》之法注《骚》的束缚与限制，因而中途抛弃原有方法，在《九歌》注出“全篇为比”的方法，继而进一步认识到，骚体的比兴形象远较诗体的比兴形象丰富深刻得多。朱子在《楚辞辩证》中说，楚俗祠祭之歌，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区区忠君爱国之意。以其君臣之义而言，则其篇内又或自为赋、为比、为兴，而各有当也。发现了骚体中比兴形象的多层次结构。这些，都是朱子在文体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三）文势论文势指文章语意脉络发展的逻辑趋势。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定势》章，专门研究创作过程中，如何按照不同的内容要求确定不同的体制和风格的理论问题。朱子则是大量运用文势理论于校勘实践中之第一人。在《韩文考异》中，他提出判断异文材料的三条标准：“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①把文势作为首要的考校标准，体现了朱熹择善而从的文学校勘立场。
  1．朱子文势论与刘勰《定势》不同，刘从创作出发，提出“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标准，即根据思想内容表达的需要确定文章的体制，按照不同的体制而选择相应的风格；朱子则面对完成创作过程的作品，通过对现存作品的研读，去把握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去体味作者“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过程和结果，之后反过来根据章节文势的趋向，对异文材料进行精密的判断，其思维走向正好相反。
  2．朱子将文势与文体联系起来，详考各体之成势，提出了一系列精湛的见解。如《禘袷议》校语云：“此等公家文字，或施于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当时体式直述事意，乃易晓而通行，非如诗篇等于戏剧，铭记期于久远，可以时出奇怪而无所拘也。故韩公之文虽曰高古，然于此等处亦未尝敢故为新巧，以失庄敬平易之体。但其间反覆曲折，说尽事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①文体不同，所成之势便不同。韩文虽有尚异求奇之风，但此等公家文字便不能以此论之，朱子的识力显然高出一筹。
  3．将势与风格联系起来，把文章语意脉络发展变化落实到语言词类的运用方面，特别注意到影响文章血脉通贯的关键文字。其中，有的体现了词气抑扬顿挫、一篇转换用力之处的；有的体现了文势之缓急、关键血脉、首尾相应之处的；有的是语意连接、文势开合、有不可毫厘差者。尤其是，朱子发现并注意到韩愈在使用虚词以加强节奏、表达情感方面的作用，在韩文的校勘中，大胆地独排众议，以别本为正，提出了精湛的见解。如《龌龊》诗“秋阴欺白日”句校语考虑了诗的韵味，《示儿》诗“嗟我不修饰”句校语表明了对语势的健弱、情韵丰富的追求。《南山诗》中“前低划开阔，烂漫堆众皱”校语，其“语意连接，文势开阖，有不可毫厘差者”的阐述尤为精当。
  4．对韩文创作个性的揭示。韩愈的散文吸收了秦汉古文的基本特点，融汇了“气盛言宜”的文气说理论。为了达到“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散文理想，他一方面采取“以单行之气运排偶之词”的结构方法，一方面以虚词为脉络，形成抑扬的文势，以表达语气来再现和凝固情感。《送孟东野序》一文校语中，朱子阐述了虚词“又”至“尤”之间语势层层推进的趋势，强调其间“关键血脉，首尾相应”的内在关系；批评方崧卿不懂“四句当为一例”，单行领起的排偶句式，因而对韩文创作个性的把握有失偏颇。
  （四）文气论朱子在哲学上持理、气二元论，这也影响了他的文学理论。朱子论文，多次使用“文气”及“气脉”“气象”“气骨”等词，以阐释文气在文章中的不同表现。
  1．以文气论文运：“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著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① 2．以气象论体格风貌：“看仁宗时制诏之文极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气象自恁地深厚久长；固是拙，只是他所见皆实。”② 3．以气骨论内容构架：“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③ 4．以气脉论气韵脉络：“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④ 5．以人气论文气之衰：“人老气衰，文亦衰。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老来照管不到，为某诗序，又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习”，“东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然又皆议论衰了。”⑤ 朱子以气论文，具有广泛深刻的意义，气有盛衰、高下、正邪、强弱、色彩、质地之不同，气与文章之内容形式的表达有关，气与艺术真实和生活逻辑在文学中的实现有关，气贯穿文章文学的始终。但朱子的文气论是感觉式的，未成系统，其深刻意蕴的本质在于提倡文学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服务。
  （五）鉴赏论文学鉴赏是读者在阅读及感受文学作品时所进行的一种全心灵的审美享受活动。古代对文学的鉴赏，《左传》已有“季札观周乐”之记载，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已有理论总结。朱子的鉴赏论已涉及鉴赏主体、鉴赏客体、鉴赏目的、鉴赏过程等方面。
  1．强调主体的自我体验。有学生问如何看西汉文与韩愈文，朱子说：“须是自看得这一人文字某处好，某处有病，识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见优劣如何。”① 2．强调阅读原著，立足文本，不可随意穿凿引申。朱子说：“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玩味。”② 3．强调对作品的理解，文看发明义理，诗须品滋味。“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贯”③；“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④ 4．文有常格，诗有法度。“前辈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后来人却厌其常格，则变一般新格做。”⑤“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⑥ 5．朱子提出“工夫在读者”，接触到接受美学的问题。他说：“《诗传》只得如此说，不容更着语，工夫却在读者”⑦，肯定诗歌欣赏的再创造作用。
  （六）文学风格论朱子论诗文风格，均有其独特见解。对于文，他崇尚着实条理、坦易明白之文。他说：“夫所贵乎文之足以传远，以其议论明白，血脉指意晓然可知耳。”⑧“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⑨又说：“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如欧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东坡如《灵壁张氏园亭记》最好，亦是靠实。”⑩对于诗，则尚平易自然、句法混成之诗。他说：“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①“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②混成是指诗歌比兴语言所构成的含蓄蒙眬意境。
  （七）古文论朱子的古文理论很丰富，涉及文学本质论、文体论、文势论、文气论、文风论、文法论等方面。朱子的文学本质论源于对“道”的体认，是以内心观照和德性涵泳为主要途径，这种体认影响了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是明心见性，涵泳人生，体认道理，兴发情志。一句话，文学的本质应是抒情性的、审美的。这种认识，使朱子能深入文学的内部规律来分析评价和批评文学。朱子论文论诗，都讲求识体，要求“识得古今体制雅俗乡背”，他历述先秦以下至宋的文体演变，提出“文三世”“诗三变”说。“文三世”说以世运联系文运，显示出从世运兴衰考察文体风格的思维定势。“诗三变”说体现他对文体流变实持衰变说，推尊古体，而批评近世俗体。他把文体论运用于《楚辞集注》和《韩文考异》中，以骚体上接《诗经》，确定《楚辞》的地位。他在准确把握韩文体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基础上，分析韩文的义理、文势、风格，区分体格、韵例、语助位置，为异文材料的判定提供依据。朱子也以气论文，如批评五代文气衰弱，三国两晋文气日卑，司马迁文雄豪，有战国文气象。又说前辈文字壮浪有气骨，刘病翁诗气韵高古等等。朱子分析前人文章，较多地使用了“文势”的概念，以分析文章语意脉络发展变化的趋势。在《韩文考异》中，他大量精辟的分析说明了“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道理，体现出朱子从文学角度认识韩文的深邃目光。朱子推崇平淡自然的文章风格，创作中强调品德的涵养，谓其间自有“天生成腔子”，也就是行文之法。他强调法度，却也不反对自出新意，自铸伟词，只是要求“变而不失其正”。他标举平淡，却也不主张淡而无味，而是希望“枯淡中有意思”。
  （八）作家论朱子认为文学创作源于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心感于物而动的结果。
  那么创作主体的人与作品表现的人应该是同一的，好的作品必须建立在作者美好品性的基础上，朱子把德性人格的完善视为人生最高境界，所以他的作家论就格外重视作者的德性品格，在他对历代文人的批评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1．他赞扬了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等人，他说：“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①此外，受他赞扬肯定的还有屈原和陶渊明等人。
  2．他也批评了人品低劣的文人，如扬雄、洪刍、孙觌之类。他批评扬雄的畏死失节，洪刍的纵欲忘君，更痛斥孙觌的无耻行为，对洪迈引孙觌参修国史怒不可遏，大呼“佞臣不可执笔”。朱子认为这些士人无操无品，恶德败行，即使文章再好，又何足道哉！ 3．对大节无亏，而人品有疵之文士，也予以批评。如论徐俯的结交宦官、议政不当、恃才傲物；论饶节的弃儒从佛；还有论苏轼的人品不如王安石，等等。
  4．尤以节操论作品价值。朱子说：“王维、储光羲之诗非不修然清远也，然一失身于新莽、禄山之朝，则其平生之所辛勤而仅得以传世者，适足为后人嗤笑之资耳。”②朱子所论，固或出于偏见，有不尽中肯之处，加之他所论作家人品往往以圣贤人格为标准，也持论太高而无人能合。但他的文学修养极高，褒贬定论，亦颇具眼光，有时也能表现出宽容的态度，故所论也时出公允，为后人所接受。
  （九）诗论朱子论诗，可概括为五方面：1．从学道作诗的矛盾走向和谐融合。朱子从“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到“不能不作”，继而到“真味发溢不能自已”，再到诗道对立消除，感悟到“未觉诗情与道妨”，表现为三个不同阶段，这种矛盾最终由对立冲突走向和谐融合。2．讨论历代诗歌有三个重点对象：先唐诗、唐诗、宋诗。朱子最为推重先唐诗歌自然朴素的风格，但也不一味厚古薄今，对唐宋主要诗人多有肯定。他的批评大多含有针砭当时诗坛风气的意味。3．要求诗歌所抒发的情感内容与伦理道德观念一致。提出诗歌创作的要求是以情寓理和以理节情，将出自个体的情感体验与群体的社会伦理规范结合起来，从而赋予儒家中和之美的文学思想以新的时代内容。4．论诗推重选体，重在情真语真，而不在形式格律。5．诗歌风格追求自然平易，而重在发其萧散冲淡之趣。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05页。 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19页。 ③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与汪尚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05页。 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19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唐志》，《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73—3374页。 ⑥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唐志》，《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74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一《论语三·学而篇中》，第500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45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巩仲至》，《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95—3096页。 ① 〔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朱子全书》第19册，第367页。 ①〔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五《禘袷议》，《朱子全书》第19册，第474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298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17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18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21页。⑤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11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00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论读诗》，第2085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297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论读诗》，第2086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20页。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第3326页。⑦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十《诗一·解诗》，第2093页。⑧〔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14页。⑨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18页。⑩〔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论文上》，第3320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第3328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第3334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王梅溪文集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41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向芗林文集后序》，《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