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一生以整理传统学术为己任，开创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他的学术广涉哲学、伦理、历史、教育和文学，他不是文学名家，却在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留下深远的影响。
  他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于三方面。
  第一是文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包含文道论、古文论、文势论、文体论、文气论、风格论、鉴赏论、诗论、作家论等方面，都有着极为丰富的理论贡献。如文道论方面，他刷新了以往文道关系上的各种提法，使道文一贯的观点得到了详明的论证和恰当的表述；在文体论方面，他提出“文三世”“诗三变”说，“文三世”说以世运联系文运，显示出从世运兴衰考察文体风格的思维定势。“诗三变”说体现他对文体流变实持衰变说，推崇骚体及汉魏古体，反对时文与近世俗体；在作家论方面，他全面评论了韩、柳、欧、苏等古文家和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诗人。朱子推崇平淡自然的文章风格，创作中强调品德的涵养，谓其间自有“天生成腔子”，也就是行文之法。他强调法度，却也不反对自出新意，自铸伟词，只是要求“变而不失其正”。他标举平淡，却也不主张淡而无味，而是希望“枯淡中有意思”。
  第二是对文学名著的整理研究，留下《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亦称《昌黎先生集考异》）三部重要著作，提出了极有见地的学术观点。如《诗集传》对赋、比、兴的解释优于汉唐学者，提出郑卫之音“淫诗”说。《楚辞集注》中，朱子致力于“发明屈子之微意”，以屈原高尚的人格，自抒怀抱，寄寓他对无端遭受政治迫害的抗争情绪，他的集注一方面纠正旧注逐句作注的做法，改以一章为单位来解析，无王逸附会穿凿之弊；另一方面注意到屈原笔下的比、兴用得轻虚空灵，有多层次关系，不以直致而太迫。在《韩文考异》中，不仅采用古籍校勘的一般方法，更从文学的基本规律，诸如文势、文理、文体、文风以及韩文本身的艺术特征诸方面详加审度。他在出校文字中，留下了许多运用文艺理论和文学规律，以解决异文判断的精湛论述，为我们全面完整地研究朱子的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第三是对历代文学的评论，特别是对古文家的评论。朱子对先秦至唐宋的文学发展持衰变说，对宋代的时文和古文都持批评态度。朱子对唐宋古文家有过较为深刻的认识和评价，一方面肯定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批评他们主于文次于道的倾向，对韩愈的批评尤其如此。朱子指出韩愈主于文而次于道的文学创作总体倾向，肯定韩愈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批评宋人于韩文“知其力去陈言之为工，而不知其文从字顺之为贵”①的弊端。他论欧阳修等古文家便有一个基本观念：以文自立，因文得道。朱子对王安石变法是基本肯定的，但对王安石学术则是基本否定的，对王安石之文晦涩新巧提出批评。在论宋代古文家时，朱子往往欧、王、曾并提，虽分论各有同异，而最推崇者为曾巩。他认为曾文“质而近理”，即内容充实，议论平正，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认为曾巩之文峻洁平正，气脉浑厚而有法度布置。
  朱子对苏轼学术提出过最严厉的批评，说苏氏学术的实质是“儒名而释学”。对苏氏之学害道的性质，看得比王学更为严重。也指出苏氏蜀学之弊的原因是学不知道，也即不能将圣人所规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通过学习而内化为自己的行动，以保证设心造事、学问文章永远立于正道。朱子对苏轼的文学成就有很高评价和肯定，但也包含有不同程度的批评。朱子认为苏轼能发明义理与抒写性情，又批评苏轼语言风格“华艳处多”，“伤于巧”。但对东坡之文“初无布置”而“里面有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朱子的文学思想既形成体系，又自具特色。在朱子著作中，关于其文学思想的内容，一部分出自《朱子语类》，一部分出自《朱文公文集》中之序、跋、书、论，而他的三部文学专著，则是其文学思想相对集中，文学理论较为系统的地方。朱子的文学思想理论体系，不是内容上“荒谬”的逻辑问① 〔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一《南山诗》，《朱子全书》第19册，第376页。
  题，而是理论结构上的层次问题。文道关系学说是其最高层次。文体论、文势论、风格论、作家论、诗论、文论构成第二层次，至于赋比兴、情物、法度、滋味等问题，皆可归于第三层次。
  朱子的文学思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受到重视，并进入现代研究的轨道，但评价并不太高。如周予同先生说朱子对于文学之根本观念：“不外于由因袭的‘文以载道’之说进而持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论。”①郭绍虞先生也说，他的思想比以前的道学家是有些进步，而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就论文一点来讲，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又说朱子于文学，“不在能立，更在能破”。②直至近30年，思想解放的浪潮使当代学者能够更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朱子，对朱子的文学思想才有了更新的认识。如肯定他把《诗经》这一伟大的名著从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否认孔子删诗说，他破除美刺说诗，他定郑卫之音为“淫诗”说，等等，都不是“因袭”的，而具有明显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