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审美功能的伦理化取向在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领域的影响之功过，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也具有双重的特点。首先这种取向对审美和艺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是有严重的压抑和束缚之过的，尤其是当这种伦理取向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审美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的钦定规范和模式的时候，更容易变成审美和艺术自身发展的桎梏。审美和艺术就其本质上讲是人的生命意志的自由表达，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的对象化，它们必须以人的丰富生动的生命内容和情感体验作为观照和表达的对象。“文道合一”的理念在其道是作为现存的社会伦理规范，尤其是统治者的伦理意识尺度来绝对定义的时候，人的真实自由的生命体验和表达必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束缚，艺术就可能沦为片面的伦理宣传工具，承受单一的明道功能。这样，审美和艺术自身的特殊规律就不可能得到重视，审美的形式和艺术的技巧就可能被绝对排斥而得不到基本的关注，文坛和艺坛就可能被枯燥僵死的伦理说教充斥。尽管朱子自身的情感体验十分强烈、丰富、深刻，他自身的文学创作也颇能掌握艺术自身的技巧并得到很好的发挥，然而他的理学美学的这种伦理取向所造成的上述消极后果客观上却是存在的。这是朱子理学美学消极作用的主导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庸俗社会学的艺术观在我国之所以易于走红，跟这种“模式影响”有着内在的关系，后者为前者的流行提供了适宜的文化模式土壤和精神氛围。
  然而，理学美学的伦理本体追求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自我人格认识的自觉和深化，审美和艺术作为人的精神世界的自我观照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方式，有意识地在其中弘扬作为人文导向的人格精神或伦理精神，也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这种伦理精神取向对于审美和艺术领域的无病呻吟的颓态和唯形式主义的靡绮之风 ，有着一定的纠偏作用。
  如果说，在审美和艺术领域过分强化的伦理本体取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主导，因为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本身是情感化、形象化的领域；那么，在美学思维领域本体化、哲理化的追求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就更为主导了。因为美学就其本质规定是一种精神哲学，需要对情感化、形象化的对象作理性的反思，它不拒绝形而上的追求。朱子理学美学在零碎、片断、诠注式的外在形态下，呈现了深刻的理性精神和内在的逻辑体系 ，体现了在中国古典形态的理论遗产中极为难能可贵的哲理和思辨水平。以前儒家的美学理论大都还是停留在以仁学为基础，对审美或艺术的本质、功能或技巧所作的经验式的描述上，朱子理学美学则把理论透视直切入美学本体的层面，并努力以统一的理论基点来表达对一切审美和艺术现象的解释，由此构建起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这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尤其是儒家的美学理论的重要超越。朱子理学美学的哲理思辨精神推动了宋明以来美学理论领域对理论思维和理论体系更积极和更自觉的追求，由此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产生的积极影响应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朱子理学美学的哲理性、思辨性，启发并促进了当时整个时代的美学思维。中国古典美学的主体是诗学，这种诗学主要又表现在“诗话”一类的著述里，“诗话”正是在宋代兴起并大量涌现的，而其中最出色的正是受朱子思想影响很深的《沧浪诗话》。纵观中国古典美学史，至宋代有个明显特色，那就是美学思辨性的加强和理论著作的丰富，而朱子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就美学理论而言，在朱子前后美学理论似乎有个明显的分界，朱子之前的美学理论无论是理论教化说还是审美自由说，其理论形态均较为外在和散碎，而朱子之后的美学理论则明显表现出了追求理性本体和思辨体系的取向。这一取向至中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和宋明理学美学的批判性殿军王夫之，到达了顶点。而王夫之的思辨成就，正是直接受益于朱子，朱子哲学在王夫之哲学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已成为中国哲学界的共识。正是朱子对张载气本体学说未臻圆密处的改造，启迪了王夫之对张载气本体学说缺陷的认识，也正是朱子哲学中的合理因素推动了王夫之对张载哲学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比张载更为严密精致的气本体理论体系。可以说，尽管王夫之在理气体用关系上对朱子作了批判性颠覆，然而其思辨构架内核深处实仍受承于朱子，仍没有脱离理气心性“两在合一”的思辨格局。这一点也直接影响了王夫之的美学理论，使其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构建了最为体大精深的美学体系。其后美学思辨体系谨严周密者如桐城派的文论、叶燮的诗论均得益于朱子理学美学的思辨资源。
  总之，朱子美学作为理学美学的最典型、最充分代表，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乃至近现代美学领域所产生的 “顺承影响”“逆反影响”“伦理影响”“思辨影响”都相当的巨大深远。《中国诗史》的作者陆侃如、冯沅君说过：“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只有三人是真正懂得文学的，一是孔丘，一是朱熹，一是王夫之，他们说话不多，句句中肯。”这是知者之言，笔者认为这话更适用于指美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三个人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儒家）中最懂美学的，他们深厚的哲学思辨根底和艺术文化修养为其在美学上的建树提供了前提。朱子是以哲学家的见地来谈美学和艺术的，因此比一般美学家、文论家和艺术家看得更加宏深高远，在方法论上比后者更胜一筹。他具有诗人的气质和情趣，有相当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实践的功夫，因而比一般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更知艺术与审美之三昧。如果说，孔子、朱子、王夫之三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古典美学史上都具有“集大成”的地位，那么，可以说朱子上承孔子，下启王夫之，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的美学思想融哲学、伦理、心理、教育、文艺思想为一有机渗透的整体，其对思辨性和伦理性双重追求所造成的体系内的二重性矛盾，极为充分地体现了理学美学的基本特征，而他对儒、道、佛诸家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思维的汇通，则又相当典型地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的缩影。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说，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认识朱子，而且可以说，要完整地认识中国古典美学史也绝不能忽视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