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所谓顺承影响是指对朱子理学美学思想的正面继承，也即朱子理学美学对后代的直接的顺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朱子的一些具体的理论观念为后来者所接受和援引，也着重表现为朱子理学美学两重性的理论旨趣，即艺术和美学理论的伦理功能的强调和理性思辨的追求在后代产生的巨大影响，其中某些理念习惯几乎成为影响中国传统乃至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心理模式。所谓逆反影响是笔者杜撰的名词，指的是， 似乎是对朱子理学美学思想的一种反叛、反拨或反动，然而就其指向上仍是受着朱子理学美学思想的影响， 只不过这种影响是逆反的。
  顺承影响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对朱子理学美学伦理本体精神宗旨的继承。朱子以一代理学宗师的身份，其理学美学的影响自然首先表现在义理心性之学对美学的融合浸润方面。朱子的两位再传弟子真德秀和魏了翁可谓是继承朱子理学美学伦理本体精神宗旨的突出代表。真德秀活跃的年代正是理学长期被禁为“伪学”之时，而他“慨然以斯文自任”，独力彰明理学，弘扬朱子的理学精神。在主张文学和美学理论的伦理本色上 ，真德秀甚至比朱子走得更加极端，朱子的“文道合一”观尚主张文道两得，主道而不忽视文的特点和规律 ，而真德秀则似乎惟道是举。他力图以义理之学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选文学作品，解释一切文学现象，作了著名的《文章正宗》，全书分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录《左传》《国语》以下至唐末之作。其中诗赋一类“约以世教民彝为主，如仙释、闺情、宫怨之类，皆弗取”①，以致成为纯粹的伦理学教本。后《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持论甚严，大意主于论理而不论文”②，可见真德秀是试图继承朱子理学美学伦理宗旨而实际却走向了偏执，流于迂腐。相比之下，同为朱子再传弟子的魏了翁的美学态度则较为通融，能本朱子理学美学之伦理宗旨而又兼取古文家的文学精神，他曾提出“辞虽末伎，然根于性，命于气，发于情，止于道，非无本者能之”③，即指文辞是一个人的品性、气质、情感、学识等因素的综合体现，不是积养深厚者难以为之。他对有道者人格精神的着力推崇，充分地体现了朱子的人格美学精神。朱子的三传弟子吴泳所提出的“文以理为主体”④，三传弟子王柏所提出的“古人为学，本以躬行讲论义理融会贯通，文章从胸中流出，自然典实光明，是之谓正气”①，均是朱子理学美学伦理精神的发挥。
  朱子理学美学“文道合一”的伦理本体精神在后代影响极深，如明代正统复古派的代表宋濂称“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则其见于言自然光明而俊伟，此上焉者之事也”②。“古之为文者… …郁积于中，摅之于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核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余，岂必窃取辞语以为工哉！”③其宗旨与语气，均本自朱子。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清初大思想家魏禧等均主张文与道合，主张弘扬文学的伦理精神。可以说，这种人文精神模式和理脉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即使批判宋明理学激烈和深刻者如鲁迅先生，其骨子里仍然深入地浸润着理学美学的伦理精神。他对革命的人与革命的文的关系的论述， 使人能深切地看到朱子“文道合一”“人品与文品”合一观念的影子，而他对埋头苦干的“民族脊梁”人格品质和人文精神的崇尚与提倡，也与朱子的人格美学精神有着未必相左的旨趣。鲁迅对陶渊明的评价，也直接受朱子的陶渊明论的影响，都是从人品气质着眼，连语气都相似。朱子理学美学的这种“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至今仍然在起着作用。最明显的是其审美哲学中的伦理化倾向，作为一种“思想先行”的传统意识模式，在朱子之后历代相沿。这主要又表现为艺术的政治化和人格化，以及审美的伦理功能化。
  朱子理学美学有关具体的艺术和美学见解的顺承影响更是十分广泛而深远，尤以对严羽和王夫之两位大家的影响为著。严羽与朱子同时代而稍晚（约生于1191年前后），这两位宋人的形象通常在人的心目中悬若冰炭，其实，正是朱子给了严羽极大影响。朱子对严羽最重要的影响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朱子诗论的重点和审美理想。《沧浪诗话·诗辨》所列“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诸项正是朱子诗论的重点 ；严羽言“兴趣”要求“吟咏情性”，感物起兴，并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言“气象”推崇 “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似粗而非粗”“似拙而非拙”“浑然天成”，这正符合朱子所推崇的“感物道情 ”说和“气象浑成”的审美理想。其次是朱子的“熟读精思”的美学方法论。朱子的“熟读精思”，一指熟读以“穷理”，严羽亦云“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二指熟读以“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 识得前人诗人“优劣”，严羽亦云“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旁门所惑”，并提出“参诗”说；第三指熟读以仿古，严羽亦云熟读模仿“做到真古人”。最后是朱子对具体人物的美学品评，严羽也与之相近。 朱子推崇李杜，严羽同声和之；朱子对苏黄诗风的非议可谓开严羽抨“江西诗派”之先声。尽管尚无确证说明严羽曾自觉地接受朱子见解，但据其总体观念考察其间的影响十分显然。①至于朱子对王夫之的美学影响 ，且不论其理论思辨的批判继承，就审美意象论，朱子的“气象浑成”之于王夫之的“二十字如一片云”② ，“无端无委，如全匹成熟锦，首末一色”③；就审美鉴赏论，朱子的“熟读涵泳” “通悟自得”，之于王夫之的“此种诗直不可以思路求佳”④，“从容涵泳，自然生其气象”⑤，“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⑥； 就审美修养论，朱子的“远游以广其见闻”，“不是胸中饱丘壑，谁能笔下吐云烟”⑦，之于王夫之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⑧，其间脉络，一目了然。
  具有近代叛逆精神的明清浪漫思潮的兴起，表面上看似乎是与朱子理学美学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 其实两者之间亦有内在的否定之否定脉络。这股以个性解放、主情纵欲为主要特征的思潮，其思想源渊可溯之于阳明心学对于朱子理学构架中“心”“理”矛盾的突破而高扬了“心”的主体地位，进而又由后来者突破“性”“情”矛盾而肯定了“情”的合理性，并由主情趋向纵欲，走向感性的解放。“主情”派如李贽、 徐渭、公安三袁、汤显祖等莫不把抨击的矛头指向朱子的“天理”，这可以算是朱子理学美学的“逆反影响 ”。阳明心学在历史上起于朱学弊端泛滥之际，在逻辑上正是朱子理学内在矛盾的必然发展与突破，阳明后学更是把这种突破推向了极致，走向了对朱子理学的彻底反叛。在美学和艺术实践上，这种突破及其后来者的更极端的反叛，直接导致了明清之际以高扬主体、解放个性、畅发情感为主要特征的近代浪漫主义思潮。
  阳明心学从朱子理学的固有缺陷和内在矛盾入手，在本体论、人性论、境界论、认识论和知行观等各方面对朱学实行了全面的突破，从而完成了明代心学对宋代理学的系统改造。他对朱子理学的同室操戈，虽然其初衷是缘于纠朱学之弊而发展理学，其结果却是歪打正着地瓦解了理学体系，使宋明理学在其行程中走到了尽头，也促使中国传统文学与美学的主导思潮在明中后叶产生了由朱子古典理性主义的客观性、绝对性、 伦理决定性朝更具近代主体浪漫精神的主观性、此在性、内在情感性的转向。王学“左派”的异端倾向，更是加速了理学的瓦解及近代异端美学精神的产生。而此种反叛、反拨或反动的动力与指向，正是来自朱子的理学与美学。
  这里不妨借用钱穆先生的一句话：“孔子、朱子矗立中道，乃成为其他百家众流所共同批评之对象与共同抨击之目标。故此两人，实不仅为儒学传统之中心，乃亦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反两面所共同集向之中心 。”①惟其如此，朱子理学美学方能在中国美学史和文化史上产生如此巨大深远之双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