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确实，“阡陌”之法使得农民和土地都得到了解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但是也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上层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不断恶化，这也是朱子要“正经界”来遏制宋朝空前的土地兼并的根源。在朱子看来，“阡陌”之法正如董仲舒所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 汉兴，循而未改。”① 这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境地是朱子所不忍睹的。所以，朱子说 ： 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 ，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犹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② 从上可以看出朱子对于“阡陌”之法并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看到了“开阡陌”之法的有益之处。他是在先肯定“开阡陌”之法的优点，之后总结出“开阡陌”之法的弊端，即认为商鞅的“开阡陌”和杨炎的两税法的土地改革制度虽然有利于克服井田授田制破坏的弊端，但却失去了古代圣贤之制的那种精微之意。
  在朱子眼里，“阡陌”之法破坏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宗族血缘制度。那么怎么样才算是符合“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呢？朱子选择的是“井田制”，“而今若要行井田，则索性火急做”①。
  尤其在《开阡陌辩》中朱子对“阡陌”之法做了详细的分析： 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 “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坏划削之意 ，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矣。……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则随地为田，随田为路，尖斜屈曲，无所不可，又何必取其东西南北之正，以为阡陌而后可以通往来哉？② 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朱子对“阡陌”之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认为“开”一词不是人们所理解的创置建立的意思 ，而是破坏、划削的意思，即是破坏阡陌封疆而不是去开拓阡陌封疆，所以朱子得出“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矣”。这就意味着，自古以来的土地改革，不是“废井田”而“开阡陌”，而是“开阡陌”而“立井田”，这就为他的改革井田做出了理论依据。如果听任土地兼并而不去遏制的话必然会出现极其危险的局面，一定要遏制土地兼并的趋势，但新的制度必然会付出长远和惨重的代价（王安石变法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他寄托于“井田制”，期望通过对“井田制”的革新而改变局面。
  通过朱子的语录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其“井田”理论是在怀疑孟子和继承王莽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朱子对孟子的“贡”“助”“彻”产生了怀疑： 因说今日田赋利害，曰：“某尝疑孟子所谓‘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许多畎沟浍洫之类，大段费人力了。若自五十而增为七十，自七十而增为百亩，则田间许多疆理，都合更改，恐无是理。孟子当时未必亲见，只是传闻如此，恐亦难尽信也。”③ 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恐亦难如此移改。……如此则非三代田制，乃王莽之制矣！① 从这几段话可以看出朱子对孟子“贡”“助” “彻”的否定，认为由五十增加到七十，再由七十增加到一百实是“恐亦难尽信也”并且是“扰乱之道”， 甚至认为三代井田之制是王莽所创，而非孟子，可见其对王莽“井田制”的推崇。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② 朱子对于孟子的这段话又提出了疑问：八家共井，就对各家的人口多少、人口变化情况未予考虑，也未充分考虑土地的肥瘠差别，能否使各家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也根本没有考虑人口的增减变化、男婚女嫁等实际情况，这样的话，死亡和迁徙都不能离开“井田”，人口一旦增加，人均占有的田地就减少了，一夫所授的田亩就少了；人口减少，人均占有的土地就多了，就会导致土地荒芜，无人助公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