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社仓制度，系朱子首创的一种民间储粮和社会救济制度。绍兴二十年（1150），朱子好友魏元履在建阳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创立社仓，魏元履的初衷主要在于安定灾年地方秩序，防止灾民暴乱。乾道四年（1168），建宁府（治今福建省建瓯市）大饥。当时在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开耀乡的朱子同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常平米600石赈贷饥民，仿效“成周之制”建立五夫社仓。“予惟成周之制，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④常平仓是政府为贮粮备荒赈恤、调节粮价而设置的粮仓，后演变为我国的乡社福利制度，源于战国时魏李悝的平粜法和西汉桑弘羊的平准法。西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在边郡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⑤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以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奏请将其废罢。以后各代多有仿行。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也置常平仓。隋文帝开皇三年（583）设常平仓于各地，同时为补常平仓之不足，始设“义仓”：征集民户粮食积储，荒年放赈。唐朝初年，亦设置义仓及常平仓。后经刘晏整顿常平法，颇见成效。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常平仓与义仓合并，称常平义仓。北宋时，内地各州均设常平仓，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曾以这些仓谷作贷本。南宋时除此之外又置义仓。朱子认为，常平义仓在州县，只有利市民，对农民无补，而且法令太密，官吏怕事，长久封闭，粮食化为泥土，因此提倡社仓，并订立了一套完备的制度。朱子分析社仓和常平仓（义仓）的区别，一在乡间，一在州县；一由民办（由“乡人士君子”主持），一由官办。义仓受益的是“市井惰游辈”，而且官吏“避事畏法”，不敢发粮救济饥民，粮食长期封闭直至化为尘土。这种粮仓的设置对储粮赈荒有一定作用。但历代一般为官吏、豪绅把持，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与常平仓不同，社仓由官府拨给常平米为贩本，春散秋偿，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小歉困其半，大歉尽困之，当息米收到相当于本米之后，仅收耗米三升，此后即以息米作贷本，原米纳还本府，“依前敛散，更不收息”。
  社仓的宗旨与管理同王安石的“青苗法”有别。《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云：“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过以王氏之青苗为说耳。以予观于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之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①社仓由当地乡人士君子主持，采用当时流行的保甲制度，根据人口的真实情况，合理地发放粮贷。
  至淳熙八年（1181），朱子创建的五夫社仓已积有社仓米3100石，并自建仓库贮藏。这一年朱子将《社仓事目》上奏，请“颁其法于四方”，予以推广。孝宗颁布的《社仓法》作为封建社会后期一个以实际形式存在的社会救济制度，实是当时的一项政治进步制度。淳熙九年（1182）六月八日，朱子又发布《劝立社仓榜》，勉励当地几个官员积极支持社仓的行动，他们或者用官米或者用本家米，放入社仓以资给贷。夸他们心存恻隐，惠及乡闾，出力输财，值得嘉尚。重申建立社仓的意义是“益广朝廷发政施仁之意，有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②。很显然，朱子设立社仓制度的根本目的仍然是要实现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仁政。这也表明，朱子的社仓除了救荒之外，也有保护贫民尤其是“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的意义。在官府的推动下，朱子的社仓制度成为一个民间自我管理的社会救济制度。社仓制度既是朱子恤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朱子民本思想在实践中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