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义利观：义中自有利义利观是朱子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石。朱子认为，义利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利虽有害于义，但义未尝不利。“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着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然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盖缘本来道理只有一个仁义，更无别物事。义是事事合宜。”①在解释文言四德时，朱子进一步提出义中自有利。“‘利物足以和义’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则义无不和。……义中自有利，使人而皆义，则不遗其亲，不后其君，自无不利，非和而何？”①为什么义中自然有利呢？朱子解释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谓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未说到处置合宜处也。”②由于“义”能使事物各得其所，处置合宜，故能利于万物。
  朱子坚信仁义是人之本心，利心生于外物对人心的诱惑。“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③做任何事情不要先有个利心。对学者而言，利心只会令人远离王道。“在学者身上论之，凡日用常行应事接物之际，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习，此不可不省察也。”④对于君主而言，“盖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⑤。甚至于“杀身成仁”都不能先有名利之心，“亦只是义当杀身，即是成仁。若为成仁而杀身，便只是利心。”⑥如果以功利之心来追求仁义，那不是真正的仁义，相反，它还会阻碍仁义的实现。“以利心为仁义，即非仁义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后仁义阻也。”⑦在《孟子见梁惠王章注》中，朱子极力推崇孟子非功利主义的“仁义说”：“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⑧倡导仁义，反对名利，这才是拔本塞源、拯救时弊的方法，才是圣贤的真心追求。
  作为君子，应当审慎地对待富贵而安贫乐道，这是朱子对待财富和贫贱的基本立场。朱子肯定君子与小人对财富都有同样的诉求：“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⑨但是，朱子认为获取财富的手段必须符合道的要求：“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①君子对于财富和贫贱所应持的态度和标准是道和仁。如果道就是道义或道德的话，那么，得到不当富贵，则应视之如浮云，就应安于贫贱，此是君子的重要品德。所以朱子说：“君子所以为君子，以其仁也。若贪富贵而厌贫贱，则是自离其仁，而无君子之实矣。”②君子在富贵与贫贱的取舍之间，要合乎仁的标准，合乎天理的要求。“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则安于义理而已矣。”③ （二）恤民：国家之大务 “恤民”是朱子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说：“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首先必须“养民”。在朱子生活的时代，南宋政权腐朽衰微，社会矛盾尖锐。为了挽救危局，朱子提出了“恤民省赋”的主张。所谓“恤民”，就是体恤民间疾苦，关心民瘼的意思。朱子认为：“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税租，曰通放米船，曰劝分赈乏，曰截留纲运，曰严禁盗贼，曰纠劾贪懦。”④在这六条“恤民”之政中，他又认为恤民之实在省赋，“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⑤省赋，即减轻人民赋税负担，这是恤民的最主要措施。欲“恤民”必须“养民”，为政之道“特在乎养民而已”，养民则要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兴修农塘。朱子还提出了“足食之本在农”的经济主张。“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⑥他十分推崇陆贽的观点，认为“财”是系乎民心的国家之本，经济问题处理不好会失掉民心，失掉民心必然动摇国本。朱子为挽救赵宋政权，极力主张“恤民”，可谓抓住了要害。
  朱子的财政指导思想就是“养民”“恤民”，其基本方针就是“撙节财用”。朱子充分认识到“节用”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朝廷撙节财用，重惜民器，以为国之大政”①。如不“节用”，统治者的挥霍必然导致地方财尽民穷，“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②反之，节用“则财用足矣”，“故爱民必先于节用”③。然而，当时的统治者恰恰只是穷奢极侈，“不知名园丽圃，其费几何？日费几何？”④结果因此造成官吏巧作名色、横征暴敛，而民力大穷。究其原因，除上所述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统治者不知道量入为出，只知一味取财于民。国家应该藏富于民，民富与君富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朱子说：“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⑤君与民本属一体，切不可夺民之财以富其君。“富其君者，夺民之财耳，而夫子犹恶之。况为土地之故而杀人，使其肝脑涂地，则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虽至于死，犹不足以容之也。”⑥理想的状态是君民共享财富。“财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独占，须推与民共之。”⑦在朱子看来，民的贫、富与君（即国家）的贫、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有百姓富裕、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强；民富是君富的基础，百姓富足了，君（国家）也不会贫困。只能是水涨船高，民富而国强。
  与节用思想相对应，朱子提出了自己的“俭奢适中”消费观，即主张俭、奢都要合乎“中”，俭、奢都以“礼”为标准。“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未合礼。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①奢侈则容易过于华丽，节俭就会不及而显得简朴。“过”和“不及”都失掉“中”，“奢俭俱失中”②。失中，就是不合礼。由此，可以得知朱子的消费标准是“奢不违礼”，“俭不失中”。也就是说，朱子的消费观必须遵循等级（“礼”）的规定来进行消费。他认为不同的阶层应按不同的等级标准来享受，不应超越。针对南宋统治者的挥霍无度，他反复强调：“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③当然“节用”并不是要求人们不用，“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④如何做到俭奢适中？朱子提出了“撙节财用”“量入为出”“罢去冗费”三项措施，要求统治者“正心”“荒政”。“正心”要求统治者施仁于民，“存天理，灭人欲”；“荒政”是要求统治者宫省事禁，减免赋税，惠康小民，扫除朝廷上宫廷内外一切“浮费”和“冗费”，减少军费开支。
  （三）正经界：民间莫大之利朱子十分推崇古者圣王的“井田制”，他在《井田类说》中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八家共之，一夫一妇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交，佇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更耕之，换易其处。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⑤但他认为：“封建井田，乃圣王之制，公天下之法，岂敢以为不然！但在今日恐难下手。设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则难收拾耳。”⑥针对南宋社会兼并日益严重，贫富分化日益加剧的社会现实，他在《井田类说》中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买卖由己，是自专其地也。……就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①承袭古志，朱子的设想一是“以口授田”，限制豪民霸占土地，使农民有田可耕；二是土地不得买卖，避免兼并，导致贫富悬殊。这个方案的民本思想很明显，比“井田制”进了一步，更现实一些，但要真正实行还是可能遇到麻烦。所以方案虽然有了，施行与否却未见记载。不过，朱子在此表达出的“民本”心意，还是应该重视和肯定的。
  “正经界”就是“仿井田之意”，朱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谈论井田的。他说：“经界一事，最为民间莫大之利。”②“正经界”之说，最早见之于孟子的“井田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③承接孟子和宋代诸儒，朱子实行经界的目的主要在于抑制富家兼并，均平赋税，减轻农民的负担。他指出：“版籍不正，田税不均，虽若小事，然其实最为公私莫大之害。盖贫者无业而有税……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私贫富俱受其弊。”④朱子的“正经界”类似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他声称：“安石之变法固不可谓非其时，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⑤朱子坚持，实行经界法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其利在于官府细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奸民皆所不便”，并把“正经界”提高到国家治乱和社会安危的高度：“往岁汀州累次贼盗，正以不曾经界，贫民失业，更被追扰，无所告诉，是以轻于从乱。”⑥而该州实行经界的消息传出后，则是“千里细民鼓舞相庆，其已逃亡在漳、潮、梅州界内者，亦皆相率而归，投状复业”①。“正经界”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朱子主张：“三十年一番经界方好。”②朱子在知漳州时奏请在漳、汀、泉三州“正经界”，虽得宋光宗同意，终因豪右势家的强烈反对，未能获得实施，“始寝其事”。
  （四）劝农：足食之本在农同当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相适应，朱子提出了“足食之本在农”的经济主张。“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③朱子认为“民”的生存和生产的根本在于“食”，即人人有饭吃。没有食物，则“民”将流离失所，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也就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因此，他强调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卒皆以劝农为职，每岁二月，载酒出郊，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④在农业社会，国家应该“务农重谷”，这是自然的道理或规律。为了保证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农业必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州县官吏应以劝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每年二月春耕之时，载酒出郊，奖励耕田，发展农业。朱子在担任地方官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如提倡兴修水利、不误农时、改造土壤和种植方法、保护耕牛、多种经营、奖励垦荒等。除此之外，朱子在政治上主张要爱民，不扰民，君主应为民着想，从民出发，国家理财以养民为本，国家的紧急任务应该是爱养民力，限制税收，特别当民力之未裕之时，更应克去私心，让人民生存下去。
  从“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的思想出发，朱子认为州县守卒，皆应以劝农为职。朱子亲自撰写《劝农文》三篇晓谕父老子弟竭力耕田，勤劳致富，使其知晓“用力勤、趋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时者，所得少”①；对农时“莫令迟缓，过却时节”；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不可偏废，“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②；要及时兴修水利，“陂塘水利，农事之本”③；并注意推广农业技术。
  （五）社仓：近古之良法也社仓制度，系朱子首创的一种民间储粮和社会救济制度。绍兴二十年（1150），朱子好友魏元履在建阳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创立社仓，魏元履的初衷主要在于安定灾年地方秩序，防止灾民暴乱。乾道四年（1168），建宁府（治今福建省建瓯市）大饥。当时在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开耀乡的朱子同乡绅刘如愚向知府借常平米600石赈贷饥民，仿效“成周之制”建立五夫社仓。“予惟成周之制，县都皆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④常平仓是政府为贮粮备荒赈恤、调节粮价而设置的粮仓，后演变为我国的乡社福利制度，源于战国时魏李悝的平粜法和西汉桑弘羊的平准法。西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在边郡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⑤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以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奏请将其废罢。以后各代多有仿行。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也置常平仓。隋文帝开皇三年（583）设常平仓于各地，同时为补常平仓之不足，始设“义仓”：征集民户粮食积储，荒年放赈。唐朝初年，亦设置义仓及常平仓。后经刘晏整顿常平法，颇见成效。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常平仓与义仓合并，称常平义仓。北宋时，内地各州均设常平仓，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曾以这些仓谷作贷本。南宋时除此之外又置义仓。朱子认为，常平义仓在州县，只有利市民，对农民无补，而且法令太密，官吏怕事，长久封闭，粮食化为泥土，因此提倡社仓，并订立了一套完备的制度。朱子分析社仓和常平仓（义仓）的区别，一在乡间，一在州县；一由民办（由“乡人士君子”主持），一由官办。义仓受益的是“市井惰游辈”，而且官吏“避事畏法”，不敢发粮救济饥民，粮食长期封闭直至化为尘土。这种粮仓的设置对储粮赈荒有一定作用。但历代一般为官吏、豪绅把持，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与常平仓不同，社仓由官府拨给常平米为贩本，春散秋偿，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小歉困其半，大歉尽困之，当息米收到相当于本米之后，仅收耗米三升，此后即以息米作贷本，原米纳还本府，“依前敛散，更不收息”。
  社仓的宗旨与管理同王安石的“青苗法”有别。《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云：“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过以王氏之青苗为说耳。以予观于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之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①社仓由当地乡人士君子主持，采用当时流行的保甲制度，根据人口的真实情况，合理地发放粮贷。
  至淳熙八年（1181），朱子创建的五夫社仓已积有社仓米3100石，并自建仓库贮藏。这一年朱子将《社仓事目》上奏，请“颁其法于四方”，予以推广。孝宗颁布的《社仓法》作为封建社会后期一个以实际形式存在的社会救济制度，实是当时的一项政治进步制度。淳熙九年（1182）六月八日，朱子又发布《劝立社仓榜》，勉励当地几个官员积极支持社仓的行动，他们或者用官米或者用本家米，放入社仓以资给贷。夸他们心存恻隐，惠及乡闾，出力输财，值得嘉尚。重申建立社仓的意义是“益广朝廷发政施仁之意，有以养成闾里睦姻任恤之风”②。很显然，朱子设立社仓制度的根本目的仍然是要实现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仁政。这也表明，朱子的社仓除了救荒之外，也有保护贫民尤其是“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的意义。在官府的推动下，朱子的社仓制度成为一个民间自我管理的社会救济制度。社仓制度既是朱子恤民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朱子民本思想在实践中的一座丰碑。
  （六）权物轻重：朱子的货币观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初期，即10世纪末叶，由四川首先行用。宋代初期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商品流通需要大量的货币，特别是异地商品交易携带大量铜钱非常不便，纸币终于应运而生。据史籍记载：“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①交子是当地方言票券的意思，原由富民十六户发行，因无定额，也无定时，加之兑现无保障，故仁宗天圣元年（1023）改由官府发行。交子的发行以铁钱为本，面额自一贯至十贯不等，可于发放时临时填写，后改为印发，有五百文、一贯、五贯、十贯数种。交子的行用往往以两年为界，到时随界造新换旧，禁止民间私造，违者罪之。神宗熙宁年间，曾定交子可行用两界（四年）。南宋时，货币混乱，交子其数日增，其价日损，成为官府搜刮民财的手段。朱子也十分关注交子的流通。“论淮西铁钱交子，曰：‘交子本是代钱，今朝廷只以纸视之。今须是铜钱交子不得用于淮，铁钱交子不得用于江南。又须江南官司置场，兑换铜钱交子，乃可行耳。＇”②这种地区性的货币流通，无疑妨碍和限制了商品交换的广泛开展，特别是两淮与江南的经济联系十分频繁。因此，朱子认为政府要设置兑换场所，规定一定的兑换率。政府要在江南设兑换两淮“交子”的机构，方便淮人过江买卖，加强两淮与江南的经济联系。
  会子是南宋的纸币。南宋时期，纸币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铜料不足，鼓铸日稀”，铸钱大量减少。同时，由于大量铜钱被富商销毁，铸成铜器获取厚利。而许多豪富之家，也皆“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巨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③。朱子竭力反对破坏铜钱改铸铜器。他说：“东南铜钱已是甚少，其坏之又多端。私铸铜器者，动整四五缗坏了。只某乡间旧有此，想见别处更多。”①反对改铸铜钱为铜器，是为了保证货币流通量。当时有的铜钱被偷运到北方金朝统治地区，更有许多铜钱被偷运到高丽、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他说：“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货物覆其上，其内尽载铜钱，转之外国。”②铜钱大量流向海外和金朝，造成了宋朝铜钱缺少，严重钱荒。纸币于是应运而生，会子在各地广泛流通。南宋的会子与北宋的交子性质一样，但会子流通的区域比交子广，使用的范围更大，成为南宋半壁江山内最主要的货币。到南宋后期，统治者过量发行纸币，纸币的贬值在所难免。
  货币的轻重，体现的是货币价值与货币本身的数量的关系。货币流通数量的多寡是可以依商品流通的需要而自行调节的。但由于国家发行的货币太多，而造成货币贬值。“绍兴末，会子未有两淮、湖广之分，其后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③朱子看到了这一点。“或论会子之弊。曰：‘这物事轻了，是诱人入于死地。若是一片白纸，也直一钱在，而今要革其弊，须得从头理会方得。＇”④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增多，而商品数量不变，则币值下跌而物价上升，即物“重”货“轻”；反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减少，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则币值上升而物价下跌。对此，朱子也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只提出了“权物轻重”说。他的学生吴必大在《语类》中记载：“必大因言：‘铁钱之轻，亦缘积年铸得多了，又只用之淮上十余郡，所以至此益贱。＇”先生遂言：“古者只是荒岁方铸钱。《周礼》所谓‘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养饥民，又可以权物之重轻。盖古人钱阙，方铸将来添。今淮上亦可且往铸数岁，候少时却铸。（次年，臣僚请罢舒、蕲鼓铸）。”⑤把货币价值的轻重与货币的数量联系起来，以为解决货币权物的轻重在于货币的数量，货币数量少，权物就重，否则就轻，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当货币加入流通的时候，它的价值是已经规定好了的。所以，货币充作价值的尺度并规定商品的价格，而不是商品的价格由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寡决定的。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先有商品价值，才有其货币表现。朱子以货币数量的多寡来权物轻重，不仅颠倒了这种关系，而且似乎否定了货币本身的价值。但货币数量增多，货币价值与其对象物的价值不等价，而出现货币的贬值，造成通货膨胀，这是朱子所看到的事实。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一《孟子一·梁惠王上》，第1218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十八《易四·乾上》，第1709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五十一《孟子一·梁惠王上》，第1220页。 ③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力行》，第228页。 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五《论语七·八佾篇》，第629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答范叔应》，《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27页。 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论语十六·述而篇》，第883页。 ⑦〔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许顺之》，《朱子全书》第22册，第1742页。 ⑧〔宋〕朱熹：《孟子集注》卷一《梁惠王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02页。 ⑨ 〔宋〕朱熹：《四书或问·论语或问卷四》，《朱子全书》第6册，第678页。 ①〔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二《里仁》，《四书章句集注》，第70页。 ②〔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二《里仁》，《四书章句集注》，第70页。 ③ 〔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四《述而》，《四书章句集注》，第97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与周参政札子》，《朱子全书》第21册，第1172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1页。 ⑥〔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劝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8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上丞相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178页。 ②〔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四书章句集注》，第49页。 ③〔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四书章句集注》，第49页。 ④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一《朱子八·论民》，第2713页。 ⑤〔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六《颜渊》，《四书章句集注》，第136—137页。 ⑥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七《离娄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第288页。 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六《学七·传十章释治国平天下》，第368页。 ①〔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八佾》，《四书章句集注》，第62页。 ②〔宋〕朱熹：《论语集注》卷四《述而》，《四书章句集注》，第102页。 ③〔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四书章句集注》，第49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周子之书·通书》，第2414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八《井田类说》，《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27页。 ⑥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八《朱子五·论治道》，第2680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八《井田类说》，《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26—3327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九《条奏经界状》，《朱子全书》第20册，第875页。 ③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第108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一《经界申诸司状》，《朱子全书》第21册，第956页。 ⑤〔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读两陈谏议遗墨》，《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81页。 ⑥〔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九《条奏经界状》，《朱子全书》第20册，第875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七《与张定叟书》，《朱子全书》第21册，第1207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一《朱子八·论民》，第2715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劝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8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24—4625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劝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8页。 ②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25页。 ③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百《劝农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25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21页。 ⑤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41页。 ①〔宋〕宋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婺州金华县社仓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77页。 ②〔宋〕宋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九《劝立社仓榜》，《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04页。 ①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钱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考94。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一《朱子八·论财》，第2722页。③〔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025页。 ①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一《朱子八·论财》，第2722页。②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一《朱子八·论财》，第2722页。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下三》，第4411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一《朱子八·论财》，第2722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一《朱子八·论财》，第2723页。